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封泉宝

　　记者 周璐

　　通过“绍兴通宝”读到《说岳全传》里的岳飞，在斑驳的“洪武通宝”里，想到的是朱元璋与陈友谅，进而又从科学史研究中，发现古钱中的科学技术及别样的文化意义。深圳大学副教授韩晗撰写的《读钱记》，从秦代的“半两”到近现代钱币，着眼于民族史、社会史、科学史等不同学科的多元角度，结合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事件、文献以及考古重大发现，向读者呈现一部别具一格的中国历史。日前，作者韩晗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讲述了他与古钱币的故事。

　　唐朝不只发行过“开元通宝”

　　许多人以为，唐朝只有“开元通宝”这一种年号钱，所以每当提到“开元通宝”时，几乎所有人都会想到气势万千的盛唐气象。

　　实际并非如此，就在“开元通宝”发行后不久，由于发行量过大，竟然促进市场上短期内通货膨胀，长安城里许多人买日常生活用品都要拿着成袋的开元通宝铜钱往集市上去交易。没过多久，老百姓就嫌麻烦，开始直接用黄金白银交易，开元通宝被闲置了。

　　此时唐高宗已经将政权交给了武则天，武则天一方面检省了唐高宗滥发货币的严重后果，一方面她考虑到通过货币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威信，于是决定，下诏停止使用“开元通宝”，改用新年号“乾封”铸钱“乾封泉宝”，以一当十。

　　“乾封泉宝”带来了比开元通宝更坏的结果，导致了币值面额过大，刺激了市场上进一步通货膨胀。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看，市场上的货币总量并未减少，而只是货币的面额变大，犹如1949年之前国民政府以金圆券替代法币的做法一般，非但不能缓解通货膨胀，相反还带动了市场上的货币总量，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不到，这枚有着时代意义的铜钱就陷入到“谷帛腾贵，商贾不行”的地步，八个月之后，“乾封泉宝”被废。

　　韩晗表示，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透过“开元通宝”和“乾封泉宝”，我们不但可以窥得当时的繁荣昌盛，也能反思唐王朝的弊政疏失，对于观察和理解今日经济仍有意义。

秦代的“半两”

　　《读钱记》

　　韩晗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优雅地谈钱

　　记者周璐

　　韩晗在武汉学习生活多年，老家是湖北黄石。8岁那年，因为患急性病毒性心肌炎，韩晗不得已休学5年。一次躲雨，躲进了黄石文物公司。百无聊赖等雨停的他，对时任文物公司经理的郑海波先生手中把玩的古币产生了兴趣，最终有缘成为郑先生的徒弟。在四年多的时间里，黄石市文物公司成了韩晗的“小学”。

　　韩晗告诉记者，“我几乎每日到郑海波先生那里学习文物鉴定、碑拓装裱等知识。他不以我年幼笨拙，让我从古钱入手，从华光普、贾文忠诸先生的青铜器、古钱鉴赏研究的著述读起，可以说，郑海波先生是我‘读钱’的引路人。”

　　在郑海波的指引下，韩晗开始从古钱出发，学习民族史、制度史、边疆地理史等其他历史知识，为今后成为学者的他打下了重要的文史基础。

　　从读大学开始，韩晗进入文史哲研究领域，知悉钱币乃是一朝之经济、文化、政治的体现。“北宋经济发达，《清明上河图》之景观可见一斑，因此北宋铸币多厚重精美。而明代处于‘玩物时代’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其钱币轻薄细腻，犹如晚明仕女之风貌。”

　　之后做科学史研究，韩晗竟然发现古钱还有别样的文化意义。“譬如，不同时代的矿藏量、冶炼技术、铸造技术，在那个时期的古币上留下了当时科学技术的烙印。”

　　韩晗表示，“优雅”是“读钱”的一种方式。“我们需要重新认识钱特别是流通货币的意义，不同的货币是不同时代的象征与见证，反映了上下五千年的得失与兴废，微观中看到历史真实是一件难能可贵但非常重要的历史观。因此，我们应当优雅地品读先人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开元通宝

　　不太平的“靖康通宝”

　　在韩晗收集的古钱币中，他较感兴趣的有枚锈迹斑斑的“靖康通宝”。“这个才发行使用不到两年的货币，既令人唏嘘，也使人回味”。

　　韩晗认为，宋代有许多年号都让人哭笑不得。“譬如‘太平兴国’，其间既不太平，也不兴国，而‘靖康’更是使人匪夷所思。‘靖’与‘康’都是‘太平’‘安康’的意思，结果‘靖康’成了兵荒马乱的代名词，也是北宋历史上最后一个年号”。

　　他表示，就在靖康年间，北宋亡于金，光荣地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少数民族政权推翻的中原封建王朝。从此汉唐气象不复存在，取而代之是元、清两代的金戈铁马与南宋与明两朝的诗词歌赋。大江东去穿插着小桥流水，成为了“靖康”之后中国中原地区的主要文化格局。“‘靖康之变’确实是政权之变，战乱之殇，黎民百姓流离失所，王侯公卿沦为楚囚，但若立足一千多年之后的今日再反思这场民族间的政权战争，我们会发现，‘靖康之变’是中华文化的转折点，也是一段新文明的起点。”

　　“靖康之变”给中原文明带来了北方游牧文化的血液，使得中原文化更具备多元化与包容性。金代的冶炼、畜牧、皮革等许多北方技术也自“靖康之变”之后传入中原。自“靖康之变”开始的“文化混血”，既是对先前“以儒为尊”的中原传统审美哲学的颠覆，也是对“胡服骑射”文化的赓续、呼应与发扬，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多元化特征。因此，韩晗认为，“靖康之变”所带来的“文化之新”不应为后世所忽视。

康熙年间中央政府设立“台湾局”发行的康熙通宝（正反面）

　　“康熙通宝”见证台湾收复历程

　　台南成功大学80周年校庆，韩晗被邀去做一场学术报告。在台南的文物市场上，他意外地发现一枚“康熙通宝”，激动不已。这种“康熙通宝”，是316年前清政府设置的台湾府铸造发行的铜钱，“反映了康熙年间清政府收复台湾，完成祖国统一的历史景象，也是海峡两岸统一的最好历史见证”。

　　康熙皇帝执政后，重用精通水师的施琅。康熙元年，施琅担任福建水师提督。上任后，他屡次挫败郑经的海上骚扰，并且向康熙帝建议，将台湾纳入清朝的版图，为今后收复台湾准备了充足的法理依据。

　　康熙帝用人不疑，将征台军务工作全部交给施琅。年过六旬的施琅挂帅出征，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台湾的武力收复。

　　“有趣的是，施琅武力收复台湾并不是攻下台湾岛，而是攻下了澎湖，将澎湖经营为‘人民乐业，鸡犬不惊’的福地，进而迫使盘踞台湾的郑氏家族弃暗投明。在这样的语境下，郑氏家族只好率部投诚。施琅‘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的策略，使得台湾免遭炮火的荼毒，和平解决了台湾问题。”韩晗谈道。

　　设立台湾府之后，施琅考虑到台湾是离岛，与内地信息交流有所不畅，于是力主在台湾开炉铸币，筹兴“福建台湾局”。在首任台湾知府蒋毓英的支持下，即在台湾府开铸康熙通宝钱，并促成在台湾岛内流通。这个措施，保证了岛内货币的流通稳健与经济的发展。韩晗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施琅不但是一位骁勇善战的武将，还是一位深通经世济民之学的文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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