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再轩正在修复天梯山石窟胁侍菩萨塑像。

　　天梯山石窟胁侍菩萨塑像，修复前（上图）和修复后。

　　樊再轩与国外专家一起进行壁画保护修复。

　　莫高窟的492个洞窟，有些门扉紧闭，隔离了外界好奇的张望。

　　洞窟里绘制的佛国世界正在逐渐消隐：神色安详的人物面孔发黑变色；双手托捧的奇珍异宝翘起鳞片；飘然下垂的柔软丝绦凸起了一个个小圆点……

　　200多个需要抢救修复的“重病”洞窟，只能闭门谢客。

　　一代代敦煌人正在与“病魔”开展长年累月的斗争，保护研究所研究员、修复技术研究室主任樊再轩带着一个装满工具的提箱，在画壁旁伫立了36载。

　　石窟外的喧嚣和浮华与他无关，寂寞是他最忠实的伴侣。

　　樊再轩说，时间为莫高窟注入了持续的魅力，但莫高窟的敌人也是时间。我们这些修复者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与毁灭对抗，让莫高窟保存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

　　1.

　　面壁而坐 苦练手上功夫

　　1981年3月的一个夜晚，一辆大巴车在甘肃敦煌鸣沙山下的一条土路上缓缓行驶着，经过将近一天的劳顿，乘客们的脸上带着疲惫，但眼睛里还闪烁着几分期待。

　　车上大多是20岁左右的高中毕业生，他们是被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从酒泉地区招考来做“业务干部”的，许多人都是第一次见到茫茫戈壁、大漠黄沙。

　　19岁的樊再轩也在他们中间。坐在车上，昏昏沉沉，风掠耳边，他听到了若有若无的铃铛声。

　　面对笔者，他透露了当时的所思所想：“觉得那个声音特别神秘，好像冥冥之中有什么在召唤我，恨不得早点儿到，去看看。”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兴奋得一夜没睡好的樊再轩摸到了铃音传来的地方。

　　“看到那些壁画、彩塑，我的脑子瞬间蹦出一个成语——精美绝伦，觉得一脚踏进了宝藏里。”樊再轩说。

　　如今，铃铛依旧挂在莫高窟的标志建筑九层楼的屋檐下，楼里供奉着世界上最大的室内石胎泥塑弥勒佛造像。在敦煌扎根了半辈子的樊再轩，穿梭于洞窟间36年，铃音伴他来来去去。

　　1981届新人到达后，为了早日弥补人才断层问题，所里立刻开设了培训班，精通艺术、历史、考古的老专家轮番上阵，用了三四个月，将平生所学倾囊相授。

　　他们希望，小姑娘小伙子们能早日接过衣钵，守护这块文化瑰宝。

　　就是在这个时候，樊再轩展现了在化学、物理等学科的天赋，文物保护室的李云鹤、段修业等人看他是棵好苗子，课程一结束，就带着樊再轩修壁画去了。

　　在那个大批游人尚未到达的时代，莫高窟已经病害累累：大片大片的画作成块脱落、零落成泥；几个世纪前的错彩缕金黯淡、碎裂；长袖善舞的飞天脸上仿佛起了“疱疹”；宁静的表情变得怪异、扭曲。

　　1600年历史，492个洞窟，45000多平方米壁画，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漫天花雨与诸位神佛亟待人间的拯救。

　　现在看来，早期的修复技术简单、粗糙，简单说来，就是两个字：“粘”和“钉”。为了让壁画不再脱落，修复人员用注射器打入胶质进行粘贴，或者把透明、轻薄的材料贴在病患处，再用铆钉固定。

　　就是这种看上去初级的操作，也需要对力度、方向的精密掌控。讲完了原理，示范了手法，各位老师鼓励樊再轩操作实践，但谨慎的他总是摆摆手，坐在石窟里，面朝着等待修复的壁画，盯着老先生们的每个步骤，一看就是一整天。

　　“不敢轻易动啊，非常脆弱了，碰一碰、蹭一蹭就掉地上，捡不回来，上千年的东西不能毁在我手上。”只有在中午的吃饭时间，洞窟里仅剩樊再轩一人的时候，他才敢在壁画前比划着操作，而这种难得的实践，也只发生在距离颜料层一二厘米处。

　　为了提高手的稳定度，实验室成为了樊再轩最常光顾的地方。如同一名武林中人，他把精力都放在凝神静气的基本功上，绷直了双腿，一手拿着注射器或者修复刀，十分钟、二十分钟、半小时，一个姿势，毫不动弹。

