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挂历内容多样。其中，以领袖为主题的挂历较为走俏。 李士炘/摄

　　 1990年10月30日，《北京日报》2版

　　 1991年12月14日，《北京日报》5版

　　▲1980年12月27日，《北京日报》3版

　　▲1983年12月1日，《北京日报》1版

　　 1981年10月13日，《北京日报》1版

　　▼1990年12月13日，《北京日报》2版

　　▲1994年12月4日，《北京日报》1版

　　▲1990年11月17日，《北京日报》2版

　　▼ 1995年12月28日，《北京日报》6版

　　▲1992年底，京城挂历市场打起促销战，甚至出现“买10送6”，无奈反响平平。宋维刚/摄

　　 1995年11月23日，《北京日报》1版

　　▼1988年10月28日，《北京日报》2版

　　▲2001年12月5日，《北京日报》8版

　　曾经岁末年初，挂历是每家每户的“准年货”，它让家中的年味儿更浓郁，也被当作年节送礼的佳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墙上的挂历甚至还代表着这个家庭的审美和生活水平。

　　“大美人”风靡遭质疑

　　在挂历发展初期，颇受百姓欢迎的是印着靓丽美女图片的挂历，也被称之为“大美人”。那时，斯琴高娃、陈冲、巩俐等明星都曾参与这种挂历的拍摄。“大美人”曾影响了不少人的审美观，也成为他们认识“美”的重要途径。

　　但“大美人”的风靡，招来了一些质疑声。1980年读者邓献致信《北京日报》，“12月4日，我们到书店想买个1981年的挂历，跑了三里屯、东单、王府井等十多家商店，挂历的画面都是美人像，想找其它画面的，实在太难了。不知有关单位和设计者是怎么想的？”在1982年1月7日《北京日报》“顾客之声”栏目中，读者赵振成、赵奎恶也对美人像挂历颇有微词。“去年底，我们部队准备买些台历和日历，跑了不少商店都说无货。商店里印有美人像的挂历倒是应有尽有。试问，在部队会议室、战士的营房里能挂这些吗？”读者归侨、杜敏则在1984年的来信中建议：出版、印刷部门多印些首都风光主题的挂历吧！

　　到了开卖1991年挂历的时候，人们发现挂历内容开始注重创新。其中，有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珍贵历史照片为内容的“共和国的缔造者”挂历；有以第十一届亚运会亚运场馆、亚运村等宏伟建筑为内容的“亚运之光”挂历；有展现祖国美好山川的“江山如画”挂历。（1990年10月30日《北京日报》2版，《立意脱俗内容求新——1991年挂历市场探访一瞥》）

　　此时，曾经占尽风光的“大美人”已芳踪难觅。北京胶印厂副厂长高原说：“大美人？过去哪年不印个百八十万本。最多的是1985年，光我厂就印刷了180万本……可今年大美人的挂历还不到5万本……”这一年，领袖人物挂历成了热门，有的很快便脱销。（1991年12月14日《北京日报》5版，《挂历市场走向成熟》）

　　此后几年，挂历设计者们使出浑身解数，除在画面精美上下功夫外，有的挂历还配上了小诗、警句，甚至设计出香味挂历、黑白挂历等特色产品。但行内人仍感叹，挂历“出新”越来越难了！

　　刹住滥送滥发之风

　　挂历也带来了“风气”问题。1981年10月12日，北京市政府召集城近郊八个区和有关部、委、局负责人开会，传达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刹住国内互赠挂历不正之风的紧急通知。当时的情况是，不少单位把赠送挂历作为“走后门”、拉关系的一种手段。

　　北京市政府做出指示，凡是为了赠送国内单位和个人的月历、年历、挂历，一律不准印刷。已经印好的，应转售给商业部门供应市场；尚未印刷的一律停印。随后，一些机关和单位纷纷响应，把“不准用公款印制、购买挂历送人”列为纠正吃喝等不正之风的措施之一。（1981年10月13日《北京日报》1版，《坚决刹住互赠挂历不正之风》）

　　但没过两年，有些单位又在挂历上做起文章。在自制挂历上印着单位名称或生产的产品，名曰宣传产品、做广告，却送到了本单位职工的手中。

　　1983年12月1日，《北京日报》在头版发表署名为“一言”的文章，其中提到：“党和国家的干部，不想着职工的利益是不对的。但是怎样才能使职工得到利益和好处？最根本的一点是按着党的路线把生产搞好……但有些单位领导的着眼点不是努力发展生产，而是巧立名目，滥发实物和‘现金补贴’，连作为时间象征的挂历也成了一种‘职工福利’。”

