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宝飘零——恭王府旧藏散落寻踪

黄加佳

2017年11月16日09:16  来源:北京日报
 
原标题:珍宝飘零

  溥伟

  1913年的恭王府前门。

  山中商会的创始人山中定次郎。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

  北京城内虽然曾有过上百座王府,但是没有哪座王府,可以与恭王府媲美。自乾隆年间始建的恭王府,目睹了清王朝自鼎盛到衰亡的全过程,而它本身也随着王朝的覆灭而迅速衰落。1912年,清王朝尚未寿终正寝,“小恭王”溥伟就将王府旧藏文物打包卖给了日本山中商会。从此,恭王府旧藏文物如大树之花果飘零,随风吹散,星散于世界各地,成为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横空出世的“图录”

  2003年,在国家博物馆工作的鲁宁,被文化部调到恭王府管理处任文物保管处处长。当时,恭王府的腾退工作还没有完毕,只有恭王府花园对外开放。

  刚到恭王府工作不久,一位游客无心的一句话,深深刺激了鲁宁。“那位游客说,这么大个王府里,怎么没有文物呀!”鲁宁回忆说。

  也难怪游人抱怨,恭王府开放时,可以说一件王府旧藏的文物都没有。

  “1912年,小恭王溥伟把恭王府里除字画以外的全部文物卖给了山中定次郎;1921年,他又以八万银元的价格,将府邸抵押给北京天主教会西什库教堂;1932年,辅仁大学以108根金条代偿债务为代价,获得了恭王府府邸的产权。此后,溥伟的二弟溥儒将自己手里王府旧藏的古董、字画陆续卖出……”鲁宁向记者历数着百年来恭王府和王府旧藏文物的沧桑过往。

  上世纪80年代初,恭王府府邸被8个单位割据,住户达数百家,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大杂院。文物部门经过20多年的努力,才将这些住户一一请出恭王府。可王府中的文物,却已经散落到世界各地,踪迹难寻。从那时起,寻找王府旧藏,成了恭王府管理处的一个心愿。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2002年。经朋友介绍,鲁宁得知日本东北大学教授富田升出版了一本名为《清代皇室宝物流出》的专著。书中详细介绍了小恭王溥伟将王府旧藏打包出售给日本山中商会的来龙去脉。这个信息令鲁宁大喜过望,能不能循着这条信息,找到恭王府流失文物的踪迹呢?

  机缘巧合。2003年,前中央书记处书记谷牧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到恭王府视察。当时的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谷长江,抓住这个机会,向两位领导同志介绍了山中商会打包买走恭王府文物的信息。谷牧同志听完后,当即指示:“一定要想办法征集回来,那是我们老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

  2004年底,经过一年的准备,恭王府业务考察团踏上了赴日寻访文物踪迹的旅程。

  鲁宁告诉记者,考察团第一站便来到仙台拜访了富田升教授。富田升对“恭王府人”的来访十分高兴。他把近10年来对“中国文物海外流失”的研究成果,毫无保留地提供给访问团,并向访问团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山中商会创始人山中定次郎的后代——山中让就住在大阪。

  在富田升的指点下,访问团一行在大阪市中心一栋写字楼的4层,找到了现任山中商会董事长、山中定次郎的第四代孙山中让。

  二战前,山中商会是日本首屈一指的世界级大企业。其业务不但涉及古董收藏,而且还扩展到地产、运输、商场、服务业等许多领域。不过,随着日本的战败,山中商会在美国价值8600多万美元的产业被美国政府没收,山中商会也以破产告终。

  鲁宁说,山中让虽然名为山中商会董事长,其实商会已经没有什么业务可言,只是管理着一些名下的房产而已。

  山中让对远道而来的恭王府考察团非常热情,主动拿出了一本保存多年的图录。这本图录印刷非常精美,蓝色硬皮封面上用烫金字印着“纽育1913年AAA恭王竞卖”的字样。山中让告诉访问团,这就是山中商会1913年在纽约举办的“恭王府文物”拍卖会的图录。

  据图录记载,这次上拍的文物共有536件,无一流拍,总成交价达28万多美元,创下当时拍卖成交纪录。更可贵的是,图录中还有铅笔标出的成交价和山中定次郎与恭王府大管家的合影。在图录前言中,山中定次郎简要地叙述了自己收购这批恭王府文物的经过。