　　1982年，修复室全体人员前往莫高窟石窟群中的榆林窟工作，樊再轩首次展示了练习的成果，师傅们很满意，夸他“修得不错”。

　　千年石窟中光阴流转，悉心指导小徒弟的老先生们逐渐退出了一线，只有20多人的文物研究所，壮大为1600人的敦煌研究院。

　　曾经坐在壁画前的樊再轩身后，年轻人的梯队逐渐跟上，他们探查、加固、粘贴，同样的动作重复了成百上千次。

　　修复的成效却持续不了太长，过了十几年，莫高窟的神灵一个个旧病复发、隐没、离开。

　　毁灭的阴影在画壁间出没，樊再轩和同事们思索着：如何才能找到相对完善的治疗方法呢？

　　一支“外国医疗队”的到来，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思路。

　　2.

　　两年甘苦 81号呱呱坠地

　　1989年，美国盖蒂研究所与敦煌研究院开始国际合作，从1997年起，中外专家携起手来，为壁画病害寻找“药方”。

　　经过双方专家的细致调查，85窟成了实验洞窟。

　　世界最先进的保护理念、敦煌最有经验的修复人员在这里集结，他们试图找到一条治标治本的路径。

　　85窟是一个覆斗形的洞窟，中间的坛上，释迦牟尼和两个弟子阿难、迦叶注视着世人。四壁绘制的经变画中，善友太子于树下拨弄丝弦，祥云里飘荡着净土的箜篌和笙竹，反弹琵琶的作乐者腰肢曼妙，身披五彩的演舞人升空旋转，弥勒佛端坐于莲花宝座，满脸太平喜乐。

　　敦煌研究院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评价85窟的价值：“该窟规模宏伟，保存完整，幅面开阔，气势磅礴。壁画内容题材丰富，佛教各宗之图像在同一窟内杂处分布，五彩缤纷，布局结构紧凑严密，给人一种圆满、富丽、满壁生辉的艺术视觉效果。”

　　经历了时间与风沙的淘洗，“满壁生辉”已经被满目疮痍代替，四壁之上，几乎汇集了莫高窟所有的病害。

　　樊再轩告诉笔者，当时整个北壁出现了20多块空鼓，总面积超过了10平方米。

　　莫高窟开凿在酒泉系砾岩上，岩壁极不平整、易风化疏松，无法绘制壁画，画匠需要用洞窟附近的粉质沙土，掺加麦秸草调和后，压抹在岩面上，制成“粗泥层”，再用澄板土掺加麻筋，调制成泥，涂抹在上，制成“细泥层”，这样人工制作的泥层合称为“地仗层”，壁画的创作就是在地仗层上完成的。

　　地仗层脱离支撑体的情况，被叫做空鼓，严重时它会导致壁画大面积脱落，造成粉碎性的破坏。

　　与本土修复者们的工作方法不同，盖蒂研究所的专家们从壁画现状调查入手，通过监测洞窟内的温湿度、崖体中的水汽，掌握了大量的基础环境数据。同时，X衍射、扫描电子显微镜、偏光显微镜、气相色谱和质谱联用技术、离子色谱等多种分析技术陆续参与，壁画颜料、颜料中的胶结材料得到了全面系统的分析。

　　经过大量监测和反复试验，他们挖出了病灶——地仗层中的氯化钠等可溶盐。

　　提到这个发现，樊再轩感慨：“这就相当于人得了病去看医生，我们之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研究为什么得病。盖蒂研究所的研究方法和西医差不多，先找病因，再下药。”

　　如何降低石窟中的盐分？国内外研究人员们深思熟虑、反复论证后，提出了一个途径：“灌浆”——往地仗层背后注入液体，让水汽渗出来，再在壁画表面添加吸盐材料，把壁画的盐分控制在安全数值。

　　樊再轩所在的修复小组承担了研制灌浆材料的任务，一干就是两年。

　　樊再轩告诉笔者，灌浆材料需要具备几条特点：一，重量轻，不能给摇摇欲坠的壁画表层增加重量上的负担。二，透气性好，收缩率小，强度适中，与壁画能够比较好地融合。三，流动性、可灌性好，能够自如带着盐分在壁画下方游走。四，要迅速干燥，以免时间长了，过多地激活地仗层里的可溶盐。

