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君超

　　知世论人，当需了解之同情，因为世上绝大多数人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首先考虑生存才是第一位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件艺术品的背后大多隐藏着鲜为人知的故事。但或许只有极少数的鉴赏者或研究者，才能够发现其中的“秘密”。

　　南京博物院藏宋人佚名《桃花鸳鸯图》轴，绢本设色，尺寸为105.3厘米×49厘米。南京博物院收藏宋元书画不多，在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目录》（第五册）中此图的编号为“苏24-0006”。这是一幅工笔设色花鸟画，画的上半部分画四五株白色而略带浅黄的桃花枝，花下岸边卧立有两只彩绘鸳鸯，右下角为几棵双钩蒲草和野花。从整幅画面的构图笔墨来看，技法精湛，设色雅逸，有明显院体画的风格特征。又从绢质的老化系数判断，将此图断代为南宋中期左右的院画作品，应该可以接受。此图为单幅绢，幅阔49厘米，南宋中期绢绫的幅阔可达80至100厘米之间。但此图极可能已非原貌，左右两侧似有过裁割，尤其是右侧部分的图像疑似不全。

　　《桃花鸳鸯图》原为吴湖帆旧藏，裱边上有其两跋。此图曾在吴湖帆《吴氏书画录》卷一中著录：

　　南宋院本桃花鸳鸯图长三尺零八分，阔一尺四寸七分。无款。

　　桃花鸳鸯图立轴。项氏天籁阁藏。旧签一行，审出梁蕉林相国手笔。

　　南宋院画本桃花鸳鸯一幅，旧签题云“项氏天籁阁藏”，惜无著录可据。余如笔致工丽，恐世传徐、黄真迹不是过也。

　　此画虽无款识，不知出何人手笔，而渲染之工、敷色之丽，崔白、赵昌而外殆无可及，洵古美术中无上神品也。据故宫贮藏宋人名迹之富，能如此精美绝伦，亦不数见耳。

　　据高江村《消夏录》卷二《五代黄居寀桃花鸂鶒图》，依宋尺度之，高三尺八寸毋差，宽二尺，则此本祗存一尺八寸半耳。审画意，两边似有被截之据，且无江村印，或因佗故同遭剪裁矣。抑此为宋代院中所摹，亦未可知。

　　吴湖帆上述文字的大致意思是：题签“项氏天籁阁藏”审为梁清标（号蕉林）手迹。可惜未见著录。但笔墨工丽，传世的徐熙、黄筌的富贵野逸派花鸟画也不过如此。此图渲染、设色方面，除了崔白、赵昌之外，无人能及。就算是故宫博物院藏宋人作品中，能够如此精美绝伦者，也属少见。吴湖帆据高士奇《江村消夏录》中著录的黄居寀《桃花鸂鶒图》的尺寸认为，《桃花鸳鸯图》可能经过剪裁。或许高氏所藏也是宋代画院中人临摹之作？

　　虽然吴湖帆在上述文字中不无自由心证和竭尽溢美之词，但在字里行间也可看出他对《桃花鸳鸯图》珍爱之情。每一个鉴藏家都难以避免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性，后人无需为之大惊小怪，也不应过于苛责。以我的浅见，吴湖帆在《桃花鸳鸯图》的断代上没有较大的误差。如果再稍微“严紧”一点，此图的下限或可到南宋末及元初。它是标准的院体画风格，图上的折枝桃花尤为明显。

　　杨仁恺著《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笔记》（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版）第四册中的宋人《桃花鸳鸯图》条目下有按语说：“无款印。有吴湖帆两题。吴氏送与周鍊霞，经谢（按：即谢稚柳）购入给南京博物院。南宋。绝精！”但《桃花鸳鸯图》是何时赠送给周鍊霞的？吴湖帆弟子张守成（字子靖）有此图临摹本，画左上侧有吴湖帆题云：“宋院本桃花鸳鸯图。梅景书屋藏真迹。及门张子靖对临自存。壬午春吴湖帆题。”壬午即1942年。说明此时《桃花鸳鸯图》仍为梅景书屋珍藏。

　　我翻检手边吴、周两人的相关书籍，未见有此图赠送周氏的记载。我的推测是：吴湖帆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中期，将《桃花鸳鸯图》赠送给周鍊霞。周早年擅画小写意花鸟或仕女等，但并不画工笔鸳鸯。而她画工笔鸳鸯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大多是与吴湖帆合作画《荷花鸳鸯图》，且又多是应好友“点题”而作。图上常钤一方朱文闲章：“闹红一舸，记来时，尝与鸳鸯为侣。”故当时朋友圈中也将吴、周两人视为“鸳鸯侣”。莫叹天涯知己少，多情还是鍊师娘。

　　我近几年在书画拍卖市场中，曾经先后见过三幅吴、周合作《荷花鸳鸯图》真迹，均为纸本设色立轴。而周所画的工笔鸳鸯，几乎与《桃花鸳鸯图》一致，只是有时两只鸳鸯卧立的方向和设色稍有不同而已。由此可知，周鍊霞在五十年代中期才开始画工笔鸳鸯，或许她得到了吴湖帆赠送的《桃花鸳鸯图》作为范本。

　　我曾经在拙文《梅景书屋纪事·周鍊霞》一文中说过：“1949年以后，周鍊霞已失去了经济来源，丈夫徐晚蘋又去了台湾任职，半老徐娘，携家带口，艰难的生活境况可以想象。她因此‘最忆填词侣’，或许从中得到过吴湖帆的一些经济上的接济。就吴湖帆的人品而言，这种可能性是应该存在的。而她为吴氏代笔作词，写‘情词’或两人合作《荷花鸳鸯图》等，也算是一种情义上的回报和聊以取酬之举吧？”知世论人，当需了解之同情，因为世上绝大多数人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首先考虑生存才是第一位的。

　　上世纪50年代末，上海朵云轩木板水印《桃花鸳鸯图》，付梓时将画面尺寸略微缩小，以七十七块饾版，数百次的套印，再现此图的神韵，成为了木板水印画中的精品之作。但周鍊霞何时、何故、何价将《桃花鸳鸯图》转卖给了谢稚柳？而谢又于何时将之转售或捐赠给了南京博物院？南博应该有入藏记录，容后再考。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件艺术品的背后大多隐藏着鲜为人知的故事。但或许只有极少数的鉴赏者或研究者，才能够发现其中的“秘密”。

　　（作者为书画鉴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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