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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景波《贞观盛会》 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

钱晓鸣
2018年01月10日09:11 | 来源:人民网-书画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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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盛会(油画) 孙景波 李 丹 储芸声
贞观盛会(油画) 孙景波 李 丹 储芸声

唐代长安是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都市,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励精图治下,出现了“万邦来朝”的盛景。这一盛况的出现在于李世民打通并确保了丝绸之路的畅达和安全,对内施行各民族平等和睦相处的政策,对外奉行“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为父母。”因此,万邦来朝并都是非屈服于唐朝的武力,大多数乃是心悦诚服,内心的向往,李世民被万邦誉为“天可汗”。

唐太宗于公元627年改元贞观,开创了千古传颂的“贞观之治”。万邦来朝作为“贞观之治”的主要标志之一,我们只能从稍晚的诗人诗句中感受到当年的盛景: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而其图像资料,与唐太宗同时代的有阎立本《职贡图》,其他我们只能从唐太宗的继位者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遗留的“六十一王宾石造像”(又称“六十一蕃臣像”,原有64个),这些就是当时来朝的各国国王、王子、使臣的刻像,石像背后都刻着他们的姓名、国籍、官职。

孙景波根据这一段历史创作了《贞观盛会》。孙景波是一位有思想的艺术名家,具有追求完美和表达充分的理想主义者,可以说“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这“三精”原则,就是为孙景波量身定制的。

孙景波对重大历史题材有着不可抑制的冲动和热情,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他对历史史实和文献严格而深入地研究、考察基础上的。在这幅作品的创作中,他经过深入研究,首先纠正了原有题目的史实错误,使得他在作品的主体背景上找准了方向。这个过程孙景波不是简单地推翻原有选题的事实错误,而是由这个事实错误深入比较了人物的时代和个性特点,通过前后几代同样君临“万邦来朝”皇帝的比较,确定了只有唐太宗才具有开创万邦来朝局面的雄才大略,就这样在对文献的研究中孙景波解决了主体人物与题材内在联系的典型性,使得选题从概念上升为典型,这种对题材认识的飞跃正是主题创作避免概念化的必经之路。

在画面的表现上,孙景波认识到绝对的历史真实既不可能,也没必要,他选择具有象征性的写实表现。

在整个场景展开上,孙景波根据史料记载选择唐代正月初一的元日朝会,是每年宫廷里盛大的节日聚会和规模最大、仪式最为隆重的朝会,即“元日大朝会”,并参考唐太宗自作诗“条风开献节,灰律动初阳。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正日临朝》和《元日》中的描绘,就好像唐太宗亲自向千年以后的观众再现当年的盛景。孙景波说:让我看到一支由皇后引领的后宫佳丽组成的乐舞队伍,久久地等候在长廊间;“恭己临四极,垂衣驭八荒”,则是唐太宗的自我感觉——谦和、平易、威严、英武而从容。同时,我一读再读“贞观之治”,深掘“贞观之治”的诸多事例,以及长孙皇后辅佐唐太宗治国理政的故事,并力图把这种感受转化到人物的造型气质、神态表现当中。

在作品的技法表现上,孙景波更是思虑周祥,他认为:人物在构图中的排列,也要体现出节奏感。对于廊上、廊下众多人物的刻画,我注重每个人物的动态、剪影、大轮廓的整体感,以及廊下与廊上人物整体的明暗、虚实大关系的处理,使廊下众人如若在阴影中,让唐太宗左右的人物形象在明度的对比中“亮”起来。因此,廊下的人物,要特别控制好“白色”层次,不可有一笔亮过栏杆的白,且线条要因空间、形体对比与层次关系,而有浓淡、深浅、色彩上的变化。阶下的跪拜者,虽然是背面,却也是我花费心思较多的一处。在我的设想中,他应该是被唐朝征服不久的酋长,大殿内正式朝拜过后,此刻还有些什么急于想解释的话——这一举动,是牵动整个画面构图的情节要点。由此,我打破了画面中本该井然有序的局面,引发了他身旁来宾、太宗左右侍臣相应的动态和情态的不同反应——这种情景在大朝会的活动中,也许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我需要这个“出其不意”的情节,以使上下两个空间的人物,有合乎戏剧性冲突的情理联系。

“大朝会”必须有一种历史的庄严感。为此,我采用焦点透视的三维空间进行构图,透视的焦点,对观者视觉具有导向性——集中在唐太宗的心胸。画面中各国使者的动态、视线,群体组合的态势也都具有导向性——集中在太宗的身上。在三维空间中,我更运用中国传统绘画中对线的运用,尤为重视线条自身疏密节奏、徐疾韵势的美感。这需要减弱个体物象的体积、明暗的对比,增强平面化的感觉。我力求把文艺复兴早期绘画中的那种冷暖感觉和唐代绘画中某些节奏感综合起来,使绘画更具中国气象。

重大题材历史画的经典性在于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孙景波《贞观盛景》无疑是做到了。

(责编:鲁婧、王鹤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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