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和学生讲：一个中国人，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中国的文学，假使要被困难吓倒，真不免过于脆弱了。研究学问，向科学进军，第一步最要紧的就是要有勇气和决心，不向困难低头。第二步，解决这个困难的办法，就是要抓紧时间，做时间的主人。

　　郭绍虞出身于苏州的一户书香之家。在父亲的熏陶下，他酷爱学习，入读蒙养义塾，执教的陆尹甫、陆雨庵两位老师学养丰富。郭绍虞在二陆指导下苦读诗书，打下了受用一生的文学基础。

　　小学毕业后，郭绍虞上了苏州土木工程学校。在校的两年中，他显示出自己的文学水准和当编辑的潜质。他组织同学写稿，连续刊印了数期《嘤鸣杂志》。然而，郭绍虞还是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这让他认识到学习的重要。不管是居家还是在学校，郭绍虞都手不释卷地阅读并写下详细的笔记。这一良好的习惯陪伴他终身。

　　1913年7月，郭绍虞在《申报》上看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尚公小学招聘教员。他按时前往应聘，很顺利地通过笔试和面试，成为尚公小学的教员。此时的郭绍虞虽然地位不高，但商务印书馆内的东方图书馆对他敞开了大门。他利用东方图书馆的藏书刻苦自学，并开始了学术研究活动，先后著有《清诗评注读本》、《战国策评注》（1916年），《中国体育史》（1920年）等。郭绍虞还写新诗写评论向杂志投稿。他的这些有感而发的诗文受到了社会的好评。

　　郭绍虞勤奋好学，由于他下笔不凡，引起了茅盾的注意。1919年，经茅盾推荐，郭绍虞应聘担任《晨报》副刊的特约撰稿人，来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的北平。在研究、写作与观察社会的同时，他感到学养不足，遂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作旁听生，并加入新潮社。他发奋学习英、日、德三种外文，先后翻译了小路实笃、圣西门、傅立叶、拜伦、莎士比亚等名家的作品。特别是他翻译的《马克思年表》，在《晨报》上刊载后影响很大。

　　1921年元旦，郭绍虞与郑振铎、王统照、沈雁冰、叶圣陶等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从事新诗、散文创作及学术研究方面的活动。这年秋天，他经亦师亦友的胡适、顾颉刚推荐，到福州任协和大学国文系主任兼教授。郭绍虞是有大志向的人，他先后在福州协和大学、济南第一师范学校、开封中州大学、武昌中山大学任教。1927年起，郭绍虞在北京燕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4年，这是他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时期。1934年，郭绍虞花了8年时间研究写作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据此他成为知名教授。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郭绍虞坚守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被日伪占领。考虑到郭绍虞的社会知名度，日伪当局强迫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郭绍虞因拒绝而被关押两天。获释后，他如《最后一课》中的那位老师，在燕京大学讲坛上上了最后一课，以苏白官话朗读了《诗经·黍离》：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

　　《诗经·黍离》是一首古代流浪者之歌，然而充溢着爱的人文情怀。郭绍虞念毕满座泣泪。次日，他毅然携眷南下，踏上了国破家亡之时的流浪之路。郭绍虞虽然生活陷于困顿，但不忘学者本色。这一时期，他主要从事语文研究的学术活动，著有《语文通论》及其续编。1945年抗战胜利后，郭绍虞参加了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大学教授联谊会，任同济大学教授联谊会分会主任，在险恶的环境中，他仍伏案著书。

　　1949年后，郭绍虞这才真正迎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

　　1950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同济大学文学院并入复旦大学后，郭绍虞到复旦大学任教，先后任中文系教授兼主任、图书馆馆长、文学研究室主任等职。他成为复旦大学唯一的一级教授。此外，他还担任了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上海文学研究所所长、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社会职务。除兼任《辞海》副主编、《上海文学》编委等职，1962年郭绍虞主编了《中国历代文论选》。由于他在批评史研究中的卓越建树和杰出贡献，1979年3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成立时，他被推选为会长。

　　郭绍虞主要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古代文论、汉语语法修辞及文字训沽等学科的建设及理论研究。他的研究特色是语言文字与文学的联系极为密切，把语言作为文学的表达手段来研究，这在他的几乎全部语言学著作中都为明显的特征。

