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阿斯塔纳M10出土的高昌王国“延寿四年参军汜祐遗言文书”。

　　酒泉市石佛湾子出土的北凉承玄元年“高善穆石造像塔”。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唐建中二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片。

　　开栏的话

　　美与情感，是艺术的两面。在艺术的海洋里，人类追求着美的创造、情感的表达，也致力于美的传播。其中，美术传媒无疑承担着阐释经典、聚焦时代、关注社会的使命与担当。传媒时代的美术，也因知识的普及与传播、评论的叩问与鞭挞，平添了动力、积聚起张力，成为精神领域和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最活跃、最敏感、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形式之一。

　　为进一步贯彻“开门办报”的理念，凝聚作者队伍，本刊特开设“美术传媒视点”栏目，约请近些年活跃在美术领域的一线美术传媒的掌门人和资深媒体人撰写杂谈，发挥他们深入美术领域一线、站位靠前的优势，以期更加广泛、深入、及时地反映业界的前沿动态，以及美术传播所激发的艺术观察和文化思考。

　　书法遗迹在“丝绸之路”文化里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当代书法的发展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说到丝路文化，书法界的人会很自然地想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书法而言，它并不是唐代最有影响的碑刻。其书法风格接近颜真卿的《多宝塔碑》，但更清瘦、挺拔、秀气，线条也没有颜体那么大的张力，唐代具有这样艺术水准的碑太多了。但是这块碑又很出名，因为它与景教在中国的流传有关——它是早期基督教在中国流传的一个证明。景教作为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与儒教、道教、佛教完全不相干，它能够在中国流传并发展，能够在唐代得到弘扬，并且从唐太宗、高宗、玄宗一直到德宗时期都曾立此碑，体现出大唐的胸怀。所以丝路文化在历史上能够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与汉朝、唐朝在世界上的地位有关，与当时统治者的气度有关。政治和文化是息息相关的，相互之间的影响也很久远。正如现在去西安，人们还能感受到大唐那种非凡的气度与风神，而大唐风神无疑来自于海纳百川的精神与胸怀。“一带一路”的国家倡议，推动了对丝路文化的进一步研究，也使文化领域更加关注与之相关的文献、文物，以及其所具有的文化与历史意义、史料与文献价值。

　　常言唐人尚法，其实唐人的“法度”不但体现在楷法森严上，更体现在不同楷法之间的丰富多彩与深刻变化上，比如颜体和柳体便给人完全不同的审美感受。即便是唐代的墓志，字体、风格的变化也都十分丰富。因此，唐人的法度绝不是建立在简单的大一统上的，而是建立在法度森严但又彼此独立的风格基础上，或者可以说，唐楷的根本是“变化”。

　　唐人的“尚法”不仅体现在楷书上，还体现在草书上。唐代草书的法度是最森严的，这“森严”通过孙过庭的《书谱》那种兼及创作和理论、逻辑缜密的方式表达出来，通过“颠张醉素”看似狂乱、非理性但又绝对合乎草法的创作方式表达出来。在草书创作上，今人的问题是没有很好地继承唐人书法的风神，也缺少唐人的学识与胸怀。如果格局越来越小，怎么可能真正地继承唐代的文化与艺术？正如现代人写颜体，有几人能感受颜真卿的胸怀、能领略颜真卿在写《祭侄文稿》时的心理变化？如果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过程，显然也就无法真正理解颜真卿的伟大！还有一些人，因为看到很多人学唐楷学不出来，所以得出学唐楷是死路一条的错误结论。其实，只要能够把握住大唐书法的风神，洞悉唐代一流、顶尖的书法家的人生经历，体悟经典不是简单的书写，而是人生历练的一种集中体现，所有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也有一些书法家提出要激活唐楷，这样的提法也是片面的。唐人的作品是一座高峰，不需要我们去激活，它让我们高山仰止，哪怕能在这座高峰上取一把土，也会成为艺术创作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现代人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跟唐人在心灵上的距离，缺少和唐人博大、多元的文化应有的沟通，而一旦有了这种沟通，我相信无论学习褚遂良，还是学习颜真卿，都能写好并写出变化与新意。