　　那段时间里，材料占据了樊再轩生活的全部，不仅和朋友、同事聊，休息、吃饭、出差甚至做梦时候都念念不忘，试验了上百种不同组不同配比的材料，才做出最后的选择。

　　这种材料以它在实验室中的编号命名——“81号”。主要成分为澄板土、浮石、玻璃微珠、鸡蛋清，按照1∶0.71∶0.1∶0.05的质量比调配。

　　在这份材料配比表中，鸡蛋清的出现让人觉得有几分突兀。

　　“不要小看这个咱们平时做菜用的东西，它的好处可是不少。一是能增大混浆的体积，在不降低强度的情况下降低材料的分量。二是在潮湿条件下，它的粘结作用很理想。三是直立性好，混浆灌进去后，能做到一条线上去，不会散开到其他部位。”樊再轩不太记得，是哪位同事提出了加入蛋清的设想，但无疑，这是个灵光一现的创意。

　　莫高窟85窟的现场修复工作从1997年5月开始至2005年9月结束，历时8年多，共修复各类病害壁画354.42平方米。

　　国家文物局首次举办的“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奖”评选中，“敦煌莫高窟第85窟保护修复研究”项目斩获了二等奖。

　　85窟的经验广泛运用在莫高窟其他的壁画修复保护上，但樊再轩认为，这项工程的意义远不只于此。“盖蒂研究所向我们传播了一种新的文物保护理念，不只是壁画，面对任何文物时，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匆匆上手去修复，而是要静下心来，调查病害、认识材料，对造成病害的原因进行科学、系统的分析，这样才能守护好我们的民族宝藏，让它们留存世间的日子变得更长。”

　　3.

　　协助修复 提箱日行千里

　　从打出第一通电话开始，到成功约到樊再轩采访，笔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9月初到10月中旬，樊再轩没有回过敦煌。

　　2009年，“国家古代壁画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立，敦煌研究院是主要组建单位之一。

　　在那之前，樊再轩等莫高窟修复人员就开始了“四处漂泊”的日子。他们往来于寺庙、墓葬、博物馆，为西北、东南、西南各地的遗址保护提供技术支撑。

　　由于环境、质地、绘画材料和病害的不同，每一个修复现场，樊再轩都要从零开始，调查评估、筛选材料、琢磨工艺，进行现场实验。

　　2001年，敦煌研究院承担了西藏萨迦寺、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三处寺院壁画的保护修复任务，樊再轩是主要参与者之一。

　　与莫高窟的墙体不同，三大寺院的壁画墙体分为夯土墙、块石墙和轻质墙三种。壁画病害中，空鼓壁画面积占到四分之三左右。

　　2002年，修复人员进驻拉萨，经过数次的会议研讨，选定布达拉宫的无量寿佛殿为块石墙体试验区，东大殿作为夯土墙体试验区，来验证两种不同墙体典型空鼓壁画的加固效果。

　　无量寿佛殿北壁西侧上部，一块4平方米左右的壁画成了空鼓的重灾区，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剥离。为了尽量减少对试验区完好壁画的破坏，修复人员在这块区域的破损处使用了内窥镜，观察到前人修复的痕迹——环氧树脂和玻璃纤维的存在。但此时的墙体、地仗层和修复材料已经完全分离。

　　东大殿西壁北侧的壁画空鼓有所不同，病害并没有想象中严重，虽然用手敲击时，会发出“咚咚”声，但壁画并没有完全离开墙体。

　　由于夯土层和地仗层中存在一层失去内聚力的疏松软土层，壁画呈现出空鼓感。

　　基于表现特征的差异，修复人员用不同的方法灌浆加固：无量寿佛殿结合了点状灌浆与锚固；东大殿的空鼓壁画用渗透加固和锚固辅助进行。

　　“看上去都是空鼓，但就像有的感冒是病毒性的，有的感冒是热伤风，病因不同，症状也不一样，查清楚有什么具体表现，才能有的放矢。”樊再轩说。

　　历时14年，敦煌研究院完成了西藏萨迦寺、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壁画的保护工程。加上阿里古格遗址、日喀则夏鲁寺壁画项目，累计修复了各类病害壁画8800余平方米，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壁画的原貌。

　　这一工程只是樊再轩参与过的修复项目中的一个，“工程中心”成立后，他接手的任务更多了，河北、内蒙古、浙江、新疆、四川等地，都成为了临时的工作地点，其中仅大型项目就有十多个。

　　“我现在在重庆大足石刻做试验，刚结束，明天去下一个工作地点，整个九月都在外面，特别忙，没时间，你等下个月再联系我吧。”9月初，电话里的樊再轩这样答复。

　　为了保证材料的最佳施工环境，壁画修复工作通常集中在每年的5月到10月。

　　在樊再轩的办公室里，他向笔者展示了最重要的“行头”——一个棕色的手提箱，里面散落着注射器、胶管、修复刀，还有一个个装满材料的小瓶子。

　　“这箱子跟着我跑了大半个中国，里面又是针又是刀，我出门要记得带单位的介绍信，要不乘飞机坐火车的，安检过不了啊！”樊再轩说。

　　一年中的250天左右，樊再轩都处于出差状态。

　　4.