  通过它,人们终于窥见了恭王府最大一次文物流失过程之一斑。

  “让国御前会议”

  1912年年初,紫禁城沉浸在一片愁云惨雾的气氛中。

  自从上一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各地十几个省先后宣布独立。束手无策的清政府,无奈之下起用了已经被罢官的袁世凯。袁世凯出山后,北洋军果然将革命军打得落花流水。可就在最后一击时,北洋军突然停止了进攻。袁世凯开始极力鼓动隆裕太后与南方议和,甚至是让位。

  1月17日,清政府第三次内阁会议在紫禁城举行。会议的议题虽然不直接涉及“逊位”,但后来与会人之一——时年三十出头的小恭王溥伟,非常直接地将这系列会议称为“让国御前会议”。

  这天清早,溥伟便从恭王府赶到紫禁城。在座的除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外,还有各蒙古王公。本该主持会议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称病未到,将他的两名亲信——赵秉钧、梁士诒派来做代表。

  众人心知肚明,“有病”乃是托辞。袁世凯不来开会的真实原因是,前一天他从紫禁城散朝回家,走到东华门外丁字街,遇到了刺客。两名暗杀者投出的炸弹,炸死了好几名卫兵。幸亏,袁世凯乘马车飞驰而过,才幸免于难。

  彼时,袁世凯正因鼓动隆裕太后退位而遭到王公贵胄们的围攻。暗杀事件发生后,他正好借此理由,来了个足不出户,从此不肯上朝了。

  没有了袁世凯的内阁会议好像失掉了主心骨,谁也不肯拿主意。群臣落座半个多小时,除了东拉西扯地闲聊,一句正经话也没说。第一次参加内阁会议的溥伟,越听越是气闷。他质问代袁世凯出席会议的赵秉钧:“总理大臣邀我等开会,究竟所议何事?”

  这时,赵秉钧才不得不言归正传说:“革命党势甚强,各省响应,北方军不足恃,袁总理欲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彼开议……”

  溥伟一听这话就火了:“北京守不住,天津就能守住吗?现在革命党的声势,远不及太平天国,当年都没有议和,现在怎么动辄就要议和?若遇贼即和,谁都能干,朝廷还起用袁世凯干什么?”

  见溥伟气势汹汹,赵秉钧和梁士诒一时语塞。袁世凯内阁的外务部副大臣胡惟德接过话头儿说:“此次之战,列邦皆不愿意,我若一意主战,恐外国人责难。”

  一提外国人,溥伟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抢白说:“中国自有主权对内平乱,外人何能干预?公既如此说,请指出是何国人,我要当面问之。”

  胡惟德本来就是信口胡诌,被溥伟这么一追问,更是张口结舌。主和的庆亲王,见会场气氛完全被溥伟控制,赶紧打圆场说:“议事不可争执,况事体重大,我辈亦不敢决,应请旨办理。”

  说完,庆王起身便走,群臣也跟着散了。一次关系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内阁会议,什么正经事也没有解决,就这样乱哄哄地结束了。

  第二天,醇亲王载沣给溥伟打电话说,十二月初一(即1月19日)要召开御前会议,让他也来参加。

  次日,溥伟刚到养心殿就被载沣拽到一边嘱咐说:“庆王本不愿意你来,如果有人问,就说是你自己要来的啊!”

  显然,溥伟在上次内阁会议上的表现,让庆王十分不满。载沣是溥仪的生父,当然不愿意议和、退位,但他生性懦弱,在朝中说话没有庆王和袁世凯管用。年轻气盛的溥伟跳出来挑战议和派,载沣自然乐见其成。因此,即便庆王反对,他还是偷偷把溥伟叫来了。

  也许是因为袁世凯缺席,这天庆王也没来开会,会场上主战的亲贵们占了上风。

  众人落座后,隆裕太后问:“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

  亲贵们立即异口同声说:“臣等皆力主君主,无主张共和之理,求太后圣断坚持,勿为所惑。”

  隆裕说:“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

  溥伟一马当先说:“乱党实不足惧。冯国璋说,只要发他三个月军饷,他愿意破贼。”

  隆裕一筹莫展说:“内帑已经空了,前次所发的钱都是皇帝内库的,现在真没钱了。”

  溥伟出主意说:“日俄战争的时候,日本帝后拿出自己的珠宝首饰犒赏军队,结果士气大振。现在人心浮动,太后也可以学一学这个办法。”

  一听这话,肃亲王善耆也表示支持。

  隆裕犹豫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吗?就算打仗,也不能就指着冯国璋一个人啊!”