　　“丝绸之路”上出土的书法遗迹，数量最多的无疑是汉简。这些汉代简牍，生动、鲜活地记录了两汉时期我国与中亚、西亚、南亚地区交往的历史。就书法而言，汉碑和汉简之间是有区别的，汉碑是书丹以后刻出来的，再拓成墨拓，而汉简则是用毛笔直接在竹木简上写出来的，这是二者最基本的区别，也由此产生了更重要的区别——书写态度，或者说书写时的心情的不同所直接导致的创作形态的不同：碑的书写是正式的，和宗教、宫廷有关，其文辞、内容、字体甚至书写与刻制的过程，都非常严谨，来不得半点马虎与随意。而汉简的书写是真实书写的体现，往往处于一种放松或自然的状态，没有必须写好的压力与负担。常言道，书法“无意于佳乃佳”。汉碑的整饬与简牍的率意，在审美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汉简书法的意义对今天的启发更多的是那种率性而书、自然而然。所以在学习古代作品的时候，一定要了解这种不同，从而更好地把握住各自的特征。

　　对于居延汉简以及稍晚出土的悬泉汉简，这几年《中国书法》杂志倾注了非常大的心血，五六年来已经连续做了五六个相关专题。学习汉碑中的隶书，必须与同时代的简牍联系起来研究。汉碑大多是当时有身份、有地位的书家所为，书写的过程自然也十分认真甚至刻意，简牍的写手大多是一般的文书，所以从书法的角度而言，一定要分清哪些是高手发挥最好的时候写的，哪些是初学者刻意的、记录时写的，从而才能更好地学习与借鉴。

　　“丝绸之路”上的文物非常多，我认为其中可资借鉴的有关书法的类型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内容：首先是一百多年来陆续出土的简牍，它是丝路上数量最多的书法遗产；其次是青铜器，如秦公铜簋上面的文字也是丝路文化早期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是各种造像，上面所记载的一些内容有很高的宗教与文献价值；第四是西域出土的各种文书，如高昌文书等；第五是写经，像敦煌的一些经卷，都十分有代表性；第六是宋元时期很多与文字有关的文物，如钱币等；第七是各种图形印，如新疆出土的玛瑙印；第八是西域出土的各种墓志以及石造像塔上的文字与书法。

　　中国的书法除了汉字以外，还应包括在“丝绸之路”上发现的其他民族的文字如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在《中国书法》杂志上做一期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书法专辑，至今还没有做成，因为研究的专家不多，即便有也大多只是从文献的角度进行研究。站在《中国书法》杂志的角度，这类选题除了有文献学的研究外，更重要的是要从书法的角度切入。这些木简横的书写方式和汉简竖的书写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线条的变化也很丰富。我相信只要用毛笔书写，只要工具、材料合适，哪怕英文、德文、法文都能形成相应的书法艺术。做不好是因为没有把握住这些文字所具有的潜在的艺术美感，没有把握住构成书法本体的最基础的因素。

　　作为当代书家，我们在审视丝路文化与相关书法遗存时还必须体现出一种文化的情怀与精神。这种情怀与精神是发自内心的，是心中梦想的感召，是对中华文明的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信与热爱。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发展并长盛不衰，正是因为有一大批有献身精神与抱负的人。我觉得书法境界的高低，未必一定与所谓的“艺术创作”有直接的关系，汉代简牍、敦煌写经在当时都不是当作书法作品创作的，没有一个写手或经生会把自己当作书法家，但是他们无疑有信仰、有宗教的精神，可以超越功利、超越某种目的，其意义在时间长河中自然会得到显现。

　　（作者为《中国书法》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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