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竹简

　　长沙马王堆帛书

　　宋版孤本《锦绣万花谷》

　　木活字印本《武英殿聚珍版程式》

　　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

　　雕版印刷技艺展示

　　（本文写作参考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来新夏《中国图书事业史》等，特此致谢）

　　不久前的“世界读书日”，让读书这个古老话题再次被人们热议。

　　世界在进步，新的电子媒介形式的出现，让读书这件事变得更加容易。而在历史上，书籍形制的进化其实是十分艰难的，可以说，它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步而行。

　　1.

　　最早的中国书是简策

　　简书是指写在竹木材料上的文字记录，又称简策，它也是我们已知的最早的正式图书形式。我国古代的奠基著作当时都是写在简策上的。

　　将竹木进行加工以后制成的竹、木片称为简。但是作为书写材料，单片的简是不能容纳许多文字的。因此，一篇较长的文字或一部著作必须连续写在许多片简上。为了防止散乱，以便有次序地阅读，必须将这许多简有顺序地编连起来，这种编连起来的简就成为策（通“册”）。

　　制简的材料有竹、木两种（产竹的地方用竹，不产竹的地方用木）。用竹制的称为竹简，用木制的称为木简。不过木的体积比竹大，它还可以制成版，每一块版上较之竹简，可以容纳更多的字，不必编连，可单独使用。版，又称为方。写上文字的版，则称牍。所以古代的许多文字记录称为“版牍”或“方策”。

　　由于写信用的木板，通常是一尺长，所以信札又称“尺牍”。古代的地图也是绘在木板上的，所以至今仍把一国的疆域称为“版图”。

　　在简书实物发现以前，人们根据古书上“笔削”的记载，曾误认为简上的字是笔写后再刀刻上去的，实物证明是用毛笔写上去的，而非刀刻。所谓“削”是将写错的字，用刀削去错字以便重写，故有“笔削”之说。

　　简牍起源于何时？据郭沫若的推测，可能在殷代已经出现。不过，从现代考古发现的实物来看，只限于战国和战国以后，而且相沿很久，从上古直到公元3或4世纪，一直作为书写的主要材料和图书的载体。直到东晋末年（公元400年后）才逐渐为纸所替代。

　　由于年代久远，直接流传下来的简策实物，只能从考古发掘中获得。

　　古代的发现，原物已不存，有文献可征的共有九次，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次：

　　第一次发现是在西汉武帝末年，鲁恭王破孔子宅，在宅壁中发现了一批战国时代的竹简。内容是战国时期人们抄写在竹简上的儒家经典，即用古文写的《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篇，因与当时的传本不同，故称为“古文经”。从而引起了一场长期的经书今古文经的争论。

　　晋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发魏襄王墓得竹书数十车，统称“汲家书”。流传至今的有《逸周书》《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琐语》四种，但都不是原本。

　　当然，以上两次所发现的竹简都未能流传至后世。

　　近代从19世纪末到1949年共有八次发现。多是汉晋时期的木简，地址均在西北地区，其内容多为古文书、信札及簿册等，图书有《论语》、《尚书》及日历、方书等。其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甘肃额济纳河流域黑城附近，发现汉代木简1万多枚，因该地区原属汉代张掖郡居延县，故称居延汉简。这是1949年前出土最多的一批，内容涉及西北边塞地区的行政、边防、邮驿、屯田及戍卒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等许多方面。这一实物现存放在台湾。

　　1949年后，出土的古简更多，除原西北一带之外，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沿海一带均有所发现，而且数量比以前发现的多得多。仅1996年9月至11月在湖南长沙走马楼22号古井内清理出十几万枚三国时期的吴国简牍，其总数就超过全国历年出土简牍的总和。不过主要是档案文献，不包括图书。

　　2008年7月，校友赵伟国向母校清华大学捐赠了2388枚战国竹简，被称为“清华简”。这批竹简由校友赵伟国从境外拍卖所得后捐赠给清华。至于这批竹简的出土时间、流散过程，如今已不得而知。竹简上记录的“经、史”类书，大多数前所未见。

　　2.

