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运甫之子怀念父亲:在艺术上从不保守
2017年12月13日天气晴朗。我们陪着父亲的灵车悄悄地驶进清华园,让他最后一次回到他心爱的学校,和他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告别。按照父亲生前的习惯,我们没有打扰任何人,静静地穿过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和清华大学主楼。父亲喜欢为大家做事,但是从不愿意麻烦别人。如果必须要麻烦大家,他最想得到大家直率的批评。记得2004 年, 他在中国美术馆“袁运甫教授五十年艺术回顾展”开幕式上说:“我鼓起勇气做这个展览,就是想为自己准备一条鞭子,请大家用它来抽打我,让我警醒。”
父亲希望尽可能多的听到大家的批评和建议,但是他从不吝惜对别人的赞美。他每每有机会就要大讲他的老师如:张光宇、张仃、庞薰琹、卫天霖、祝大年、董希文、彦涵等,很少谈到他自己。我有好几次在为他举办的个人画展上,应媒体的要求组织对他采访,结果亦是如此,我甚至还为此和他生了气。事后他对我说:“我还有很多时间谈自己,可是现在社会上对那些老先生太不公平了,太少人理解他们了。他们又没法为自己讲话了,我要为他们多说两句。”
袁运甫先生最后回到清华大学艺术博艺馆
父亲的为人就是如此,他的心里就是他的老师和学生。所有人都知道,他爱才并不拘一格。有太多的例子被同学们编成小段子在学院里传颂,但我从没有从他自己嘴里听到过。像现清华美院壁画专业主任郗海飞教授当年考研究生,他报名的是中央美院,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被录取。父亲没有门户之见,他知道郗海飞的才华,决定破例从美院把他的考试成绩调过来审查,予以录取。
还有,一个不相识考生因为文化课分数不够,担心上不了学,在学院走廊里遇到父亲。父亲听说他前年考央美专业分数第一,去年考戏剧学院专业成绩第五,今年考工艺美院专业课还是名列前茅,就认定他会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当时就拉他去招生办求情希望录取。尽管该考生的愿望最终未能如愿,但父亲的鼓励和认可,让他感佩终生。
父亲对在校工作的老师们亦如此。他的学生杜大恺先生在申报教授职位的时候恰好不在北京,父亲就模仿他的叙事笔调,在家中为他填写个人申报表,一行行密密麻麻的小字记录了杜大恺出色的学术业绩。事后父亲私下不无得意的对我表示,他对所有人的优点和成绩都如数家珍。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这些悄悄的作为和担当,让父亲的形象在校园内形成一种正能量,它汇入了今天清华美院唯才是举的优良传统中并不断发扬光大!
父亲不仅是一个好心人,他更是个胸怀天下的艺术家。在首都北京举世闻名的东长安大街上,父亲的大作一幅幅见证着历史的进步与变迁。在长安街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四周,他的作品在广场南侧的毛主席纪念堂北大厅有巨幅壁毯《祖国大地》(与黄永玉合作)、纪念堂檐下的浮雕《花环》,在西侧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有壁画《长江万里图》、金色大厅序厅《千里江山图》、山东厅《泰山揽胜》、香港厅《荷风香远》;在东侧的国家博物馆和北侧的故宫博物院,父亲分别于2015年和2012年举办个人画展,并有一大批重要的代表作入藏这两座国家艺术殿堂。在广场东南侧的太庙有父亲任艺术总设计创制的国家千年庆典礼器《中华和钟》。
另外,他宏大规模的壁画、绘画作品在西长安街的国家大剧院、京西宾馆、中华世纪坛、燕京饭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东长安街的北京饭店、中国社会科学院、建国门地铁站、国际俱乐部和建国饭店等,向世人展示了文明、开放的现代中国的新形象。
自改革开放以来,他承担了许多国家重要艺术工程的重任,它们包括: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文史馆、国家安全部、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中国驻美国大使官邸、2008北京奥运会、全国工商联等大型公共艺术创作。这一大批作品问世,使父亲被誉为共和国艺术形象重要的诠释者。
父亲这些作品从不采用生硬说教的表现形式,他将历史、传统审美精神和现实政治的主张很好的联系起来,用艺术和社会对话,引导积极进步的审美意识,用公共艺术来推动了社会的健康发展。他身体力行,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为社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继往开来——历史足迹与走向未来》 壁画设计稿(局部)
太庙《中华和钟》局部
壁画《巴山蜀水》实景图(1979年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340×1800cm)丙烯重彩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壁画《长江万里图》环境
中华世纪坛世纪大厅金柱(作者:袁运甫 尺寸:大金柱Φ580×500cm 小金柱Φ100×500cm×8个)
