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荡写生图(国画） 49×179厘米 1961年 潘天寿

　　石涛诗云（国画） 68×45.5厘米 1979年 李可染

　　北平和平解放（国画） 277×140厘米 1959年 叶浅予

　　喜讯（版画） 30.3×20.3厘米 1940年代 李桦

　　巨木赞（国画） 94×440厘米 1981年 张仃

 

　　20世纪的中国美术充满了反思、批判、变革与创新。自然，我国美术史上最具有革新精神和爱国情怀的艺术大家也都出自这个时代，他们的名字不仅为美术界敬仰，亦为普通人所熟知。刚刚过去的2017年恰逢著名美术家潘天寿诞辰120周年，李桦、李可染、叶浅予诞辰110周年，张仃诞辰100周年，包括展览在内的各种纪念活动从年初延续到年尾。为了追忆和缅怀五位先生，中国文联、中国美协日前举办“纪念潘天寿、李桦、李可染、叶浅予、张仃百年诞辰座谈会”，众多美术家和五位先生的亲属、老友、学生共同追忆前贤，力图从他们的艺术人生中再次获取精神的养分，使迈向新时代的步伐更加稳健有力。

　　家国情怀

　　始终坚守中华立场

　　回顾五位先生的一生，不难发现，他们都生于忧患——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走来，经历过山河破碎和民族危难，目睹过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但在艰难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始终以国家为重，与民族同胞坚定地站在一起，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以笔代枪，积极投身于救国救民的运动以及中国美术建设的洪流之中，不仅在那个时代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艺术之声，更为后世树立了楷模。

　　“任何艺术创作都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一个有抱负、有担当的艺术家总是把自己的创作与国家、民族的需要，与社会和人民的需求紧密相连。”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徐里表示，五位先生以及那一代美术家的一生，始终响应着国家民族的需要与召唤，以坚定的信仰和矢志不渝的精神，在岁月的浪沙中淘炼艺术的真金，无论任何艰难困苦，他们从未放弃对信仰的坚持，从未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从未停下与时代共进的脚步。他们对中华民族充满信心，对中国文化充满信心。

　　五位艺术家的探索变革始终建立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基础上。在上世纪民族美术发展面临各种矛盾和碰撞之时，他们准确地把握好了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既对民族文化坚定认同高度自觉，又为中国传统美术的改革创新竭尽全力，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个时期除去艺术家的身份，他们首先是革命家和社会文化的引领者，他们用艺术引导人民，表现普通人民，也为人民发声。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认为这个“人民”一方面是个人，另一方面代表整个中华民族。“通过刻画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奋斗的劳动者和战士，在民族和个人之间建立起通畅的联系，也正因如此，他们的创作有着永恒的生命力。”

　　五位先生作为中国人、中国的艺术家，他们始终没有忘了自己的根。“在今天，面对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面对不同文化的相互激荡，我们也应当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彰显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文化创新成果，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左中一强调。

　　推陈出新

　　成就现代美术史高峰

　　作为中国美术事业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他们在各自艺术上的杰出成就创造了中国现代美术史的高峰，树立了不朽的丰碑。五位美术大师都是勇于探索和创造的典范，他们的艺术成就无一不是推陈出新、与时俱进的结果。

　　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面临着新与旧的矛盾，中西文化产生着激烈碰撞的时候，潘天寿首先明确了发展方向，提出“中西绘画拉开距离”，通过创造性地转换传统艺术手法和画面表现，创作了一大批彰显中华民族伟大气魄和精神气质的作品；作为新中国版画界的前辈先师，李桦先知、先觉、先行，在版画教学、创作、展览、文献、出版等各个方面积极推动了中国版画事业发展；李可染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为祖国山河立传”，以壮阔而生动的写生方式打开中国山水画的革新之路；叶浅予的漫画代表作品，将人民的理想信念团结在一起，充分发挥左翼文化先锋的积极作用，同时，他还在服装设计、舞台设计、摄影艺术等领域成为先驱，后期致力于中国画创作，以其突出的速写和舞蹈人物画在现代美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张仃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参与各种美术创作和组织领导工作，完成了一系列新中国国家形象的艺术创作和设计，既是壁画艺术复兴的旗手，又是现代焦墨山水画的代表。