  溥伟心情激动,一边叩头一边说:“优待条件不过是欺人之谈,即使是真的,以朝廷之尊而受臣民优待,岂不贻笑千古,贻笑列邦?”他主动请缨说,自己愿意带兵杀敌。

  溥伟从来没带过兵,隆裕知道他不过是“天桥的嘴把式”,不足信,于是转过头来问载涛:“载涛,你管陆军,知道我们的兵力怎么样?”

  载涛是个京剧票友,在舞台上演“猴戏”是一把好手,可真刀真枪地上战场就不灵了。被太后点名后,他嗫嚅了半天道:“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

  隆裕一听这话,心里凉了半截。她知道,这帮亲贵只会纸上谈兵,真上战场,没一个靠得住。至此,隆裕皇太后心中最后一丝抵抗的念头也断了。

  从此,隆裕再也没召见过溥伟、善耆这帮主战的皇族亲贵。不久,君主立宪会的隆厚田突然跑到恭王府给溥伟送信说,最近得到的一封密信,里面说赵秉钧向袁世凯建议要除掉溥伟。袁世凯虽然没有同意,但溥伟显然已身处险境。隆厚田嘱咐他要“速筹良策”。

  隆厚田离去后,溥伟立即禀明母亲,先行逃亡西山。不久,他便在日本人的帮助下逃到了青岛。溥伟的母亲、弟弟溥儒等人,也先后离开了恭王府,避居西山戒台寺。

  此时的小恭王溥伟,际遇很是尴尬狼狈,但满脑子还是“匡扶社稷”的大梦。

  “复辟狂”溥伟

  早在1912年年初,溥伟就已经有了“毁家纾难”的想法。

  1912年1月初的一天,溥伟造访了袁世凯。袁世凯表面上对溥伟甚为恭敬,还给他戴高帽子说:“向使王爷秉政,决不致坏到如此。”

  袁世凯表面越是恭敬,溥伟越是觉得他居心叵测。据溥伟的《让国御前会议日记》记载,当天他回到恭王府,便对母亲说:“时局至此,后变不堪设想,拟毁家以纾国难。” 溥伟的母亲当场应允,“尽出古画古玩,招商变价。”这是文字记载中,溥伟第一次明确表示,要变卖家中古玩以充将来复辟的经费。

  大厦将倾。清政府中,像庆亲王这等位极人臣者,都在拼命搂钱,为自己准备退路;就连皇帝的生父醇王载沣,也放弃了最后挣扎的希望。为什么在朝中并无实职的溥伟,却不惜变卖家产,也要保卫大清朝呢?这大概与溥伟的家世和他郁郁不得志的宦海生涯有关。

  溥伟是恭亲王奕訢次子载滢之子。奕訢被公认为晚清皇族中最有才华的人,但他宦海沉浮、三起三落,事业不顺,家庭生活也不如意。长子载澂是皇族子弟中有名的花花公子,甚至做出带同治皇帝出入烟花柳巷的荒唐之举。

  载澂过世后,奕訢只能把恭亲王的爵位传给孙子溥伟。

  溥伟自幼生得一表人才,18岁便继承了祖父的爵位,成为铁帽子王。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晚清政坛一颗冉冉上升的明星。他自己也很有政治抱负,一心想继承祖父遗志,匡扶大清。

  在晚清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中,溥伟的确好几次差一点染指最高权力。戊戌政变后,光绪被囚。慈禧太后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即太子)。后来,载漪因为纵容义和团,被革去爵位,溥儁这个大阿哥也自然就被废了。

  溥儁被废以后,朝中曾一度传闻,慈禧要立小恭王溥伟为嗣。论年纪,溥伟在“溥”字辈的皇族近支中最大;论血统,他是道光皇帝的亲孙子;论才学,他在同侪中也算得上出类拔萃。溥伟对皇位满怀希望,志在必得,可是慈禧最后却选择了年仅3岁的溥仪继承大统。

  据说,当载沣听说自己被任命为摄政王时,叩头力辞。慈禧太后恨铁不成钢地说:“如觉力不胜任,溥伟最亲,可引以为助。”

  也许,正是因为慈禧这一句话,令载沣对溥伟存了戒心。在大清王朝最后的几年中,溥伟虽然时刻准备着要为国效力,载沣却只给了他一个禁烟大臣的闲差。

  溥伟虽然一直不得志,却出奇地有主人翁责任感。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有我溥伟在,大清不会亡!”

