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一个月里，“量子鉴定”这一新概念横空出世，迅速成为收藏界热议的焦点话题。但是，围绕着该仪器是否可以准确地为中国历代古物精准断代，又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论调。赞赏者认为，量子文物鉴定仪的面世，解决了运用科学仪器为各种文物客观断代的世界性考古难题；而质疑者则认为技术发明人对该仪器的技术原理、检测模式和鉴定准确率，并没有从理论上阐释清楚。事实上，该新技术发明专利目前还处在国家专利申请、审核阶段。

　　上个月，量子文物艺术品鉴定仪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据该活动主办方称，“经过长期、反复对各种材料的文物艺术品进行实际测试，证明该鉴定仪所采用的科学原理是正确的，得出的被鉴器物生产、制作精确到年的鉴定结论是准确无误的。”但是，该仪器的发明者并没有详细说明量子文物鉴定仪的技术性能。许多人认为“概念不清、逻辑不明”，难以服众。

　　现代物理学认为，量子是一个物理量不可分割的最小单位。在量子世界里，空间、时间、能量、物质和信息在本质上是量子化的。任何物质都存在着自身的磁场波，这种磁场波就是物质的“全息年份能量信息”。而物质的相互作用，就是物质之间的“全息年份能量信息”的交换。不同的物质，其磁场波都是不相同的，磁场波具有共振的特性。

　　以对古陶瓷制品的检测为例。用以烧造陶瓷器的各种矿物原料都存在着不同的磁场波，在陶瓷器的生产制作过程中，矿物原料、练泥、成型、施釉、入窑烧制等这些施加于矿物原料的外力作用，又会产生新的、各种不同的磁场波，这些磁场波信息便以叠加的方式储存在陶瓷器物中。当采用“量子鉴定”时，“检测单元”运用其所具备的量子共振的分析功能，把储存在各种矿物原料中的磁场波“全息年份能量信息”剥离出来，变成代码转存到与“检测单元”相连接的“储存单元”里。随即“检测单元”又像一把魔幻般的“钥匙”，打开那些后来被叠加在陶瓷器物中的磁场波信息，同时自动与储存在“量子芯片”里的磁场波信息进行对比。如果两种磁场波信息相同，量子文物鉴定仪就会发出共振信号，反之则产生非共振信号。瞬间非共振信号又被传输到“处理单元”，经过识别、处理的信号再由“显示单元”加以显示，其所显示出的数据就是这件陶瓷器烧制的准确年份。同理，“鉴定仪”对玉器、金属制品的制作年代、书画作品创作时间的检测鉴定亦然。

　　如果“量子鉴定”确实能做到客观、精准，就是对中国古代艺术品科技鉴定的一场重大技术革命。迄今为止，对待古代艺术品的鉴定主要包括目鉴和科鉴两大类。前者主要依靠鉴定者的专业文物鉴定知识、经验积累，后者则依据科技仪器的检测数据判断。仪器鉴定文物的效果，也可以大致区分为“相对年份断代”和“绝对年份断代”两种检测方式。但是，由于每项科技检测仪器都有其特定的技术应用前提，目前还没有一种通用于所有文物制造年份准确断代的检测仪器。比如，碳-14年代测定法可以有效地检测出古代木器、丝制品、纸张的大致制造年代，却对古代玉器、金属制品的制造年代，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

　　原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主任雷从云研究员认为，长期以来，由于文物艺术品鉴定手段的严重滞后，真假的鉴定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地解决。恰恰是真假问题，直接关系到文化传承和国家、民族利益。换言之，对古代艺术品的绝对年份断定检测仪器的发明，将会更加客观、精准地甄别中国历代文明遗存，更加合法、有效地保护不可再生的中华民族文化遗产。

　　将来一旦这种能够检测出文物“绝对年份断代”的新发明普及推广，不仅将惠及广大古玩藏家方便地检测藏品制造年代、帮助海关更加科学客观地检测文物出入境，也会对国有文博系统内封藏的中国历代文物客观断代，起到关键性作用。比如，上个世纪70年代，河南安阳发掘商代妇好墓的出土玉器中，有几件加工精美的勾形玉器。当时，它们被认定为商代玉器，而没有引起特别的关注。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红山文化勾形玉器出土后，人们才逐渐恍然大悟：原来商代妇好墓中的这些勾形玉器，很可能是红山文化的遗存！曾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王后母亲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中，展出的一件玦形玉龙造型，就明显带有红山文化玉猪龙的审美基因。展品玉凤的造型，也被有关专家认为是脱胎于石家河文化的玉凤设计风格。问题是，商代妇好墓出土的勾形玉器、玦形玉龙、玉凤，到底是商代的玉制品还是商代皇家的古董收藏品？由于当时的科技检测手段局限，是无法给出精准答案的。如果“量子鉴定”确实可以做到“绝对年份断代”，甚至可以“检测出精确到某年制作”的鉴定结论，那么，上述历史疑案自然会真相大白。同理，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唐代画家张萱的绘画作品《捣练图》，一直被中外鉴藏界认为是宋徽宗赵佶的临摹作品。而唐代的张萱与北宋的赵佶，两个人相差了三百余年，通过“绝对年份断代”仪器测试《捣练图》的创作年代，应该很容易区分出这个有争议的学术难题。推而广之，如果该仪器能广泛社会化使用，就有可能厘清许多文物断代疑案。（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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