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柏拉图曾试图给“美”一个永恒完整的定义：“美是有用的”“美是恰当的”“美乃视觉和听觉所生的快感”等。一次次对美的概念的界定，乍看恰当，再品又觉片面，经反复推敲又一再推翻，周而复始，最终柏拉图找不出准确的语言定义“美”，只能无奈地概括为：“美是难的”。

　　关于美，不应悬置在一个孤立静止的语境中谈其本质、属性及内在关系，更不能机械地认定“美是客观的”或者“审美是主观的”美学论断，否则永远跳不出二元对立的逻辑思维定式和理论分析模式。

　　美究竟是什么？首先，美是客观的吗？美乃人类对世界的意象感知。因美在感知中，毕加索曾说：“我是依我所想来画对象，而不是依我所见来画的。”美亦在“情景”中。正如庄子所言：“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人与“情景”互生互存，交融亲和，“情景”并非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实在，而人也非独立于宇宙之外的所谓主体。因此，当人与天、地、宇宙融为一体时，在恰当的“情景”中，美即闪现出来。

　　美在感知中，亦在情景中。美属于一种意象，而审美是种境界。所谓“意”，即人的精神维度观照的意象思维，当美在“意”中，人可感知到模糊的、不确定的、稍纵即逝的、瞬息万变的抽象之美，诸如观念艺术、互动艺术、虚拟艺术等艺术样式借助抽象之意与受众发生关系。所谓“象”，即“情景”的物理维度观照的具象思维，当美在“象”中，艺术家可捕捉到可视、可听、可触、可品的形象之美，造型艺术、影像艺术、戏剧艺术等在“象”中与受众产生共鸣。可见，美具有“意”和“象”双向性，当美在意象之中流动并闪现，艺术家便进入“物我两忘”的创作之境。

　　艺术作品的最终归宿是对美的表现与关注，如果离开了美，失去审美价值，也就不能称之为艺术了。艺术作品只有注入人类情感，才能赋予生命。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造时倾注了大量的情感，并将这些情感浓缩在作品的细节中，转化成可见之形、可闻之音、可品之味、可触之态，与欣赏者实现精神维度的互动与交融，随之悲，随之喜，实现情感的共鸣和感知的升华。

　　艺术作品的价值贵在情感，而审美价值存在于——人（艺术家、受众）、艺术作品（艺术家的作品和受众感知的作品）和宇宙（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艺术三要素之中，当三者在一个共同的维度，且美在意象之中流动并引发情感共鸣，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才真正得以实现。“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郑板桥的“三竹说”反映了艺术创造中人、自然和作品之间的这种审美互动。美的闪现，美的感知，美的捕捉，美的体悟，皆在“物化”的意象中完成，并且通过艺术家之手、以笔墨的形式落实到纸面上。当美在“意”中，美是流动的、不确定的、难以捕捉的，它需要艺术家和宇宙的情感交流和精神感应，将抽象之美在意念中不断强化，浓缩于心中，通过艺术家个人的审美修为，将无形之“美”落实成“象”，使之成为可视、可听、可触、可品的有形之态。可见，情感性的意象思维贯穿于艺术创造、艺术表现和艺术欣赏的全过程，而艺术作品承载着将意象思维转化成形象思维，将无形之美转化为有形之美的价值属性。

　　《庄子·大宗师》中曰：伟哉造化！这“造化”乃意象之境，而非客观自然，是一个边界模糊、多意、饱含生命涌动的“世界”。在造化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之物充满灵性和情感，而人类在与宇宙的感应中，一旦进入“物我两忘”的状态，各种各样的审美情感便应运而生：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时而喜悦，时而悲伤；时而宁静，时而激荡……

　　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具有超越性和观照性的内在属性。首先，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超越文化、历史，超越时代，甚至超越生命。审美价值的超越性成就了艺术作品的永恒生命，诸如王羲之的《兰亭序》、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梵高的《星空》等伟大的艺术作品。其次，艺术作品审美价值的观照属性体现在对真、善、美的表现等。

　　判断艺术作品审美价值的标准和尺度是错综复杂的。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存在层次上的差异，有高低之分，有雅俗之别。例如，在中国古典艺术文论中就存在神品、妙品、能品的层次分别。对于艺术作品审美价值的衡量，也很难确立统一的尺度。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人给出的结果千差万别。例如，吴冠中先生的江南水乡系列水墨绘画作品，欣赏的人认为他突破了传统中国画“笔墨”的禁锢，融入了西方绘画的色彩和构成元素，乃大创新；也有人认为其水墨作品完全丢失了中国传统水墨的笔法和神韵，过分追求形式，画面轻飘，不耐品味。可见，对于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的评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衡量的尺度和标准难以统一。

　　标准难以统一并不会弱化审美的重要性。杜夫海纳说：“审美经验揭示了人类与世界的最深刻和最亲密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立足中国文化，以中华美学传统为核心，汲取中西美学精华，让中华美学精神在今天释放其巨大的包容力和生命力，既应和时代的呼唤，也契合国人美好的精神需求。

　　《 人民日报 》（ 2018年05月27日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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