　　郭绍虞在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谚语研究；汉语音节、文字与文学语言的关系；汉字字体的演变；方位词、虚词等。《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上、下册）是他的语法理论代表作。郭绍虞对汉字字体也有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中《草体在字体演变上的关系》探讨了汉字字体演变的规律。他认为便于认识和书写是文字演变的重要原则。文字演变的最后目的就是要减少认识和书写之间的矛盾，并特别强调了尚简的草体在字体演变中的关键作用。

　　对于治学，郭绍虞认为要有两性：一是记性，二是悟性。记性帮助学习，悟性帮助思考。只学不思，是死读书。学而能思，是活读书。以勤补拙是他治学的秘诀，正是靠着这种自觉的刻苦和勤奋，通过自学，他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仰慕不止的业绩。

　　郭绍虞认为研究中国的古典文学和语言文字，还有一些自学者应当注意的：第一，掌握语言文字的工具。语言文字是研究学问的重要工具，多通一种语言文字就多一种工具。语言文字的训练，在入门阶段固然需要人教，但有了相当基础后，也就可以自学。第二，多浏览各方面的古籍，不要设定局限。由于中国悠久的文化，书籍当然很多，初学之时，不要先束缚于一个小天地中，只想做某一方面的专家。事实上，基础愈广愈好，而真是研究某一问题也要其他方面的启发。因此，求知欲要强一些，先使自己有多方面的兴趣，然后才可以发现自己最适宜研究的工作。

　　郭绍虞学问虽好，但口才却实在不怎样。他给学生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时，慕名而来者很多，一间梯形教室都挤满了。那时蒋孔阳还是个青年教师，自愿参与辅导，阵势很为壮观。然而郭绍虞讲课时，满口苏白的口头语“在咕，在咕”总是讲不清楚。再加上他自己所说的“中气不足”，声音轻微，教学效果并不好。听他的课，远不如看他的书来劲。郭绍虞虽然是语言学家，文章也写得极其规范，但讲话却常常既不合语法，也不讲修辞。同学调皮，经常学他在迎新会上所讲的一句话：“我们今天欢迎新伙伴，我们大家一起来伙伴。”可见他并无即席讲话之才。人非圣者，郭绍虞虽然有此短处，但因为他学问大，对人好，所以无损于威信。

　　郭绍虞在书法艺术方面功底也很深。书法可谓家学渊源，五世祖根梅公就以书法著称。父亲鲁卿公也写得一手好字。郭绍虞对家传手迹、名家墨宝常常凝神品味，提笔模拟以体会其精髓。有评论说白石老人的书画愈老愈辣，郭绍虞的字则愈晚愈秀，这是一家之言。他不仅善于书法，而且精通书法理论。20世纪30年代，鲁迅和郑振铎合编了《北平笺谱》，特请沈尹默题写书名，郭绍虞手书序文，成就了书坛一则佳话。后来他又写了《从书体中窥测字体的演变》等十余篇论文，以阐述自己对汉字音形义的认识。

　　对青少年学书法，郭绍虞也有一套见解——以临习正楷和行书为主。正楷方面，他觉得欧体险劲过之，似不宜初学。虞世南、褚遂良的字体既沉厚稳重，又流动顾盼，是临写的范本。行书可学苏轼、黄庭坚和米芾的字帖。然米字点画跳荡，切不可沾染其习气。他最反对有些人不重基本功，书写怪奇之体，眩人耳目。

　　郭绍虞极力主张对青少年要加强书法教育，同时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当起孩子们的书法启蒙教师。邻居家爱好书法的孩子上门请教，他总是悉心指导。后来他体力日衰，双手颤抖，但仍坚持作书。后人回忆，他将一根竹竿悬在天花板下，竹竿下再挂一塑料圆圈，将右手伸进圈内以稳定腕力，然后握管作书。

　　郭绍虞的书法彰显的是学者的严谨和文人书法的雅逸。

　　郭绍虞主要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语言学、音韵学、训诂学、书法理论等方面的研究。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沧浪诗话校释》、《宋诗话考》、《宋诗话辑佚》。郭绍虞以照隅室作为斋名，晚年刊印有《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照隅室杂著》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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