　　匠心传承 永做敦煌子民

　　和所有的父亲一样，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樊再轩都要抽出时间，关心孩子的学业和前程。

　　他的女儿今年24岁，正在准备深造。她申请的研究生专业让樊再轩夫妻有点意外——博物馆学。

　　“我和妻子从来没有干涉过女儿的专业选择，想学什么，都是她自己做主，不强迫接班。但孩子学了博物馆学，未来从事的职业肯定也和文物保护有关系，我挺欣慰的，感觉我们的事业有了传承人。”樊再轩说。

　　樊再轩和妻子是在莫高窟结缘的。那时因为环境闭塞，距离城区较远，加上单位里的男女比例有些失调，樊再轩等男青年的婚姻问题迟迟未能解决。

　　后来，随着游人的增多，莫高窟招聘了一批女讲解员，促成了好几对夫妻，其中就包括樊再轩夫妇。

　　1993年，樊再轩的女儿出生。

　　“她从十三四岁开始，成了莫高窟的常客，不上课的时候就过来玩，在石窟那里跑来跑去，壁画里是什么故事、上面画的是谁，不懂就到处问，同事都愿意给她讲讲，久而久之，都能当个小讲解员了。”樊再轩笑着说。

　　或许就在这个时候，华彩缤纷的经变画、眉目低垂的菩萨像与生动鲜活的耕织图在小女孩心中烙下了奇幻的斑斓。

　　少时埋下的热爱，十年后破土而出。

　　“仔细想来，我完全能理解她的选择。莫高窟和别的旅游景点不一样，你来了，就会爱上这里。爱上这里，你自然而然就想做相关的研究了。”樊再轩说。

　　女儿幼年时，樊再轩本人曾受到高薪延揽，但最终他还是回到了这里。

　　1994年至1996年期间，樊再轩被派往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研习修复技术。在日期间，数家文物修复单位伸出橄榄枝，月薪最高开到了50万日元，希望他带着家人，办理移民。

　　日本的文物保护也一直算是体面、优越的行业，留在日本，不仅可以获得翻倍薪资，还能享受独立的实验室，接触到众多闻所未闻的设备。

　　当时樊再轩在敦煌的月工资只有1000元人民币，作为三口之家的丈夫、父亲，一名壁画修复者，离开不仅意味着获得更富足的家庭生活，也意味着更优越的研究条件。

　　完成学业后，樊再轩婉拒了所有邀请，登上了回国的飞机。

　　就像莫高窟经变画上的修行者，面对重重试炼，心怀笃定，毫不动摇。

　　“没什么好后悔的，研究院派我出国是去学习经验技术的，学完了，自然要回来。莫高窟就是我的家，有好的机会就出趟远门，取取经，但千好万好不如家好，人啊，总是要回家的。”樊再轩说。

　　樊再轩觉得，莫高窟仿佛有种魔力，来了，看到几个世纪前的精美壁画，就会沉浸其中，再也离不开了。

　　谈到对于人生的规划，樊再轩并没有说出什么激动人心的豪言壮语，他只希望，能够在辗转各地的出差间隙，每年抽出两三个月，静下心来，带着徒弟、学生，继续一片片修复莫高窟破损的壁画，或许有一天，能带着女儿、带着孙辈，几代人一起做下去。

　　这是一名老修复师的期待与崇信。

　　前秦建元二年，僧人乐尊途经敦煌，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俯身立拜，发下宏愿。

　　他历经磨难，于岩壁之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

　　自诞生之日起，莫高窟从来不缺少关于信仰的故事。

　　僧侣、信众、供养人、画家、雕塑家、修复师……492个洞窟，千百年来迎接了无数的驻足者，他们朝拜，他们供奉，他们描绘，他们守望，他们终其一生，至死不悔。

　　樊再轩说：“壁画修复没有捷径，只能依靠人力，一厘米一厘米地处理。”

　　樊再轩说：“作为一名修复者，我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同毁灭抗争，让莫高窟保存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

　　樊再轩说：“修复工作做好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才能继续欣赏前人创造的艺术奇迹。”

　　樊再轩说：“坚守敦煌的艺术事业，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我们整个敦煌研究院的传统，从常书鸿、段文杰等前辈开始，大家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能让敦煌的珍品再受损毁。”

　　樊再轩说：“从拿起修复刀的那一刻起，我永远是敦煌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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