　　也正是这种艺术多面手的角色，帮助他们打通贯穿从传统到当代、从东方到西方的宽阔道路。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薛永年认为，五位先生的另一个共性是都重视理论思考，且都有理论著述。“他们的理论思考密切联系实际，还具有高度重视艺术规律、强调中国艺术特色、善于从生活中认识美等突出特点。”五位先生无论何时何地举办展览，展厅内一定人流不绝，这也佐证了他们的艺术创作足够经典，历久弥新。

　　中国美协副主席王明明认为，这些大师在那个纷乱的社会和多元文化氛围中把握住了自己的文脉，解决了体用问题。“改革开放至今40年，我们很多艺术家依然很迷茫，就是在文化根基上没能喝到纯正的‘第一口奶’，导致往往注重了技法而忽视了人文精神，偏重风格的表现而丢掉了艺术最根本的情感。”因此，在今天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思想的大环境下，纪念这五位先生的不凡艺术生涯和杰出成就，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们永远是中国美术的精英，代表最宝贵的文化传统，照耀中国美术前进的方向。”美术评论家刘曦林说。

　　精神永续

　　教育泽被后人

　　潘天寿、李桦、李可染、叶浅予、张仃五位先生不仅是德高望重的美术大家，更是毕生都奉献于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以他们的艺术思想、深厚的艺术造诣和孜孜不倦的态度，推进了中国专业美术院校及相关学科的建立和完善，为美术界培养了无数的后起之秀，并且在人格与治学精神上的影响更是福泽深远，绵延至今。

　　中国美协副主席吴长江认为李桦最重要的成就是育人。李桦是中央美术学院第一位版画系主任，小到对学生的指导乃至整个版画系的发展，大到对中国版画人才培养的推动，他都尽心尽力。“受过他教育的，甚至在中央美院版画系进修的学生中，每个人都有李桦先生亲笔题字的鼓励，他把版画系经营成了一个大家庭。”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对叶浅予一丝不苟的教学态度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印象深刻，“我们上课的时候，叶先生要求每位高龄的老先生周五、周六两天到学校进行指导。后来到李可染先生家里去，他因为口吃，就放录音给我们上课，我们劝他到旁边休息也不肯，放几个小时录音他就坐在旁边几个小时，中间我们随时提问他随时解答，非常认真。”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表示，张仃当时在工艺美院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活动和主张，现在看来都是国家所需要的，他为工艺美院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也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对学校的贡献”。中央美院教授蒋采萍是1953年考入央美的第一批国画系学生，她得到过李可染、叶浅予、张仃等多位老师的谆谆教导。“当时我们与老师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我9岁没有了父亲，但从他们那里我得到了父爱，每位老师都十分关心学生，所以现在只要看到他们的照片还是会很怀念。”

　　作为德艺双馨的教师，这五位先生给学生和后世留下的巨大财富，并不仅仅体现在艺术上，他们的人格力量和艺术境界更为人叹服。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中国美术馆在不同时期都接受过这五位老先生家属的捐赠，是他们心系国家美术事业发展的宽阔胸怀，才使得我们现在能够多次在美术馆看到这些经典作品，“作品和人是不可分的，而人是有风骨有精神的，这种精神最终也能体现在作品中。”李桦的外孙女王尽晖说：“我的外祖父一生淡泊名利，勤俭持家。他生前一直严格教导我们这些儿孙，要自食其力，努力拼搏，走自己的路，也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名气为我们提供任何便利。他去世后，我们将其一生的作品和文献捐献给了他深爱的中央美院。外祖父的高尚精神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他教我们如何做一个正直、善良、独立、进取的人，这些品格使我终身受益。”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尽管美术大师已经离我们而去，但这些故事将不断地口口相传、被文字记录，最终成为历史的丰碑。今天回顾五位先生的人生经历和艺术创造，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启示当下，激励后人从他们坚定的追求和信念中，从他们不畏艰难、筚路蓝缕的开创精神中，从他们无私奉献、品德高尚的精神表率中汲取力量，不忘初衷，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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