1972年,他为新建的北京饭店创作大型壁画稿《长江万里图》,这一融传统长卷画特点并极具现实性的鸿篇巨制,超越了时代的规制、藩篱,被打入冷宫,直至改革开放以后,才又以壁画的形式重见天日。该作品于2012年入藏故宫博物院,2015年由中国邮政作为邮票在全国发行。1979年他参与了机场壁画运动的组织工作并创作了壁画《巴山蜀水》,机场壁画群的落成被认为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在文艺领域的标志。
近几十年来,他还分别为首都机场第二航站楼、尼泊尔议会大厦、北京世界公园、桂林七星公园、西山公园、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通港、南通中学等地创作了许多大型公共壁画作品,这些代表时代精神的标志性作品,践行了他“艺术为社会服务,艺术也可以改变社会”的伟大理想。
父亲是中国世纪之交最重要的画家之一。他的绘画注重色彩的表现力,将印象主义绘画色彩和中国传统、民间艺术色彩学相融合,开创性的展现了中国现代色彩表达的审美魅力。他积极学习西方近现代绘画发展的经验,但又不满足于这些历史经验所呈现的审美情感。天然的本土化意识,让他的绘画从现代学院西式绘画的潮流中游离出来,形成了与众不同的中国现代色彩表达审美风范。他在艺术上从不保守,讲求创造的重要性。记得他画水粉画时,为了让笔触更有表现力,常常喜欢用几乎被磨秃了并带着铁皮的油画笔,沾上颜色在纸面上留下干枯的线条,非常有力且有弹性。在表现工业题材的时候,他经常用焊条来代替尺子,将非常难表现的如高压线杆,输油、气管道等景物,画的既生动又帅气,这样的笔法在传统绘画中是看不到的,是独具现代气息的绘画手段。
自上世纪中期起,他潜心于水墨、彩墨画研究。他以墨为基础,彩为载体,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笔墨技巧和现代艺术的空间、光影的表现方法相结合,展现了风格独特的现代水墨画艺术。他勇于革新,主张笔墨当随时代,与时俱进。父亲最喜欢宋元绘画,他以为宋元绘画中对事物情景的深入描绘,让绘画精神内涵的表达更有深度,更具魅力。所以他下苦功夫,在自然景物中寻找可依托的情感,深入描绘、追寻那存在于表象内部的真情。他不断求新求变革,如他的作品《玉兰花开》、《拙政园》、《雪晴》、《唐榆夜色》等,试图去改变近百年来水墨画界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积习,他祈望传统艺术的文化精神在现代化的今天得以重生。在近代水墨画改良运动中,他努力推进传统文人画至现代艺术的演进;在现代色彩学介入传统水墨实践中,他是走得最远的重要艺术家之一。
父亲是新中国艺术教育发展进程的重要参与者、见证者。他几十年如一日,为人师表,桃李满天下。在艺术教育上,他从不保守,重视教学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用大美术观来摒弃传统学术近亲繁殖的艺术教育旧模式。他强调素质教育、通才教育,要求打破专业壁垒。在他的课堂上,学生被鼓励运用不同的工艺材料去创作新样式、新思想。
1978年袁运甫与刘力上带王玉良、王敏等学生在山东写生
1983年袁运甫聘请姚庆章、刘国松、李茂宗等台湾美术家来工艺美院讲学
全系师生陪同外教刘国松、姚庆章、李茂宗等先生合影于中央工艺美院教学楼前
他曾请民间艺人上课堂,也邀世界名师来讲学,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主政的装饰艺术系曾聘请了诸多外教给同学们上课,如来自台湾的美籍画家姚庆章、刘国松、李茂宗等,还有有皮特.桑德斯(RETER STROUD)、托尼.尼克拉(ANTHONY NICOLI)、茹斯.高 (RUTH GAO)、菲德莱克.布朗 (FREDERICK BROWN)等著名艺术家、教授。在当时这样的做法是需要胆识,甚至是有风险的。但父亲为艺术,为学生,可以无所畏惧。父亲特别重视艺术教育中的艺术理论学习。
90年代中期,他发现学习艺术专业的同学存在文化知识储备相对不足的状况,他就呼吁相关机构开设以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相结合的博士学位学制。1998年,父亲在全国美术学科中率先招收“公共艺术理论与批评”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据他的首位博士生翁剑青(现北京大学教授)回忆:“袁先生和我说过多次,历史上很多画论的作者都是画家,只有具备那样的理论高度,才能出现有深度的艺术家啊!”其后他又拓展了理论与创作实践並重的博士生教育,并使之成为全方位艺术教育中的高端序列。
父亲的艺术道路和艺术思想内核中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世界性、本土性及公共性文化内涵,这使他具有历史的高度去认知文明发展的节奏,诚恳面对现实中的一切困难。他脚踏实地的解决问题,从不怨天尤人。他以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感动并带动着周围的一大批精英同道,为社会进步的伟大梦想而劳作。 他不是一个人的奋斗,他是“清华美术学群”理念的代表,是这个伟大时代的见证!
2017 年12 月24 日于望山居
2018 年1 月13 日修订
(作者:袁加 系袁运甫先生的儿子、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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