　　这篇言辞犀利的文章指出，挂历之事看来是小事，其实危害很大：一是直接给国家造成了经济损失；二是腐蚀了职工队伍，助长了部分人的贪图国家便宜的个人主义思想；三是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因此，滥发挂历之风也应在边整边改之列。（1983年12月1日《北京日报》1版，《莫把挂历当“福利”》）

　　一些学校也认识到挂历赠送之风的弊端。1990年12月，署名为“建新”的读者给《北京日报》写信称，宣武师范附属第一小学校长向全体家长倡议：今年一律不给学校干部、教师送挂历。（1990年12月13日《北京日报》2版，《寒冬未尽春风来》）

　　1994年12月，西城区棉花胡同幼儿园在门口黑板上写着：“临近年终，请家长们不要给老师送挂历和纪念品，教育好孩子是我们每一位老师的职责。”（1994年12月4日《北京日报》1版，《棉花胡同幼儿园公告不收挂历》）

　　挂历包书皮一度受宠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挂历从墙上“走”了下来。

　　1990年，一种“挂历包”出现在北京街头。许多北京人把前一年家中的旧挂历制作成简易手提袋，出门时随身携带，时尚又环保。一本挂历一般有13大页，可加工成13个手提袋，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的图案，不仅年轻人喜欢，老年人也爱不释手。（1990年11月17日《北京日报》2版，《京城流行挂历包》）

　　除此以外，挂历还有不少用处。有的家庭把旧挂历垫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读书、工作时有赏心悦目之感；有的把旧挂历垫在柜子或抽屉里，外观整洁，还有防潮作用；有的用旧挂历给上学的孩子包书皮，厚实、美观，一度成为孩子们炫耀的“资本”。

　　一本旧挂历对于盲校学生来说，还是最好的盲文纸替代品。1995年，就有单位和企业举办公益活动，发动社会群众为盲童捐赠旧挂历，待装订成盲文纸的标准规格后送到中国盲人协会，分发给北京盲校及全国其他地区盲校的学生。（1995年12月5日《北京日报》5版，《“迎新年，为盲童献爱心”活动将举行》）

　　挂历热“退烧”

　　尽管挂历市场几度意图重振，但往日的辉煌的确一去不返了。

　　1988年刚入10月，1989年挂历就迅速入市。然而，人们给予的热情不似当年。挂历受冷落的原因，总结下来大致有几个“先天不足”。一是缺乏艺术性，大部分挂历依旧老面孔：上边彩色画面，底部几行是年月日。二是缺乏时代感，选题不新。三是挂历价格偏高，从上一年的4至5元涨至8至9元，有的高达16元。（1988年10月28日《北京日报》2版，《1989年挂历“先天不足”》）

　　北京曾在1990年冬天出现过“挂历大战”的混乱局面：街头张挂着成片的挂历；“买十赠三”甚至“赠六”等变相给回扣的做法在个体书摊上公而告之，为公家采购挂历者有的借机中饱私囊；地下出版商非法出版、批发挂历……

　　到了1992年底，卖1993年挂历的商户们别说盈利，不赔就算走运了。街头挂历摊打出“买十送十”的广告，也收效甚微。“少说赔了五六千块吧。”美术馆书摊的年轻商户沮丧地说，原本这里是京城卖挂历小有名气的地方。木樨园、交道口等处的挂历摊主也抱怨，要这种行情的话以后不敢干了。（1993年1月7日《北京日报》2版，《挂历“山穷水尽”了吗》）

　　1995年末，北京挂历市场冷冷清清，昔日街头的“挂历长廊”销声匿迹，“买一送多”的挂历削价大战也偃旗息鼓。有北京国营经销挂历最大网点之称的花市新华书店，所销售的挂历品种比上一年少了近一半。在知名的甘家口挂历市场，一位个体户苦恼地说：“一天才卖二十多本，连本儿都没赚回来。”（1995年11月23日《北京日报》1版，《岁末，挂历市场静悄悄》）

　　挂历市场的衰落，实际上跟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有关系。曾经挂历的兴起与居室四壁白墙的时代是相适应的，随着室内装潢越来越多样、高档，挂历作为居室装饰物的位置也越来越尴尬了。（1995年11月27日《北京日报》6版，《挂历热 退烧了》）

　　2001年底，北京仅剩一些书店和批发市场的少量摊位还在售卖挂历。经营者们直言，再不可能从挂历身上赚到大钱。这一切的缘由，或许是因为人们对挂历的“感情”发生了变化，挂历再也不是家庭里的生活必需品和年节馈赠的佳品了。（2001年12月5日《北京日报》8版《挂历过年透心凉》）

　　文字：汪丹

　　历史资料：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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