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鸡寓大吉:“鸡画”在生肖画中有何特殊之处

2017年02月06日08:34  来源:美术报
 
原标题:画鸡寓大吉

宋 赵佶 芙蓉锦鸡图 81.5×53.6cm 绢本

在绘画中,“鸡”是历代画家乐此不疲的重要题材。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以“鸡”为主题的绘画流传于世。直到今天,在画家笔下,仍然可以见到各种雄姿英发的“鸡”的形象。就其原因,不外乎在传统文化中,“鸡”承载着很多的吉祥寓意。早在汉代,韩婴便在《韩诗外传》中提出“鸡有五德”之说。所谓“五德”,是指文、武、勇、仁、信:因头戴冠者,所以称为“文”,有“升官”和获取功名之喻;足搏距者,称为“武”,公鸡成为武将的象征;敌在前而敢斗,称为“勇”,如《斗鸡图》即属此例;见食相呼者,称为“仁”;守夜不失时者,称为“信”,俗语有“天鸡报晓天下知”之说。若人能具备此“五德”,便是几近于完人了。所以作为长盛不衰的画题,“鸡”寄托着人们的美好期许。当然,“鸡”本身与“吉”谐音,故有“大吉”、“吉祥”之义。现代很多画家如陈大羽等经常便以大公鸡为题创作《大吉图》,就是取其谐音。

明 吕纪 榴葵绶鸡图 200.8×105cm 绢本

以“鸡”为题材创作的绘画最早追溯到何时,现在并无明确的年代可考。但从传世画迹中,我们发现,早在南宋时期,就有“鸡画”留存于世。画家李迪的《鸡雏待饲图》作于南宋庆元三年(1197年),画两只鸡雏,仰头相望。其画法工整细致,具宋代院体画典型风格。如果说该画是作者随意所绘,任由观者深度阐释的话,到了明清时期的画家,则是画家们直接在画面中传递不同的寓意,使“鸡画”本身无需观者释读而立意自明。如同样是画鸡雏,在晚明画家梁元柱的笔下,却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涵义。梁元柱的《雏鸡图》描绘的是一只雏鸡伫立于山坡上,作打鸣状,其题词画龙点睛:“一鸣惊人者,鸡也,而性善于人,何况未鸣而雏者乎?初音惊人者,几希矣,龙之潜也。吾侪之未识也,亦道是□矣”,以雏鸡而喻潜龙,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之谓,显然与干隆题李迪的画大异其趣。在晚清画家居巢的《菊下鸡雏图》中,画的则是母鸡率四只鸡雏在月下觅食,母鸡的仁爱,小鸡的活泼可爱以及一派温馨和谐的画境跃然纸上。

现代 喻继高 玉兰锦鸡 146×83cm 2001年 纸本

当然,因鸡有“五德”,故在明清画家笔下,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其中最为画家们青睐的题材便是“五德”之首:文(升官)。最早在明代“吴门画派”代表人物沈周笔下,就出现《加冠图》。他所绘一只大公鸡和鸡冠花,是为“加冠(官)”,以寓升官之意。画面传递的信息简洁明了,披图可见。可惜该画现在已见不到了,但我们从清初没骨花卉名家恽寿平的《仿沈周加冠图》中,可以看到画面的基本情况:一只肥硕的大公鸡立于草地,旁有鸡冠花及寿石、兰竹。恽寿平题诗云:“锦石丛花绛帻明,五云长向彩毫生。凤皇楼下朝天客,立马先听第一声”,是为画面的升官寓意加上了注解,立意更明。此诗乃源自明代“吴门画派”另一画家唐寅的《咏鸡诗》:“血染冠头锦做翎,昂昂气象羽毛新;大明门外朝天客,立马先听第一声”,其诗歌也有“临摹”之嫌,着实也是一件颇有趣味的事。在清代中期“扬州画派”画家李鱓的《加冠图》中,除描写大公鸡和鸡冠花而外,题词部分则直白地将画意表达出来:“昔人画德禽于罗波奢下,名曰加官图,所以颂士大夫者,至矣。虽有五德,士夫致贵显,好是懿德与不负画家期许之意焉耳”,显然是为了满足受画者的喜好而写。“扬州画派”的大多数画家,都是靠卖画为生,故其画面需要迎合市场,最大限度地传递出画意所在,反映出当时画家们创作绘画的文化语境。不过,在“扬州画派”之外,很多画家并不这样做,他们以绘画语言透露信息,而不加任何题识阐明画题,如比李鱓略晚的张敔在其《雄鸡花卉图》中就只画公鸡与鸡冠花,题识也只署“干隆三十三年春仲芷沅张敔写”,但其画面所表达的“加冠(加官)”之意,仍然是一目了然的。

现代 黄胄 五鸡 64×66cm 1983年 纸本

在“五德”中,还有表现“勇”者,以《斗鸡图》最为常见,如晚清画家鲁瀛山的《斗鸡图》就是写两只怒目相视的公鸡竖起羽毛,憋足干劲直捣对方,以表现其见敌应战、威武善斗之性;也有表现“仁”者,如现代画家石鲁的《双食图》则是两只小鸡遇食分享、共享美食,凸显其宅心仁厚的博爱精神;也有表现“信”者,如现代画家徐悲鸿和王羽仪的《一唱雄鸡天下白》是写公鸡守信报时,从不践约,折射其诚信美德。这些数“德”,虽然是赞颂“鸡”,实则是对人的美好期许,是绘画“成教化助人伦”教育思想的一脉相承。因而相比较其他题材的绘画,其感化与说教的功能似乎要远远高于其艺术性。

显而易见,在“鸡画”中,因“鸡”的谐音,故多有绘“双鸡(双吉)”者,如“岭南画派”画家高剑父所绘《双鸡图》即是如此。高氏尚在画上抄录唐寅的《咏鸡诗》:“头上红冠不用裁,满身雪白走将来;平生不敢轻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预示其吉祥之意。即使只绘一只特立独行的鸡,也会被解读为“大鸡(大吉)”,而鸡与牡丹并列于画中,则有富贵吉祥之意。总之,无论“鸡”与何种题材组合,都会被赋予吉祥之意,这是“鸡画”在生肖画中的特殊之处。

清 任伯年 牡丹双鸡图 148.5×39.8cm 1891年 纸本

毫无疑问,这些不同构图、不同组合、不同题词的“鸡画”,是被人为地过度解读。正是这种千篇一律的解读,恰好反映出人们对吉祥的期盼和普遍的审美倾向,是文人绘画与大众文化相融合的象征。作为吉祥文化的象征,“鸡画”既受到大众的追捧,更受到文人墨客的激赏,从宋、明、清职业画家如李迪、吕纪、任伯年到明清文人画家沈周、程嘉燧、李鱓等,甚至到近现代的陈师曾、齐白石、徐悲鸿、石鲁、陈大羽等,都创作过无数的“鸡画”。作为花鸟画的重要组成部分,“鸡画”的功能性已经超越其艺术价值,是世俗文化在绘画中的呈现。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审视“鸡画”,也就不难理解其在画史中的比重了。

(作者朱万章: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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