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美学家、艺术家蒋勋

　　6月8日，蒋勋个展“天地有大美——蒋勋的艺术人生”在上海安培洋行佳士得艺术空间举办。这是台湾作家、美学家蒋勋在大陆的首场艺术展览。本次展览以蒋勋艺术人生为线索，展出其数年来的艺术创作、手稿文件、作品朗读等。通过此展，观众可看到蒋勋50年的创作人生。

　　蒋勋1947年生于西安，成长于台湾，文化大学史学系、艺术研究所毕业。1972年，他赴法国巴黎大学艺术研究所进修，1983年创立东海大学美术系，并担任系主任。数十年，他不断推广文化与美学教育，为整个华语世界的观众与读者，带来广泛的启发。蒋勋文笔清丽、感性，出版过数本小说、散文，对艺术史、美学也有自身的研究。近几年，他以有声读物的方式，解读中国古典文学巨作及中国诗词，讲说中西方艺术史及美学。

　　蒋勋为观众导览

 

　　展览现场

　　在传播美学的同时，蒋勋也从事艺术创作。台湾的太鲁阁、淡水的风景、日出与日暮都曾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在展览序言《文人诗画》中，蒋勋 说:“文人作品常在可有可无之间，《世说新语》留下许多故事，都彷佛告诉后世，烂漫晋宋，其实是‘人’的漂亮。看到《快雪时晴》，看到《兰亭集序》，也只是想象当年，不必当真，原来也只是摹本。这也是西方论述不能懂之处。”

　　天地有大美。蒋勋用画来表达纯粹。

　　蒋勋 《乌石鼻港礁石图》 2017 水墨 设色纸本

　　对话蒋勋

　　雅昌艺术网：这次展览中，有您在池上完成的作品。您之前出版过《池上日记》，这段经历给您的创作带来哪些影响？

　　蒋勋：池上是一个6000人口的小农村，很偏远，到现在交通都不是特别方便。那里没有高中，没有大学，你要读书，就要出去。但我们到了池上，真的“吓”了一跳。第一，台北这几年的空气污染严重到不行，可池上永远是最好的空气，因为它有中央山脉挡住了台北。 第二，当地农民非常有远见，他们认为，如果要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就要走有机、走小农，走保护生态的路线。我觉得自己很惭愧，我们在都市里，其实对农村非常不了解，知识分子没帮忙，政府也没有。当地人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池上能够生存下去，并且日子越过越好。

　　从住在池上开始，我每天写日记，后来出了《池上日记》。那一年，我快70岁了，有了新的偶像，就是当地的农民。我跟着当地的梁振贤梁大哥一起去割稻，他一手抓一丛，割下来，开始算，大概100粒稻谷里有25粒是空包弹——就是说在结谷粒的时候，刚好有吹风，热度高到了40度，所以很多稻谷是焦黑的——他一算，就知道今年收成会损失三成。这些我在学校里永远学不到，农民是跟着土地学习，他们完全是用血汗在田地里体验。

　　后来，云门舞集到那边演出，所有舞者演出前要学割稻，他们觉得应该很容易。不过，早上四点，卡车就来，所有舞者都说：“怎么那么早?”对方说：“六点钟以后，太阳起来把你皮都晒裂，你哪敢割稻?”在此之前，我们不知道割稻要那么早。

　　蒋勋 《纵谷之秋》 2017 油彩 布面

　　现在，我在那儿已经四年了。我觉得我离不开那里。我刚开始画画时，画到晚上八点钟，手都放不下来，我想，应该要去吃饭了。我走唯一一条中山路，发现餐厅全都关了，我一家家敲门，人家说：“哪有这个时候来吃饭?我们都已经睡了。”当地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们现在还在过“节气”，比如，今天是芒种。他们的作息，是中国数千年文化传承下来的，我觉得，自己是重新和这些人在学。

　　另外一点，我到了那里才发现，土地是可以分享的。我们在都市里非常自私，公寓门一关，和其他人就没有来往。到了池上，我早上起来，发现怎么门口放了一堆丝瓜，一堆油菜花，一堆枇杷，我左邻右舍地问：“是谁放在我这里?”问到中午，人家说：“你真烦，台北来的对不对?”他们说：“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丝瓜，都有枇杷，过剩的放在邻居家门口。”过了几天，他们又问：“枇杷吃了没有?”我说：“还没。”他说：“看你怎么吃。”我就拿去洗，剥皮。他说：“别剥那个皮，它是最好的。”我在台北怎么敢吃枇杷的皮?所以，都市人身体怎么会好呢?他们过着最朴素的生活。这让我想到，我们应该放松地做自己，回到自身对于声音的感动，对于一朵花的感动。

　　蒋勋的这幅自画像是本次展览中的第一件作品 创作于1992年

　　雅昌艺术网：所以这次的作品也很质朴，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艺术启蒙吧。

　　蒋勋：一个创作者，如果他进入美术学院的美术系，就会有一个正规的学习的过程。我完全不是这样，所以很难说从何时开始。但不晓得大家是不是也这样——在华人世界，很多小孩在四、五岁都会跟着家人读唐诗、读宋词，再大一些临帖柳公权、颜真卿。这算不上系统的艺术教养，但基础教育就是这么顺理成章地起来的。