　　昂贵帛书是简策的补充

　　帛书是指以缣帛为书写文字的载体的一种文献。缣帛是丝织品的通称。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植桑养蚕和织造丝织品的国家。传说在公元前3000年，嫘祖已发明养蚕织丝了。但最初这种丝绸织物是做衣料和装饰品用的，至于什么时候用来写字作书便不可考了。

　　据文献记载，春秋时代已把缣帛作为书写材料了。到战国时代则比较普及，如《墨子》一书中多次提到“书于竹帛”。一般认为帛书晚于简书出现。

　　缣帛质地轻薄，幅面宽阔，容易书写和携带，并且可以根据文字的长短任意剪裁，舒卷方便，易于保藏和阅读。所以帛书克服了简策所存在的种种缺点，是书写材料的一大进步。但缣帛毕竟是一种贵重的丝织品，并非一般人所能制备和拥有，所以有“贫不及素”之说。因此帛书的出现，并不能完全代替简书，长期以来竹帛并行，而且作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仍然以简策居于主要地位。

　　由于帛的贵重，作为书写材料自然比不上竹木使用的普遍，加上缣帛更易损坏，不易保存，所以古代帛书实物能流传下来的极少，考古发现远没有简书那么多。

　　1908年，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在甘肃敦煌发现两件缣帛信件。信上没有注明日期，据同时出土文物考证，系公元15年至56年间之作，即西汉末至东汉初期的帛书实物。

　　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一件覆盖在棺木上的彩绘帛画，画幅全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8厘米，成T型，用朱砂、石青、石绿等矿物颜料绘成。画面大致可分上、中、下三个部分，分别表示天上、人间和地下的景物，或系传说，或系生活的写实，或系想象。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有大批的帛书发现，共26件，12万余字。内容包括《周易》、《老子》等。其中有两部《老子》抄本，分别定名为《老子》甲本和《老子》乙本，每部上下两篇，次序与传世的本子相反，今本《道经》在前，《德经》在后，故《老子》又称《道德经》；而新发现的帛书，则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3.

　　纸的发明改变了图书面貌

　　纸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也是对世界文明的卓越贡献之一。纸的发明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图书事业史上的一件大事。

　　根据出土的西汉时期的纸状物或原始形态的纸，说明西汉已经有纸；同时，《后汉书·蔡伦传》记载，东汉已采用麻头、敝布等废旧廉价的东西做原料来生产纸。据此，可说明我国汉代已发明了纸和造纸方法。

　　东汉时期，由于造纸原料的扩大和造纸技术的改进与推广，纸开始成为书写材料。不过纸写书完全取代简帛，大约经历了一二百年的时间。

　　三国时魏文帝曹丕“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由二人的地位不同，可以看出纸书仍不如帛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到晋代，纸写书已相当流行，成为这时图书的主要形态，人们已习惯于用纸写书、抄书。这时虽然还有简、帛及以石刻为载体的图书，但在图书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流通范围也日趋狭窄，而纸书却以抄写、携带方便而受到人们的欢迎。如西晋著名文学家左思的《三都赋》问世后，“豪贵之家竞相抄写，洛阳为之纸贵”。这说明当时纸的流行已相当广泛，人们用纸抄写书籍已习以为常。

　　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曾一次把九万张纸送给他的好友谢安。人们除了用纸撰写文章书籍外，还用纸写作书法，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纸本书法，虽然纸张的纤维已经老化，但由于几经装裱，精心保护，一直保存了一千七百多年，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在印刷术尚未发明之前，光靠藏书家个人抄写积累图书是远远不够的。从东汉开始，出现了一种专门以抄书为业的佣书人。魏晋南北朝时期，书籍大增，各种文化都有所发展，迫切需要书籍流通，佣书业也随之兴盛起来。佣书人对流通书籍、传播文化起了重要作用。

　　4.

　　印刷术让书真正成为书

　　印刷术，这个人类赖以传播知识和文化信息的重要手段，是我国最早发明的。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所有书籍全凭手抄，相当费时费力，一次只能抄一部，生产量是很有限的。

　　关于雕版印刷的发明时间，存在很多争论。而唐代从公元618年开国至907年灭亡，历经290年之久。这一时期有关雕版印刷的文献记载甚多，其中也发现了一些实物。

　　雕版印刷术产生以后，在唐代首先为民间采用，其中尤以佛教信徒捷足先登，故早期的雕版印刷品多为佛经及民间日常用书，如历书、阴阳占卜之类杂书及字书、韵书等，说明社会的需要对刻书内容具有很大的影响。

