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讲起中国御窑瓷器的烧造历史，就不得不提到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唐英。唐英字俊公，号蜗居老人、陶成居士，沈阳人，汉军正白旗，生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卒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自雍正六年（1728年）佐理窑务，先后榷窑二十余年，是御窑厂历史上督窑时间最长、成就最高的督陶官，史称“唐窑”。

　　

清乾隆早期 唐英自用青花缠枝花卉纹烛台

　　高 H 18.8

　　唐英在景德镇督窑期间监督烧造的器物可分三类：

　　第一类即是大宗供御瓷器，每年由唐英监督烧造上供宫廷。按清档记载，其中不乏唐英亲自设计的创新品种，如转心瓶、甲子万年笔筒等。

　　第二类是唐英自用或馈赠亲友的小件文房器皿，见有笔筒、水盂等，喜以山水风景、诗文等入饰，书“陶铸”、“蜗寄居士”等斋号。

　　第三类是唐英供奉庙宇神灵的供器，由炉、花觚、烛台组成五供成套使用，皆为青花作品，目前见有雍正十二年（1734年）、乾隆五年（1740年）、乾隆六年（1741年）三种年款，分别供奉天仙圣母、地藏菩萨、东岳大帝、观音大士四位神灵。供奉的寺庙主要分布在京城东面，即今日北京朝阳区一带。其中除雍正十二年（1734年）年烛台仅题书时间外，其余作品皆有长题，详细记载了供奉人唐英的官职、供奉的时间和地点。这批作品无论是胎釉、造型、青花发色、纹饰画工都代表了当时瓷器烧造的最高水准，且又是用于祭祀神灵，意义非凡，因此应是唐英亲自设计监造。

2009年11月23日北京拍卖会第2103号

　　香港徐氏艺术馆藏品

　　

　　香港苏富比2007年4月8日春季拍卖会第508号

　　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藏品

　　这件作品为烛台的上半部分，其底部蜡盘宽厚，口沿外撇，通过极富韵律感、线条起伏多变的圆柱与灯盏托盘相连。蜡盘与灯盏托盘为分段烧造，拼接组装而成。烛台胎质细腻，釉汁晶莹，通体纹饰以青花绘就，自顶端灯盏托盘至底部蜡盘内外分绘回纹、蕉叶、双犄牡丹、折枝莲花、如意云头、卷草朵花等多层纹饰，青花发色沉着，仿宣窑点染笔意浓重，颇具雍正遗风。纹饰的布局和折枝莲花的画法带有强烈的洛可可艺术风格，说明此时唐英本人在瓷器纹饰的设计上也已经充分接受了西洋艺术装饰手法。

　　本品俯视图

　　据现知，流传至今的唐英自制烛台共有两对，分别为乾隆五年（1740年）十月朔日供奉于东直门外壩北长店村村二道街东口观音大士殿（德国希德深罗密博物馆藏品）；乾隆六年（1741年）春月毂旦供奉于东壩天仙圣母案前（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藏品）。两对烛台在纹饰选择上有很大不同，显然为不同批次的作品。再与本品进行对比可发现，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V&A）藏品与本件作品在蜡盘口沿外侧的卷草朵花纹、口沿内侧的如意云头纹和圆柱上方的蕉叶纹等处完全一致，唯圆柱下方纹饰有别，V&A藏品装饰折枝莲花，本品则采用双犄牡丹。这种“主体相同，细节略有不同”的装饰区别，与上述排比中同样在乾隆六年（1741年）春月毂旦供奉于东壩天仙圣母案前三件花觚（国家博物馆藏品v香港徐氏艺术馆藏品v香港苏富比拍品）的差别完全一致。因此我们可以确定，本品应与V&A藏品一样都是乾隆六年（1741年）春月毂旦供奉于东壩天仙圣母案前，与三件花觚（国家博物馆藏品v香港徐氏艺术馆藏品v香港苏富比拍品）之一为同一套。

　　本品（左）与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藏品（右）细节对比图

　　除雍正十二年（1734年）作品外，唐英监造的这批青花五供集中烧造于乾隆五年（1740年）末到乾隆六年（1741年）初，这其中隐藏着国事、家事等多重原因。自乾隆五年（1740年）始，唐英的事业可谓充满波折，御窑厂烧制瓷器由于屡屡不合皇帝心意，致使唐英被严加申斥。乾隆曾在批示中提到：“数年以来所烧造者，远逊雍正年间所烧者。”家室方面，唐英婚姻不幸，前两任妻子都不幸早逝，续弦于乾隆五年（1740年）十月怀孕，唐英对此必然极为重视；唐英的二儿子即将要在次年的科举考试中登场；最重要的是，乾隆六年（1741年）适逢这位大名鼎鼎的督陶官的六十寿辰！

　　结合这些原因，唐英在此时烧造这批供器，既有为自己祝寿祈福，盼望仕途顺利的期待，又有祈求神灵保佑妻子平安生产，期望二子高中（最终成功及第）的愿望。六十岁的唐英，其创作力和对于瓷器的理解正处于人生的巅峰阶段，抱着极其虔诚的心态，他动用了包括当时御窑厂的一切资源，创造出了这一系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青花五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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