编者按：此篇文章为人民日报美术副刊主编邵建武写于1994年，主要针对1993年11月25日在广州举办的中国艺术博览会有感而发，此次艺术博会出师不利，铩羽而归，邵建武针砭时弊，深层发掘其中失利缘由。由此反观当下艺术品市场有异曲同工之处，遂再推此文，对当下亦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原载《开放》1994年第5期）

邵剑武前记：

此稿原系《美术》杂志约稿，因为“比较尖锐”而被退回，后投新华社上海分社主办的《开放》杂志发表。第二届中国艺术博览会没有邀请本记者参加，因为“批评了他们”。新华社记者的“待遇”尚且如此，可见批评性报道之艰难。

在中国，艺术博览会并不是件新鲜事，这几年来，以博览会名义进行的艺术展卖活动有好几起，但是，真正以标准的博览会形式、完整地引入市场机制进行，则是非去年（1993年）11月25日在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馆举行的中国艺术博览会莫属。

然而，首届中国艺术博览会出师不利：主办单位中国文化艺术总公司亏损几十万。参展国内外美术机构无一赢利。入场艺术家或人疲财损，铩羽而归，或邀人捧场，花钱买了一声吆喝……

难怪生发于中国艺术博览会开幕之前的议论至今依旧沸沸扬扬，贬之，褒之，亦贬亦褒之，甚或冷嘲热讽之……

首届中国艺术博览会从一开始就不到位。

一方面，她被拔高了：

主办者愿望过于良好——“博览会将荟萃中国近代及现代各类艺术之精品”，“目的为引导艺术市场，繁荣艺术创作，沟通国内外艺术交流”；

美术界人士希望值过高——“中国艺术博览会其实是世界艺术博览会的组成部分，东西方艺术正进入质的较量”。

另一方面，她又被说歪了：

俗者：“练摊去！”

雅者：“权当一次展览！”

但是，中国艺术博览会毕竟要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占有她的一席之地。中国美术有数千年的历史。在如此漫长的时间过程中，中国美术或者是民间的俚俗之作，任其自生自灭；或者是宫庭的掌玩之物，越玩越精致，越玩越干瘪；或者是文人雅士的清供之品，所谓逸笔草草是也。除了偶尔的“爱物”转让，艺术品和“买卖”、和市场曾经没有太多的关系。

清人郑板桥的“润格”虽然价码明确，其实也只是落魄艺术家的一曲调侃。扬州盐商抬起的画价充其量也只是昙花一现。

今天气宇轩昂的荣宝斋，想当年也只是窄窄的门脸，大多由伙计夹着包袱进出于豪门深宅，四处兜售。

没有破落的八旗子弟，没有扒坟盗墓之徒，就不会有当年人声鼎沸的北京厂甸，甚至也没有今天如竹笋般显露于各地的民间旧货市场。

“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中国艺术品市场或者有行无市，或者有市无行。有行无市，是因为那些艺术家多为社会闲散人员，不能让他们占领了“无产阶级的文化阵地”；有市无行，是因为这些艺术家是自己人，是战友，是同志，起码也是一个统战对象，你的就是我的，虽然我的不是你的，勿须谈钱，免俗！像齐白石那样作品有行有市的艺术家，屈指可数。

近十余年来，中国艺术品的买卖火了。可火得有些乱，有如荒郊野火。

——前店后厂，你要谁的，我造谁的，上迄唐宋，下至当今，无所不能，一人不够便多人流水作业，人力不足则以现代照相术、激光照排辅以造旧为之；

——廉价推销，批量生产，论堆沽价，成捆出口，艺术品成了旅游品，甚至成了冬储大白菜。江苏某市曾经年出口中国画十余万件，赢利折合每件作品5美元。如此败家子行径，却被识为创汇有道；

——今天一万，明天三百，甚或买一送一，能卖就行，到手是财；

——回扣招商，逃税获利，走私暴富，盗墓成风；

——产品在国内，包装在海外，孰优孰劣，洋人说了算，外商说了算。

可悲可叹的是，这些程度不一地成了各地“文化街”的寻常之景，成了各地创汇的“业绩”，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成果”，成了中国艺术品市场的“规律”。

正是为了扭转这种损人殃国的“市场行情”，正是为了培育健康的国内艺术品市场，也为了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施，文化部艺术局委托下属中国文化艺术总公司承办，中华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会、广东省文化厅、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协办首届中国艺术博览会。

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曲润海事前有言：“博览会从繁荣创作和培育艺术市场着眼，改变以往国家拨款举办艺术展览的单一方式，鼓励艺术家和美术院校、画院、画廊、美术馆等各方面共同参与。

