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0月，25岁的我第一次乘坐飞机，第一次来到西藏拉萨。记得与龚铁兄在拉萨逗留一周后，西藏展览馆就安排我们赴山南、日喀则两地区深入生活去了。由藏族知名作家益西单增为领队兼翻译，坐着二战战利品英式越野车，一行人美滋滋地穿行在喜马拉雅北麓山区和雅鲁藏布江流域河谷的城镇与农牧区，一路寻幽览胜访贫问苦，速写本兼日记本很快就被涂满记满。我等在为躲避了现代宗教的种种仪式而庆幸的同时，不期然地发现了一个虽忧虑温饱但魅力十足的世外桃源之地，发现了一个与媒体描述大异其趣的西藏，发现了一个让美术家们忘情恣意描绘的形象与色彩的天国。记得益西单增带我们先后探访了前后藏17个县，数十个公社（乡）的农户与寺院禅房，深入生活的采风任务因此圆满完成。随着一个个铜塑般的形象，一处处莽原牧歌似的风景收录于笔端，同行画手们个个沉浸于终日连夜的亢奋中而不知今夕何年。如若没有吃饭问题的困扰，真可说当时每个人都是神仙般快活与自得的“桃花源中人”。

　　当时拉萨市场的状况并不算好，我记得当年的人民路上只有一家人民餐厅，每天上午十点开门营业，只售两种餐食：炸蚕和煮挂面。由于僧多粥少，很多人往往排队一两个小时，仍是一无所获。至于拉萨市唯一的贸易公司的百货商品，十之八九均需凭票证供应，更令我等外户望洋兴叹了。

　　拉萨尚且如此，所谓的县乡招待所的情况也就不难想象了。每日三餐的主副食听说是多少年不变的“老三篇”，即“出土馒头”（又黄又黏，丢在地上找不着）加上四川豆瓣炒冻土豆、冻莲花白、冻萝卜，而且过时不候。所以每当听到敲槌声，我们必须放下画笔，快速跑回招待所，一个人去打饭窗口排队，一个人去财会室买餐券租搪瓷碗（没有筷子）。只有如此合作，才能买到那份“老三篇”。馒头可以用手拿，可炒冻菜又热又辣，以手当叉就显得极不合适了。无奈，只好用两支速写铅笔做筷子，把菜扒拉到嘴里完事。这样凑合几顿尚可，但一个月每日三餐均无筷无勺地用餐便极不相宜，铅笔由于忙于写字画画的第一功能，愈用愈少，愈用愈短，直至失去了筷子的功能。于是乎，我便削尖树枝充当筷子，不想这原本直溜溜的自制筷子，一遇热乎乎的稀饭就变成了合不拢的“罗圈腿”了。嗐！勺子，要是有把小铝勺该多好啊！总之，那时除却好形象、好景观，勺子竟然成为大家共同的期待之物了。

　　到西藏后，我学会的第一句藏语是“土机器”（谢谢），但我使用最多的藏语却是“存康”（商店）与“吐妈”（勺子）。记得当时每经过一座县城（所谓城不过是两三排土坯墙铁皮顶的平房而已），大伙的首要工作是打听存康在哪儿？进门后便问售货员：“吐妈宗亚约贝（有勺子卖吗）？”但令人遗憾的是，我等一行从山南地区一直问到日喀则市的贸易公司，得到的回答均是“勺子无货”。如今对比之下细细想来，才晓得什么叫作“经济崩溃”。

　　30多年后，似乎正是纠结于当时的“勺子情结”，或是老年人很难免俗的怀旧缘故，我在藏域城乡每每碰到勺子，不管有用与否，总是莫名其妙地投以青目，见到造型独特者，便先购藏入寒舍养心把玩，再移赠海内外友好，与之分享。久而久之，我像发神经般地先后买过几十把多种材质与形制的藏地小勺，至于价钱也是随物价水平扶摇直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支很可人的镶松石或珊瑚的藏银勺不过三四十元，如今价格不知翻了多少倍。前段时间，我又在同一摊位上，看上一把小银勺，卖家自恃为奇货，少一分钱莫办。好在作为画家，我时不时有点零星的稿费进项，来满足这种勺子记忆的赓续，否则纵有闲情，也只好却步了。

　　不过，尚可自欺或自慰的是，那勺子贵与贱，终归还有价，而人生经历与记忆应该是无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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