  1912年初,溥伟、载涛、载泽、良弼、毓朗、善耆、铁良等年轻的满族亲贵子弟,成立了“宗社党”。他们不满隆裕、载沣对南方的妥协态度,密谋推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让毓朗、载泽出面组阁,铁良出任清军总司令,与南方革命军决一死战。

  不过,这个顽抗到底的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宗社党的灵魂人物良弼便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用炸弹炸死了。

  良弼一死,宗社党中那些只会耍嘴皮子的亲贵子弟,逃的逃、散的散。只有溥伟、善耆等少数冥顽不灵者,逃到青岛,仍醉心于复辟清室。

  这些“复辟狂”很快就被日本人相中了。在列强中,日本最反对中国走共和道路。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在写给日军参谋本部的信中认为,中国废除君主制后会陷入大乱,很可能被列强瓜分。他极力主张,策动满蒙独立,到时候即便中国分裂,满蒙也可以抓在日本的手中。

  川岛浪速的意见得到了日本军方的认可。在日军的支持下,溥伟和善耆搞起了“满蒙独立运动”。他们妄图煽动张作霖和蒙古喀喇沁王起兵造反, 合并建立满蒙王国。为此,他们还购买军火,招募士兵,秘密组织了“勤王军”。

  招募军队需要大笔资金,变卖恭王府的文物和田产,成为溥伟唯一的选择。

  山中商会的中国买卖

  溥伟要变卖恭王府文物的消息,在北京古玩行内不胫而走。由于他和日本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桩大买卖首当其冲落到了日本古玩商的手中。当时,有财力能吃得下这么一大批文物的买家不多,山中商会无疑是最有实力的一家。

  山中商会的老板——山中定次郎是二战前日本在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大古董商。他早在19世纪末,就把业务扩展到了欧美。

  不过,关于山中定次郎和山中商会的资料非常有限。一直以来,研究者们主要引用的是山中定次郎去世后,他的家人为其撰写的《山中定次郎传》。

  日本东北大学富田升教授认为,多年来学界对山中商会研究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是,二战结束后日本海外资产被冻结,再加之停战时的混乱局面,许多相关资料都散佚了。

  据《山中定次郎传》记载,定次郎生于1866年,是大阪古董商安达信五郎的长子,本名叫安达定次郎。

  1878年,刚刚小学毕业的定次郎到另一位古董商山中吉兵卫家做学徒。定次郎小小年纪就很有想法,他一边在山中吉兵卫家做学徒,一边在大阪市立商业夜校和英语私塾学习。

  很快,山中吉兵卫就发现这个年轻人头脑清楚,性格沉稳,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他收定次郎为养子,并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从此,安达定次郎改名为山中定次郎。

  事实证明,山中吉兵卫眼光不俗,山中定次郎很快就凭借他的英语知识和过人的眼光,将分店开到了美国纽约。他发现,当时欧美各国刚刚崛起的新富阶层,对东方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和猎奇心理。山中定次郎抓住这个商机,将古董业务扩展到西方。

  1900年,山中定次郎将公司改组为山中商会,并且亲自担任业务执行。此时,山中商会的分号已经遍布欧美许多城市。在此期间,他与许多西方学者、富豪、收藏家和博物馆结下深厚友谊,并为进一步开辟世界市场做了周密布局。