　　从刻书地点上看，除了首都长安之外，尤其以四川成都一带是印书最多的地方。成都位于四川盆地，素有“天府”之称，且盛产竹木，为制版和造纸提供了丰富的天然资源，历来造纸业就很发达。且唐代中期以后，黄河流域连年战争，而四川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在安史之乱、黄巢起义两次动乱中两度成为临时首都，成为唐代另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使得文人汇集，促成其成为我国出版的发祥地。

　　继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我国对世界文化的又一巨大贡献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不像雕版印刷术的发明那样无文献可征，而是有可靠的文献记载，这就是宋人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书中明确指出：发明人是布衣毕昇，发明时间为庆历中，即公元1041-1048年间，造字材料为胶泥，每字一印，刻好烧硬。贮字方法，依韵排列，检字时依韵检字。可反复使用。但毕昇生平不详，只是1990年初，在湖北省英山县发现毕昇墓碑，据此中国印刷博物馆标出：“毕昇，北宋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家，今湖北英山人。”

　　毕昇的发明在今天看来，显得比较原始，但它的基本原理和环节（刻字、排版、印刷）和现代印刷术是相同的。他的这一发明，当时并未得到推广，当初用这种方法所印的书籍也没有能流传下来。但这一记载是完全可信的，除了沈括与毕昇是同时代人这一点外，以后历代仿用此法印书的不乏其人，证明此法是可行的。

　　继泥活字发明之后，我国又出现了木活字。本来毕昇曾经用木试制活字，由于木质“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沾，不可取”，故而弃之而采用胶泥为字。但不久便有木活字印书出现，距毕昇发明泥活字约一百多年。

　　元代著名农学家王祯在元贞元年至大德四年（1295-1300年）任安徽旌德县尹时，很关心农业，并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知识，写了一部颇具科学价值的《农书》。为了印制这部著作，他亲自设计，花两年时间请匠人刻制了3万多个木活字，先用于试印本县县志。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印出了约计6万余字的《旌德县志》100部，取得了成功。他特别为此写了一篇《造活字印书法》附录在所著《农书》后。《造活字印书法》一文，是我国活字印刷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

　　明清以后木活字印书又有发展。清代的木活字印书，更是普遍。无论官私及坊间，多采用木活字印书，甚至有的书坊直接取名“活字印书局”或“聚珍堂”。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为了刊印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已失传的宋元古籍，清高宗弘历采纳金简的建议，花费了2339.75两银子，刻成大小枣木字233500个，并配置了相应的印刷设备，先后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38种，300多卷，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活动。

　　所谓聚珍版，就是木活字版，因乾隆皇帝嫌其名不雅驯，而改用此名。后来金简把印造《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经验写成《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详细地说明了木活字的制造和印书方法的程序，是介绍活字版印刷术的重要文献。

　　明清以后，我国的活字印刷还采用了以锡、铜、铅做原料的金属活字。铜活字在我国金属活字中使用最多。我国的铜活字印书是从15世纪末，即明代弘治年间才开始盛行的。

　　清代规模最大的铜活字印书是雍正四年（1726年）内府印制的《古今图书集成》。这是一部我国现存的最大类书。全书1万卷，目录40卷，共印64部，每部5020册。其卷帙之富，排印之精，史无前例。可惜这批铜活字在印成《古今图书集成》之后，“铜字被窃缺少，司事惧得咎，值乾隆初年京师钱贵，遂清毁铜字供铸”，这批铜字就这样轻易地被销毁了。

　　延伸阅读

　　西方印刷术传入

　　印刷术本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发明，并由我国传播于世界各地。但是在西方的工业革命中，印刷事业完全工业化。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向外扩张，19世纪初期，西方印刷术开始传入我国，并且逐渐发展而代替了雕版印刷术。

　　首先将铅字印刷术传入我国的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马礼逊1807年来到我国澳门，为了传教需要刊印汉文《圣经》，开始雕刻汉文字模，准备铸造汉文铅字。因受到地方当局的禁止，刻工惧祸，将字模焚毁。1814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开设印刷所，继续从事雕刻汉字的工作。在我国工人梁亚发和蔡高的配合下，终于在1819年印成了第一部铅活字的汉文书——《新旧约圣经》。这是最早的汉字新式铅印书。

　　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新式铅印术在我国逐渐流传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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