这样既可以大体上看到中国美术的创作和人才的概貌，又可以吸引海外美术家前来交流，从而有利于中国艺术市场的培育与启动。”

中国艺术博览会因此而具备了这样一些空前的品格：

规格高——她是政府有关主管部门首次组织的大型艺术品商业活动；

手段新——她在国内首次采用国际通用方式——博览会推销艺术品，她不要国家拨款，而由承办公司投资，依靠展位费与门票等收入来运转；

规模大——她所召集的国内美术院校、画院、画廊、美术馆与国外的美术机构多达200多家，登录的展品有3000多件；

品种全——涉及的品种有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画、水粉画、书法、民间美术品与工艺美术品等。

正是这么些“高”、“新”、“大”、“全”，使这次博览会从一开始就引人注目。450个展位全部告罄后，有机构和个人报名参加明年博览会。

参展的艺术家有已故艺术大师李苦禅、卫天霖、王雪涛、郭味蕖等，老艺术家有朱屺瞻、张仃、何海霞、吴冠中等，中青年艺术家有靳尚谊、朱乃正、刘勃舒、卢沉、郭怡宗、方增先、刘大为等，旅居海外的华人艺术家有丁绍光、石虎、陈穆之等；此外还有台湾、香港、澳门和外国的一些画廊、出版社、杂志社。海外的传播媒介因此而称之为“世界艺术盛事之一”。

也正是这么些“高”、“新”、“大”、“全”有如放大器般，把其中出现的、在国内举行的其它博览会上亦不鲜见的一些现象集中了，突出了，显得格外刺眼。“高”、“新”、“大”、“全”四个褒意词在不经意间转换成了“低迷”、“杂乱”等贬意词。

这首先体现为展示水平低。除海外部分展位以外，其它展位基本没有设计思想；被内定为“精品馆”的四楼只是布置整齐而已；其它各层多为农贸市场摊位水准，杂乱无章，挤挤拥拥，有些连低档画廊都不如。而展品艺术水平的参差不齐、且以商品画占主导地位更是与主办者的初衷——“荟萃中国近代及现代各类艺术之精品”相悖。

应当肯定，参加博览会的一部分艺术家和机构的作品是能够代表其创作水准的。个人如卫天霖、陈文骥的油画静物，常青的油画风景，井士剑的抽象油画等；张仃、赵卫等的山水；方增先、刘大为、关玉良、唐勇力、戴卫、彭先诚等的人物；郭味蕖、郭怡宗、江文湛等的花鸟；蒋采萍、江宏伟等的工笔。

机构如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展区集中展示了学院部分教师的代表作；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展区则以单元形式分别展示了部分教师吴山明等人的作品；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几乎是全力以赴，展示的作品个性语言都比较突出；美国亚太艺术中心展区展示了一批华人艺术家的力作；法国乌拉尔版画艺术公司展区展出的版画作品在制作和构成等方面显示了与我国版画的明显区别，带来一股清新气息；翰墨公司展区展示了油画新生代艺术家的作品；海鸿基房地产公司展区陈列的是“93中国美术批评家提名展”的入选画家作品。

但是，这一切，都被如潮的商品画所挤挟、所掩盖，比比皆是的是一些老艺术家的应酬之作、成名艺术家的粗疏之作、未成名艺术家的急功近利之作，甚至还有对他人作品拙劣的临摹之作。

有这样一个故事：四川美术学院的一位参展的青年油画家在“看摊”之余，也到别的展位去“学习”，当他来到13号馆的一个展位时，在一大堆赝品中，他发现了自己的一件“作品”。卖赝品的摊主得知他是原作者时，没有显露丝毫的惊慌与愧色，反倒十分热情地夸赞他的画在当地如何地受欢迎，当地人是如何地喜爱买赝品等。使这位恪守“伸手不打笑脸人”古训的青年油画家不知所措，虽然他对自己的作品被仿造贱卖而不无愤慨与悲凉。

而这绝不是独一无二的，博览会工作人员曾经制止了一些赝品的展卖，如陈逸飞《夜宴》、《洵阳遗址》等作品的仿制品。但是，博览会对那些遇墙则上、沿地摊摆的低劣之作，对那些夸夸其谈、无耻自捧的招贴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自流。