  随着海外市场对中国艺术品需求的增大,山中定次郎把目光转向了拥有几千年文化积淀、地上地下文物都最为丰富的中国。

  1901年,山中定次郎将办事处开到了北京东城麻线胡同3号。

  当时,北京刚刚经历了庚子国变的惨祸。八国联军占领了紫禁城,联军司令瓦德西向士兵们发布了可以任意抢劫5天的通告。

  由劳改犯、小偷、雇佣军等组成的士兵们,顿感喜从天降,肆无忌惮的掠夺开始了。当时正在北京的法国人皮埃尔·罗提在《在北京最后的日子》一书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在北、中、南三海子,仪鸾殿慈禧寝宫中的珍宝让这帮盯了两千年的眼睛再次把瞳仁放大,面对整屋没来得及摆放的内库文物艺术品,他们自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最先来到这里的是日本人,已经在里面乱翻了一通。跟着是哥萨克人、德国人,现在才轮到我们……里面珍贵的物品倾泻出来,一堆堆的碎片,像碎玻璃的溪流闪闪放光,又像搪瓷、象牙和瓷器的瀑布。

  这是一场中国文化的浩劫,却是古董商贩们的狂欢。由于士兵们不能将所有抢来的艺术品带回国,许多人选择在北京就地处理。当时,整个北京城几乎变成了一个露天的古玩拍卖场。从东四牌楼到西四牌楼,从天坛到前门大街……到处都有小型的拍卖场,几万联军士兵变成了几万名文物贩子。

  人们从所未见的大内珍藏,第一次流落到民间,而且价格低廉得令人咋舌。据《庚子大事记》记载,一个西洋商人仅花了一元墨西哥银元,就买到了“圆径三分之珊瑚珠百余颗”。

  不难想象,为什么山中定次郎会在此时将办事处开到北京。

  山中定次郎主要靠北京琉璃厂的古玩商,来收集落魄王孙们出售的皇家珍品。那些年,山中定次郎每年定期来北京两次,每次大概停留两周时间。

  每次,北京支店的店长高田又四郎都会事先联络好北京古玩行的各商号,来山中商会院中摆摊。琳琅满目的古玩被摆放在6尺的长桌上,山中定次郎带着欧美各个分店的采购人员,按照各个市场的需求一一挑选。

  每天都有不下200名古玩商,从全国各地赶来。他们乘坐着人力车,抱着大包小包涌入山中商会北京支店的小院里。曾目睹过此情此景的壶中居老板广田不弧斋,用“壮观”一词形容:

  一听说山中老先生来北京,北京的一流至二三流同业和杂货店主,就都显得很活跃。老先生早晨在北京分店采购物品。在老先生从住宿的扶桑馆饭店前往麻线胡同分店之前,分店里,从大门口到里面的通路上,以至宽敞的庭院中,就挤满了很多同业者。大家争先恐后地打开包袱,摆上各种物品。三代的铜器、石器、陶瓷器,各个时代的佛教美术、金、银、铜、锡器……这些同业者摆列物品的情景,实在壮观……老先生上午在这儿收购完,下午去各一流同业者的店铺,还去买收藏家想卖的东西……每次全中国的同业者和杂货商人,都会得到莫大的好处,所以他们都以敬仰之心迎接山中老先生。而且,我在各处看到所有一流同业者的私室里,都装饰着老先生的照片。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古董商争先恐后地给山中商会送货呢?

  当时的日本古董商仓桥藤治郎在给山中定次郎写的悼文中提到,一般的古董店对外行人和稍次级的古董商压价压得很低,但山中定次郎却不这样做。他给下线古董商开出的价格很高,也就极大地调动了中小古董商的积极性。

  山中定次郎在北京的时间并不多,平时的买卖活动都是由他北京分店伙计打理。只有牵涉重大购买项目时,他才会亲自露面。

  1912年年初对恭王府文物的收购,无疑是山中商会最大的一笔生意。

  “这是一生不会再有的事情”

  1912年初,小恭王溥伟逃到青岛,与肃亲王善耆、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一起谋划着招兵买马,策动“满蒙独立运动”的事。为了凑足复辟经费,他打算把恭王府中的文物珍玩打包出售。得到消息的山中定次郎,在友人山中六三郎和冈田友次的陪同下,来到了恭王府。

  当时,溥伟逃到青岛,他的母亲避居西山戒台寺,他的弟弟,也就是后来的知名大画家溥儒,也避居戒台寺内。山中定次郎造访时,偌大的一个恭王府竟一个主人都没有。

  经过一番复杂的手续后,山中定次郎一行人被管家引入恭王府。在“1913年纽约拍卖图录前言”中,山中定次郎这样描述他踏入恭王府的情景:

  穿过恭王府一道又一道大门,是排列整齐的建筑,居住着恭亲王的家人、侍从等三四百人,还有供王府护卫队居住的区域……院落的后面,穿过花园的中心,是大书房,那里除了左右两侧丰富的藏书外,主要陈列青铜器和玉器。距藏书室不远是一幢巨大的两层建筑,看上去十分坚固,呈L形,这座建筑可以被称为“美术馆”,里面有数不胜数的珍宝。

  穿过这个藏宝楼,走进一座石拱门,是一座花园,园内奇花异草掩映着茶室、湖心亭和赏月台,在这样一个地方,欣赏着秀丽的自然景色和精美的艺术珍品,人们肯定会流连忘返。

  山中定次郎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但是第一次踏入恭王府,他还是被这座王府的奢华震撼了。从这段描述的语气中,不难体会到他当时的激动心情。

  这也难怪,因为有清一代,没有哪个王府像恭王府那样达到了王府建筑与收藏的顶峰。无怪乎著名学者侯仁之先生曾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

  恭王府始建于乾隆年间,它最初是乾隆皇帝宠臣和珅的府邸。和珅是历史上著名的大贪官,他的府邸自然也是极尽奢华。据说,当年嘉庆皇帝查办和珅时,列举了他二十大罪状,其中一条就是他府中“嘉乐堂”仿照紫禁城宁寿宫的样式,用金丝楠木建成,“奢侈逾制”,正厅七间,达到了亲王的标准,装潢设施之豪华更是超过了一般王子、公主的级别。

  和珅倒台后,嘉庆皇帝把这座府邸赐给了庆王永璘。

  永璘去世后,咸丰皇帝将这座大宅赏给了自己的弟弟恭亲王奕訢,并改称恭王府。据《奕訢秘档》记载,咸丰皇帝将府邸赏赐给奕訢时,还赏赐给他许多绸缎、银两、楠木料和书画文玩。

  后来,奕訢协助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立下汗马功劳,慈禧太后对他也是恩赏无数。可以说,恭王府收藏的古玩和艺术品,数量之多,档次之高,仅次于紫禁城。

  山中定次郎走入恭王府中,犹如走入了一个巨大的宝库,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山中定次郎传》中这样写道:

  府邸相当大,比如仓库,专放如意的如意库,放书画的书画库,放古铜器的铜器库,像这样的,就有几十栋……库里的东西上,竟然积着十五毫米左右的灰尘。仅翡翠首饰,就非同寻常,实在华丽,带回日本,即使卖给妇人做发箍,一粒也能卖四五千日圆。

  然而,面对眼前巨大的宝藏,恭王府的大管家却完全不知道它们的价值和市场行情。山中定次郎回忆,大管家像抓豆子和金米糖一样,用双手抓过一把珠宝来问他:“这些你出多少钱?”

  其实,也不能怪恭王府的管家无知,常年生活在金山银山中,恭王府内所有人对这些奇珍异宝都已经麻木了。清王朝灭亡后,许多没落王孙都依靠变卖家产来维持奢华的生活。他们根本不把这些宝贝当回事儿。

  上世纪30年代,溥儒将唐代大画家韩幹的《照夜白图》卖给了英国人。大收藏家张伯驹得知后,极为愤慨。溥儒却轻描淡写地说:“至于吗?”从主人对府内珍玩的态度,也不难理解仆人贱卖的举动。

  恭王府的收藏分为如意库、书画库、玉器库、青铜器库等几十个宝库。在这次非同寻常的收购中,恭王府到底流失了多少文物,谁也说不清楚。

  原恭王府文物保管处处长鲁宁告诉记者,当时山中定次郎带了两个伙计,一同来到恭王府,显然是为了清点账目的。恭王府的大管家在处理了这么一大笔珍玩后,也不可能不给主家报账,但是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找到相关的第一手资料。

  据鲁宁推断,一方面溥伟不愿意背负出卖祖宗收藏的恶名,一方面高调拍卖很可能会引起民国政府的注意,因此无论是山中商会还是溥伟,都有意掩盖了这次交易。

  可以肯定的是,在一番权衡之后,山中定次郎买下了恭王府除书画外的青铜器、玉器、翡翠、陶瓷等几乎全部收藏。

  具体的名目和交易数额,连《山中定次郎传》中也是欲言又止,只含糊地写道:“数额不同于十万或二十万”。

  这次交易奠定了山中定次郎成为世界级大古董商的基础。交易之后,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感慨地说:“无论哪个商人,这是一生不会再有的事情。”