　　到了中学时候体会到喜欢画画这件事。我在数学课本上画了很多“小人头”，被同学看到，班级出版报，会被他们“抓去”。喜欢画画不是要做画家，其实是一种在成长的过程中的表达。有人写字、有人画画，有人唱歌，都是为了表达。这就是“天地有大美”的开始。

　　当时，台湾设立“民众文化服务站”，官方为鼓励公众喜欢文化，开设一些插花班、书法班，是不要交学费的。我在那里认识了溥心畲的大弟子萧一苇——他很低调，不是特别出名，现在大家还不太知道他。当时，他的学生都比较大，只有我一个中学一年级生。我和他说：“我喜欢画画。”他回：“你喜欢画画，就先做两件事，一是背《古文观止》，二是写小楷。”现在想来，华人世界里，民间就有这些学习的过程，这或许就是“启蒙”。

　　后来，大概因为年纪小，觉得背诵古文有点烦，每天写小楷也太死板，我就找了另一位老师——岭南画派的陈瑞康。那时，陈瑞康带着我们画公鸡、大牡丹花，我就是这样慢慢起步的。

　　蒋勋画的加缪人像

　　雅昌艺术网：您的第一件作品是什么？

　　蒋勋：我在高中时，开始对“西方”感兴趣。这次展览中，有一张“破破烂烂”的、纸都发黄的加缪人像。加缪是我高中到大学时期的偶像，我读他的《异乡人》和《鼠疫》，真的很感动。怎么会有一个人，把人性、孤独、叛逆表达得那么好。于是，我照着他的照片画了一张人像，我当然不会觉得那是“作品”，我就用胶带贴在书桌的墙上，一直没有动过他。直到最近，有人和我说，这张画都50年了，应该把它裱起来。于是装了框，拿到佳士得。这是这张画第一次公开展览，它不是作品，是一个文青，在他成长过程中自己的孤独和苦闷，留下来的一个记录。

　　蒋勋作品 青埂峯下一別 2017 水墨 设色纸本

　　雅昌艺术网：您前面提到，在高中时期开始对西方艺术感兴趣。而在五十年代末，台湾的“五月画会”曾提出“全盘西化”，这些艺术前辈的理论和实践，是否给您带来影响？

　　蒋勋：现在，有个地方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在南海路和泉州路交叉口，曾经有个美国新闻处，它是美国新闻总署派在台湾的文化机构。我们那个时代很苦闷，西方的艺术文化很难在台湾看到——音乐会听不到，舞蹈也看不到。后来我发现，很多和我同龄的朋友都是通过当时的美国新闻处的书籍、录音带和老式唱片接触了西方的艺术，可是这是美国挑选的——我们当时很天真，没有意识到那里是个文宣机构，是来宣传美国文化的。所以，有朋友在那里看到玛莎·葛兰姆的舞蹈录影带，或是美国抽象表现主义，比如波洛克、德·库宁的艺术。

　　当时，台湾只有一个美术系，就是台湾师范大学的美术系，它是非常保守的。比如，美术系系主任黄君璧是要临画稿的，他不推崇创作。刘国松那时就是他的学生，包括刘国松在内，有一批人比较“叛逆”。他们比我大十岁，更早地接触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试图把中国原有的山水泼墨把抽象语言结合起来，从而创造一个风潮。后来，他因洛克菲勒叁世基金会去了美国，近几年才回来。

　　我当时对这些很着迷，也跟着他们看展览。但我现在会想，这一类艺术为什么没有在台湾生根，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我没有下结论。当一个文化去接受另一个文化，如何在自己的脚跟下去吸收，和放弃脚跟去迎合另一个流派，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五月画会”和“东方画会”将来在台湾如何定位，是更有趣的问题，相信不久以后会有更多人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我个人认为，拿中国泼墨去结合抽象表现艺术，在美国的影响力要高于它的发源地台湾，虽然“五月画会”的艺术家们现在回来了，但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对象”是在美国。

　　战后艺术里，我个人觉得席德进的艺术值得好好研究。他从杭州美专到台湾，也碰过一些“波普”，但马上又回来了。我认为他始终在真正用自己的方法观看人像和台湾的山水。他在晚年用类似水彩的方式画了很多台湾的风景。有趣的是，历史很短，我们明明已经到很当代的(时期)，却还不能完全定位这些艺术家。

 

 

　　蒋勋所作花卉作品

　　雅昌艺术网：这次展览中有几幅静物花卉，造型上有几分常玉的意味。

　　蒋勋：我受到他很大的影响，但其实我很大的一部分花卉作品比较“富裕”，色彩很强烈，不那么常玉风。可能因为我没有常玉那么苦，他是真的很苦——那种压抑、寂寞、活不下去的悲凉，化为冷冷的几个黑线条。