博览会是商业运作，商业的竞争一靠产品的质量，二靠高明而又实事求是的宣传，艺术品的经销要遵守一般商品经销的游戏原则，且有更高的要求，也即特殊性，这就是作品的品位，否则，既不能达到推销的目地，还有损于艺术与艺术家本身，这应当是一个得到清醒认识与足够重视的特点与规律。这次中国艺术博览会所以从个人到承办单位都失利，个中原因不少，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对这个规律的轻视与忽视。

除了不要国家拨款与以往的官办展览不同外，这次博览会的运作方式与从中体现的运作意识都可以说是一如既往。

虽然，组委会成立了由一大批知名艺术家组成的艺术委员会，也确定了对参展机构与展品的审查原则，但是，组委会的忙乱与艺术委员会的虚设（艺术委员会的9位名誉主任与主任只有2位出席了开幕式，18位委员不到四分之一到了广州，而他们在广州也只是忙于自己的展位与推销，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权力，自然不能履行应尽的责任），说明审查之说真的只是一种说法，而不是一个必须履行的程序。

这就是我们在过去岁月里常见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最少是一种官商作风。人们据此认为主办单位与承办单位对这次博览会、对参展机构与艺术家没有尽到责任是有道理的。组织机构如此，参展机构与艺术家个人也是如此。参加这次博览会的人们不会感觉不到弥漫于整个展馆和整个展期急功近利的气息。

开始二天，展区里还有些清朗气象，因为无人问津，便沉不住气了，展馆里陡然杂乱起来：破口大骂者有之，大声吆喝者有之，相互攻讦者有之，撮堆打牌者有之……艺术家的清高、散淡荡然无存。这一切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中国文化人传统的“无行”之劣根性与传统小商小贩相互踩踏之劣迹的混合体。

现代化既是行为方式的现代化，更是思想意识的现代化，中国艺术与艺术家要经受住“摩菲斯特”的诱惑与打击，既要有对于艺术的献身精神，也要有对于现代商业知识的进修。

这么多机构，这么多艺术家，这么多艺术品（经组委会登录的作品3000多件，实际展卖的作品则是成十倍地放大，据保守地估计，最少有近两万件），但是，真正值得人流连的展位与作品实在是太少，艺术的天地、艺术运作的天地被艺术家与艺术经纪人自己压缩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艺术机构（艺术经纪人）的小贩派头与艺术作品的小家子气。

有不少展位与艺术家准备了宣传品，在博览会开幕头几天，这些宣传品是赠送的，后来因为艺术品卖不出去，这些宣传品便成了商品。而艺术家与艺术经纪人采取“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方式使一些已经习惯了现代商业运作方式的客商对中国艺术品的价位无从把握，与艺术经纪人的商洽没有底数。

如果说，这次中国艺术博览会体现的承办单位、参展机构与艺术家个人的思想素质、思维方式、运作手段等方面的差距令人慨叹的话，她所展示的中国艺术市场整体格局的缺损更应当引起重视。

譬如说，国内艺术家的个人所得税过高的问题（这导致了艺术品黑市的发达与博览会场外交易的活跃，有人估计，这次中国艺术博览会场内外交易的比例最少是1:3）；国内艺术品经销营业的税收问题（在这次博览会中，多数展位开具的纳税金额远远少于实际金额，这一方面是他们对组织工作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是其法制意识薄弱的一种表现）。

海外艺术品的关税与海外艺术家的个人所得税问题（中国艺术博览会要与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大趋势同步，应当取得相当于特区的某种政策，否则，海外艺术机构与艺术家只能是畏而却步）；艺术经营机构、艺术经纪人的专业化与权威化问题（艺术品经销的现代方式是代理制，让艺术家直接与客户洽谈毕竟是一桩令人尴尬的事）。

艺术批评与艺术商业的相互参与问题（艺术委员会再也不能形同虚设，中国艺术博览会要提高品位，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强化艺术审核制度）；艺术品市场的渠道沟通与地下市场的公开化问题（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的偶然性，既说明了社会对于艺术品的认可还缺少市场角度，也说明中国艺术走向世界的道路还比较漫长，中国艺术家的世界化离不开国家实力的进一步增强）。

艺术品市场各相关方面的利益分配问题（没有一个合理的利益分配原则，就不可能有一个健全的艺术品市场，现代市场的格局既是相互竞争，也是相互依托，不让别人赚钱的人，自己一定赚不到钱）等。

这些问题涉及到法律、法规、制度等方面，要在一两次活动中找到解决办法是不可能的，但是，如何总结、如何认识，如何逐步解决却是一个刻不容缓的工作。

首届中国艺术博览会是不成功的，但她无疑是历史性的。

成功了，是英雄；失败了，也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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