  在这次交易中,山中定次郎到底从恭王府买了多少文物,成交价是多少?至今仍是一个谜。唯一流露出的一点蛛丝马迹是,一年以后溥伟为了推动复辟活动,又想把恭王府的地卖给正金银行。

  据日本浪人宗方小太郎记载,溥伟派汪钟霖找到他说:“恭王府在北京附近有价值约200万两白银的土地,恭王爷想把所有土地抵押给正金银行,限期3年,借款50万两。拜托您与正金银行交涉一下。”

  宗方小太郎找正金银行经理疏通,经理说:“恭亲王以前卖书画古董藏品得款约为40万元,现在又要借款50万元,这或许是要借助外国人的力量来保护王府?希望您能将他借款的本意告诉本店。”

  宗方小太郎向汪钟霖转达了正金银行方面的担心,并询问溥伟典押地产的本意。汪钟霖说:“绝非为了保护王府。恭亲王为了联络各地同志,要在济南、汉口、上海等七地设立机关。经费一年大约要11万,3年要30万。”溥伟天真地认为,3年复辟必成,借50万大洋够了。

  鲁宁推断,这段记录中,正金银行经理提到的溥伟卖文物得到的40万元,很可能就是他与山中商会交易的金额。

  山中商会覆灭

  恭王府的这批文物后来流落何方?由于缺乏原始的交易记录,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研究者。幸而山中商会在收购了这样一大批文物后,曾在纽约和伦敦两地举行过两次盛大的拍卖会,才为这些文物留下了部分记录。

  1913年2月27日、28日和3月1日三天,来自全球的大古董商、收藏家和各大博物馆云集美国纽约,赶来参加山中商会举行的“恭王府收藏拍卖会”。

  为了更好地推销自己的拍品,山中定次郎为上拍的文物精心印制了图录。据图录记载,这次拍卖会共有536件文物上拍,玉器250多件,青铜器110多件,瓷器130多件……上面不但印有文物的图片,还有英文简介。鲁宁告诉记者,这本图录上的文物是目前唯一可以确认的恭王府流失文物。

  那次拍卖会空前成功,拍品无一流拍,销售总额达280435美元,单件文物的成交价格最高达到6400美元,创出当时拍卖成交的最高纪录。

  不久后,山中商会又在伦敦举行了一次拍卖会,上拍的文物110多件,以玉石为主,拍卖额6255英镑。

  山中商会在纽约和伦敦的拍卖总额,折合成日元不过60万元左右。1914年3月发行的《书画古董杂志》曾记载,山中商会买下了180万日元的古董书画。杂志中虽然没有说明“180万日元”的文物是否全部来自恭王府,但是这个价格与60万日元相去甚远。

  富田升教授推测,在拍卖前的一年中,山中商会已经通过商店零售的方式,陆续出售了许多恭王府文物。这两次拍卖会,不过是清理库存而已。

  那些通过零售方式出售的文物具体是什么,有多少?永远都将是一个谜。富田升估计,山中定次郎从恭王府收购的文物在2000件左右。

  与恭王府的这次交易,把山中定次郎送上了世界顶级古董商之列。从此以后,他的买卖越做越大,胃口越做越大,对中国文物古迹犯下的罪行也越来越大。

  在纽约和伦敦成功举行两次拍卖会后,山中定次郎将手伸向了遍布中华大地的不可移动文物,公然开始对中国文物进行掠夺与破坏。

  1924年,山中定次郎带领考察队来到了山西天龙山石窟。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市西南36公里的天龙山上,东西两峰共有25座石窟,分别开凿于东魏、北齐、隋、唐各朝,有造像500余尊,浮雕、藻井、壁画等1144处,其美学成就可与“云冈”“龙门”媲美。

  1917年,日本东京大学考古学家关野贞在华北考察时发现了这处石窟。他在考察报告中公布了许多天龙山石窟的照片。

  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发现,自然逃不过山中定次郎的眼睛。他在《天龙山佛像记》里这样写道:

  大正十一年(1922年),当我第一次看到天龙山的照片,就被那里的石窟和造像深深地吸引。时隔两年后的今天,我终于跨越万里来到了天龙山。这里珍藏了北齐到隋唐时代中国佛教艺术最鼎盛时期的辉煌。它们给我的惊讶和喜悦无法用语言表达。

  1926年,山中定次郎再次率队进入天龙山。这次,他将两辆装满金银财宝的牛车,直接赶到天龙寺住持净亮和尚的门前。

  山中定次郎得意洋洋地回忆:“我终于用手中的真金白银说服了净亮僧人,他同意让我带走一部分造像的头部,这不禁让我异常兴奋,每当我带着工匠进入一个石窟,凿下一个佛首,那种喜悦,超过了得到黄金万两。”

  天龙寺本为守护天龙山石窟而建,但是在金钱的驱动下,净亮和尚却成为了山中定次郎的帮凶。在净亮的掩护下,动辄几十公斤重的佛头被野蛮地凿下,装箱运下天龙山。

  据统计,山中定次郎一共从天龙山石窟盗运了45个佛头。这些历经千年的精美石刻,通过北京转运到日本,并经由山中商会的贸易路线被卖往世界各地。

  1932年11月,山中商会在日本东京美术协会举办了“世界古美术展”,并将这批天龙山石佛公开拍卖。此时的天龙山石窟,已然成为一个“无头的石窟”。

  1936年底,山中定次郎去世,山中商会的鼎盛时期也随着他一去不复返。1937年,山中商会在伦敦举办的展览会,成为它最后一次常规展览。此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国陷入战争的泥潭,古玩市场一片惨淡。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山中商会在美国的各个分店统一由联合国财产管理局管理。山中商会正式停业。

  1944年五六月之间,山中商会在美国的库存被分23次拍卖。山中商会损失了近80%的资产,终于走向了覆灭。

  作为出售恭王府文物的另一方,“小恭王”溥伟于1936年过世。他先后参与的“满蒙独立运动”“癸酉复辟”等一系列复辟运动,没有折腾出任何动静便无疾而终了。然而,“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溥伟,仍然在为复辟大业孜孜以求。

  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暂住天津张园。溥伟专程从旅顺跑到天津,给“万岁爷”请安。见面后,这位“恭亲王”仍对溥仪拍着胸脯,重复着自己那句口头禅:“有我溥伟在,大清就不会亡!”

  溥伟虽然赤胆忠心,但是溥仪却并没有把他当自己人。1931年,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却没有封溥伟一官半职。

  1936年,溥伟不明不白地死在长春新华旅社。此时,他已然身无分文,恭王府的收藏、地产和宅子,早已经被他变卖一空。

  自从恭王府博物馆成立后,在馆方的努力下,如今馆藏文物已有5万多件。鲁宁告诉记者,这些文物主要有以下几种来源。其一,每年国家财政拨款和恭王府博物馆自筹资金共3000多万元,这些钱都用于文物征集。征集来的文物虽然不见得是当年的王府旧藏,但大多是符合王府规制,或与王府历史有关的。其二,海关罚没文物。北京海关得知恭王府博物馆缺少文物后,将上世纪80年代至今罚没的一万多件文物,都捐献给了恭王府。其三,是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例如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逝世后,他的家人便将周先生的手稿、信札3万多件捐给了恭王府。

  在众多捐献者中,小恭王溥伟之子毓嶦是最特殊的一位。溥伟死后,毓嶦一直跟随在溥仪身边,住过伪满皇宫,去过苏联伯力收容所,进过抚顺战犯管理所,流离半世,直到中年以后才辗转回到北京。鲁宁说,毓嶦后半生一直不富裕,但他一淘到点宝贝就往恭王府送。在他心中,这些文物好像送回恭王府才算真正回家了。

  令人遗憾的是,恭王府博物馆的几万件文物收藏中,真正属于当年的旧藏凤毛麟角。鲁宁回忆,多年来,只有清康熙朗窑红尊、乾隆翡翠龙纹盖瓶、景德镇定制嘉乐堂款盘一对是当年的王府旧藏。恭王府到底有多少文物,山中定次郎当年买走了多少文物,价值几何,只能随着那段历史的远去,成为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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