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刻印——钱君匋的篆刻艺术

钱君匋

2017年11月10日10:00  来源:美术报
 
经亨颐 篆刻
经亨颐 篆刻
原标题:我爱刻印

  我开始学刻印,还不到20岁。当时我老家屠甸,有两位长者,都是有名的书画家。一位是孙增禄,原名炳荣,号良伯,别署两陂,他的居室名小沧浪馆。祖籍浙江绍兴,自其祖蓝田始从绍兴迁屠甸。父秋圃。三代都是中医外科名手,病家四方求诊,纷至沓来。孙老兼善书画、篆刻、琴棋、诗文等。书学颜平原,晚略受郑板桥影响,人物、山水、花鸟、虫鱼,无不精妙,风格在梁楷、白阳、青藤、石涛之间。印宗浙派,有陈鸿寿风。所作都能自开面目,名驰东南一带。早年曾任上海同文书局缮写工作,其石印本书籍,不少出自他的手笔。晚岁依其甥为生,卒于濮院。

  另外一位是徐容,原名钟兆熊。徐为母姓,名熊,后改容,字菊庵,亦作橘庵。居室名枰香仙馆,别署殳山外史。浙江桐乡人。善画人物仕女,并及花鸟虫鱼。师法改琦、费丹旭、恽寿平等人,风格清丽脱俗,自成一家。亦擅诗文。曾在上海卖画,声誉鼎盛。晚年侨居海宁硖石蒋氏别下斋,至殁。

  这两位老先生和我的学习刻印有关,起着最初的推动作用,所以我要把他们的平生比较详细地说一遍。他们都长我十多岁,因为我爱好书画,他们觉得稚子可教,所以欢喜和我做忘年的朋友。我在上海求学,一遇寒暑假回家,总是天天和他们在一起,看他们作画写字,听他们闲谈各种趣闻逸事。我心中把他们作为老师看待。在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中,所受到的教益很多。

  我在上海艺术师范学校攻读时,国画教学由吕凤子、汪仲山、沙辅卿几位老师担任,他们当然只教山水、人物、花鸟之类。刻印和书法不属于他们所教的范围,他们就不多事,也没有其他老师来教我。我学习刻印,前面已经说过,是由孙徐二老的怂恿并授意下学吴昌硕开始的。当时吴昌硕的声誉名满海内外。我很崇拜他,就买了一部上海有正书局出版的《吴昌硕印谱》来学刻。因为不知道同时要学习书法,大约经过一年的努力,所获不多。其间吕凤子老师曾陪我去拜见过吴昌硕先生。吴昌老和蔼可亲,不以为我年幼而不屑接谈。我跟吕老师进了吴家的门,一上楼便见吴昌老正在聚精会神地挥毫作画,但见老笔纷披,画出一幅蓊郁的葫芦图。待到可以暂时停笔的时候,吴昌老才和我们对坐闲谈。吕老师把我介绍给吴昌老,说我在书画之外,还会刻印。趁吕老师介绍的当儿,我赶紧把所刻的习作拓本递上。吴昌老反复端详了好一阵,才很温和地对我说:“还嫩。”这是他的客气话,其实何止是“嫩”而已!接着他说,要多刻,要不厌其烦地刻。要多写,要每天不间断地长时间地写。要多看,看秦汉的以及明清各大家的印,看的时候要牢记他们的章法、刀法,要分析一个印的各个部分。刻印必须扩大眼界,勤于磨砺。他说得很多,还是吕老师说不要耽误吴老作画的时间,我们才匆匆辞归,经过这一次拜见,我才知道刻印不能单打一,一味闷刻是不成的。我所以刻不好,其原因就在不知道同时要练字读谱。但吴昌硕的印实在难学,他的神髓很难捉摸得到。我有一次和孙徐二老谈到这一点,他们也觉得我的印学吴昌硕没有学好。二老建议我改学赵之谦,试试究竟怎样,因为赵之谦的印,刻的比较工整,容易人手。我学了一阵子,也不见有多大进境。以前吴昌老对我说的话我虽记住了,并想在刻的时候应用进去,但说说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我每天安排一定时间练习篆隶书,研究和比较名人的刻印,但是还不能照着去实践。

  我平常刻印,一般的印面都在一、二公分自乘之间,较大的印面,从来没有染过指。到了壬午那一年,忽然兴来,竟刻了两方巨印。这两方巨印是为徐老刻的。他新得一青田石的石匣,空着没有什么雕琢,我就在石匣的盖和底上刻巨印,印面约为十公分自乘。“徐容之印”是白文,另一方“菊庵”,是朱文,都受赵之谦的巨印“赵之谦印”、“滂喜斋”、“郑斋”的影响。其实他的这几方印也是从汉官印和汉碑额而来的。后来我刻“著书都为稻粱谋”等巨印,想搞自己的面目,事实上并不容易,仍然脱不了赵氏的影响。我刻巨印的事一传开,求者日众,以后就变成家常便饭,不知刻了多少。记得吴湖帆最先要我为他刻巨印,先后刻了三方:接着是刘海粟,也刻了五六方,还有潘天寿、朱屺瞻等人,他们认为我刻的巨印和刻小印一模一样,手腕有力,笔画自然、浚暮主动、气韵磅礴。但我自己总觉得还不够生辣,不够神完气足。

  刻印必刻跋,这是每一方印所不可缺少的:一般我都刻上自己的姓名和年月,至多再加个上款,字数不多。刻长跋和刻巨印一样,难度比较高。在壬午那一年,我在刻巨印的同时,也开始刻长跋。我看了赵之谦“餐经养年”的阳文长跋,有《始平公造像》的遗意,手就有点痒起来,便在“冷暖自知”一印的四周一试,刻的是阳文。现在看来,这四面《始平公》式的阳文长跋,不免稚嫩,但是我第一次所刻,颇有敝帚自珍的感情,舍不得磨了它。我想,留作一种纪念,不是很好吗!后刻“钟声送尽流光”和“夜潮秋月相思”两方巨印,都是我自己的句子,是画格的隶书长跋。为了刻这样的长跋,我还写了两篇限定字数的散文,直到现在,我仍很喜爱这两方巨印。另外在巨印“广州三月作书贾”的四面,刻了篆书长跋。这方印先后刻过两方,现只存一方。“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隐隐笙歌处处随”两方巨印,刻的是四面狂草长跋;人们认为这是我初期刻狂草长跋的代表作。以后刻的狂草长跋很多,如75岁刻的“芳草天涯”巨印的四面狂草,79岁刻的“一路滩声奔乱石”、“青山下酒诗千行”两印的四面狂草,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狂草长跋,都比较泼辣精炼。今年我又重温旧梦,用《始平公造像》法在巨印“气象万千入画中”的四周和顶上刻了五面阳文长跋。由于目疾日岌,所刻颇觉棘手,不知刀着何所。在刻印刻跋之中,也曾刻过花卉,60年代刻过“昙花”的印面,发表在当时的《文汇报》上。1974年,刻过朱屺瞻、王季眉画的“梅、兰、竹、菊”的四面画跋,在造像刻跋之外,另立一格。

  我共刻了两万多方印,包括巨印在内,以及各种书体的长短跋,这只是一种磨砺,距离我所要达到的水平还远。年纪虽已到了人生的末梢,但只要我的双目还能看得见,在放大镜下还想求得寸进,我要刻出比较满意的作品来。我不能辜负我爱上了刻印的这一生。

(责编:赫英海、潘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