　　1920年代，徐悲鸿、潘玉良、常玉都在巴黎生活过。他们三人选择的路完全不一样：徐悲鸿非常认真地进入巴黎艺术学院，他放掉东方所学，临摹大师原作、画石膏像、画人体模特，据说巴黎国立美术学院至今保留着他的素描。常玉就是“纨绔子弟”，出身在四川的家庭，拿着很大一笔钱去巴黎打网球，还发明了“乒乓网球”，他交女友，恋爱不断。常玉不像徐悲鸿喜欢学院派，他喜欢马蒂斯，这和他个性也有关。关于潘玉良，我觉得她的重要性可能还没有完全被发现，将来，华人的女性主义一定会提到潘玉良，她值得被人好好研究。

　　我很幸运的是，我在去欧洲之前，曾在台北历史博物馆看到了常玉最后一批画。常玉晚年在巴黎穷途潦倒，画卖不出去，生活不下去，最后连女朋友也交不到。他很痛苦的时候，台湾当时教育部部长黄季陆到巴黎慰劳侨胞时，遇到了同乡常玉，私底下拨了一笔钱，让他去台湾办了个展。我觉得很有趣，常玉从来没去过台湾，但是他最好的一批画到了台湾。常玉的画令人感动，因为它不只是受东方文化影响出来的作品，也伴随常玉高度的孤独感，还有那些黑色的线条，那当然跟书法有关。

　　蒋勋作品 梦里青春可得追 1996

　　蒋勋作品 岛屿青年 1994

　　雅昌艺术网：上世纪八十年代，您曾是东海大学美术系系主任，您的教学主张是？

　　蒋勋：我是1983年接任东海大学美术系系主任，对我来说，那是一个意外，因为我自己一直不喜欢做行政工作。当时，我们有一波人好朋友，会“骂”官方体制的美术系，把会画画的人都教得不会画了。有一天，东海大学校长就来找我，说要成立美术系，要我做系主任。我就打电话问楚哥说：“怎么会找到我?”楚哥说“本来不是找你，是找我。”可是他当时生病了，就和我说：“我们每天在‘骂人’，现在体制要你做了，就代我做一做。”结果，那家伙活了很久，也没见他来接，我就做了17年。

　　现在，台中的亚洲大学正在办一个我和17位学生的联展。三十年过去，他们有的画非常工笔的佛像，有的用磁悬浮的理论做装置艺术，这也是我一直的主张——作为系主任，我不应该主导美术系的方向，应该让每个学生可能都有他走的不同的路线。

　　记得当时，我开一门材料课，让学生认识各种材料，比如水墨、油画、版画、摄影、装置，其中有一个叫胶彩画。

　　胶彩画原来叫东洋画，日本当时希望它取代原有的水墨系统，这其中涉及到政治问题。有个著名的事件是“台展三少”：1927年，第一届台湾美术展览会上，郭雪湖、陈进、林玉山成为东洋画部仅入选的三位台湾人画家。后来，日军败北后，东洋画就“废了”，成了溥心畲、黄君璧等人新系统。你会发现，艺术史不仅仅是艺术史，它一直没有办法有非常强的主导力量。

　　所以，我接了系主任后，知道台中有一位非常好的胶彩画家，名叫林之助。我去拜访他说：“我们希望开个东洋画，把这种艺术传下去。”后来，我心想，东洋画可能不被允许，就叫“胶彩”。实际上，我被拒绝了三次，直到他说：“蒋主任，你下山三次，我答应你教三年”。所以我一直有一个信任，我相信美可以克服很多人跟人的敌对关系，最后你会发现，一个人真的是对美有信仰的时候，很多在现实里面的对立隔阂其实会解除掉。林老师真的帮了我很大的忙，以他那样的身份，他根本可以不要出来，他家很有钱，他也不图名，也不图利，不在乎那一点薪水。他真的是想把这门艺术传下去。所以，台湾现在所有大学的胶彩画都是从东海开始的。

　　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说，从业文化工作的人，必须有很大的觉醒，你要尽努力地做文化里的事，而不要受到很多干预。当然，也有不得已的时候，我不敢说要“抛头颅、洒热血”，而是有些艺术，不传下来，就可惜了。我总记得鲁迅说的那句：放他们到光明、宽阔的地方去吧。

　　蒋勋作品 猫 2018

　　雅昌艺术网：最后聊聊您的艺术美学。

　　蒋勋：西方是很少有“长卷”的。我第一次去巴黎罗浮宫，才意识到什么叫东方美学。西方人画的基准是透视法，他们总是在找结构，找透视。但东方人总是游山玩水，到家以后靠着回忆来画画，于是成了立轴和长卷。如果不在巴黎，我不会有比较。这里面没有好和不好，但感受到了差异性。漫长历史上，经济、政治、战争都有可能毁掉艺术，而我们能不能努力，让美的东西不在历史上消失?于是，我开始做“比较的美术史”，希望能在二十一世纪，能让更多人在东方找到美学自信：为什么西方选择了布?为什么宋代选择纸?为什么西方选择油?东方选择了水?这都是大问题。我们如何看待不同的民族，在不同时代输出自己的文化?如果这一代还没有找到答案，那下一代，我们要找到亚洲、东方自己存在的价值。

　　雅昌艺术网：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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