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两年忽然流行“匠人精神”。概念的流行理由兹多，但追究此事缘起，一定可以包括日本木匠秋山利辉那本《一流人才育成的三十条法则》。

匠人精神的核心关怀在人文之弊如何产生以及如何挽救。“秋山木工”的养育原则今日看来十分引人瞩目。八年学徒制，通过集体生活、师徒传习等方法将品行和技术传授给弟子，“一流的匠人，人品比技术更重要”一时风头甚健。人首先要淬炼心性养成自己，唤醒体内的一流精神之后才能达到一流的技术。《中华手工》整理的“工匠精神20式”及专家意见，都提到“敬畏”这一特殊字眼，感叹技艺世界曾经的充满敬畏与现状的失去敬畏。笔者试图追问：是什么曾让前人充满敬畏？又是什么让今人失却敬畏？

首先不妨简单溯源。日文为“职人”的“匠人”精神兴起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彼时日本正因西方文化冲刷深受折磨。这波“民艺（民俗工艺）运动”中柳宗悦、柳宗理父子的努力与影响不可逾越。柳宗悦被称为“日本民艺之父”。曾沉迷毕加索与克利的儿子转身成为父亲的继承者，成为“日本工业设计第一人”。“用手去感受，手上会有答案” ——这句父子传承的名言中诉说的是一种有关“身体主体”的匠人表达。如果仅为“民俗工艺”名相框定，相信并不那么容易直接凸显“匠人精神”的深层本质。

“道以艺成”之类现成说法令人鼓舞神往，但技艺如何具体地“内化为自身，进而展现为德性”其实令人困惑。包括技艺当如何有效地传授，不得不展开处诚多。

秋山利辉认为“匠人须知三十条”，每条都是从前长辈教导的基本道理。如果能重视日人固有的美德，就能磨砺心性和品格，“唤醒我们体内属于日本人基因的某种精神”。是书序者严长寿则将“职人精神”释读为“一种由文化自信转换而成的坚持与执着”。书中另一处秋山还将“21世纪的新工匠”规定为“懂得关心别人，知道感恩，能为别人着想的人”。甚至匠人须知第25条详文乃是“进入作业场所时必须成为乐意打扫厕所的人”，这是“让人变谦虚最快的捷径”：“只要活着，每天都要使用厕所和心灵，所以污染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要认真、细致地进行扫除，连看不见的地方都要打扫。”

这些内容就字面言，包括杜维明发表于《读书》针对“匠人精神”匆促的“天命”解读，主要还是一种外在认知的固定化、条理化，乃至道德化。具有谦虚的美德无疑很好，但没人当真会以为一个人足够谦虚就能成为出色木匠或精通其他技艺。“德性”与“技艺”间的处理不能大而化之。“匠人”需要培养“德性”，但从“德性”到“技艺”其间的曲折，尤其是“分殊”（气殊）之别，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恐怕历来是稀缺的。如果单纯强调“做人的道理”，毋宁还是停留在“理一”层面。“体用论”（承体起用，明体达用，体用一如等等）作为思维方式或理论模式相当令人振奋，但用中见体的理论诠释相对来得简单，体用之间的具体衔接可能更费工夫。“如何说明”毕竟还不是“如同体现”——后者才是“道以艺成”的真正压力。阅读秋山利辉，我第一印象也是最深印象还是他少年即是无师自通可以做出漂亮鸡笼的孩子，即使读书不好、不擅歌舞、不擅体育……这便是所谓生而知之的“天才”。杜维明笔下秋山意义上的“天命”与“天命之谓性”的《中庸》的超越意义无关，仍然只是一种天赋才具，类乎孔子语类中的材性，按照宋明理学家严格的划分该说“犹是气边事”。这种能力当然具备知识论的传承性质，也即秋山八年学徒制下创业传授“守、破、离”三部曲第一部，在其被超越、被转化之前，知识的掌握与强化是第一步。

中国式样的“匠人精神”应该走得更深远。论及中国哲学典籍技艺论最丰富者非《庄子》莫数，解牛的庖丁、制幅的轮扁、拒绝机心进而拒绝机事机械的汉阴丈人……无不体现“匠人精神”。杨儒宾先生《儒门内的庄子》意味着某种对庄子学的重新定位，是书聚焦庄子与人文化成的特殊意义，包括“匠人精神”的特殊解读，不少笔墨都在探讨“艺以道成”如何具体的可能。

需要跟随庄子一起被重新定位的有世界观与主体观。“一种全体性的波状相连的气化的世界观”意味着人与物之间的感通。包括人的主体能力，亦含有对物的本质理解。技艺问题被精确而精致地解读为“主体应物”的问题。主体甚至决定了客体的呈现，“身体全身朗现的知才是生命的实相，体知所处理的物之向度也才是物之实相”。体知并不是无知，体知是相对理智（知）而确立，它是特殊之知、另类之知，是知的身体化、全体化。它固然也呈现为某种“无知之知”，但 “无知之知”不能被浪漫化，没由来受到赞美，否则与之相关的进入体道之门的细密严谨的工夫容易被忽略掉。真正的无知之知包含了面对真理的谦冲心态。

秋山式样的“匠人精神”根本还是“一其心”（同时也是“虚其心”）进而全其精神、走近“一”的全幅朗现。匠人的特别职业性能将“身体主体”的意味充分开显，“主体”不再只有“意识”一维，“主体”必须超越“意识”之维，这样“主体”才有能力让物更精致化。“气化的世界”使得主体与物同属共在成为可能，应物的主体即是主体的又是非主体的、超主体的，同时也是超个体的（不妨说意味着我执的降低），主体与物、与他人、与世界的不断交换经由“一其气”而具体完成。人越是放空（虚）自己就越能灵敏地感知万物。人与世界、与人、与物的关系就此重建，彼此无间隙的互渗互入成为人的本质状态、成为一切经验成立的基础，技艺的主体与世界、与物共生同在。

“对物的尊重”由此而出，好工匠之技艺应该既完成具体的形气主体实践，也完整保全物之本相。在庄子的世界，此即“以天合天”。得以创化新生的主体在与物共游中既赋予也彰显了物之意义。因为主体升华，物遂失掉原来粗糙、静止的质性，呈现流动的物化状态。只有这种“化”境之物才能成为与主体互入之物，“物之道”才成为可能。为了表达对“物”的尊重，杨儒宾针对“真如”“心如”甚至创造了“物如”这一显豁的用语。

庄子意义上的“个体”能以个人意识为中心，底层却通向周遭的具体情境，基于气化共在的人、物相通，以人立文以文化人，恢复重建具有超越源头的人文主义。儒家教育理念的结穴也就是庄子工夫论的重点：如何培养生命的潜能、纳理智于更宽广的主体之中，如何由人返天、培养具有更大的感通力量而非认知功能的形气主体。在人性天道玄秘的交会处可以回到起首的追问：是什么让前人充满敬畏？当是创化的精神源头。是什么让今人失去敬畏？当是惰性的机械机心。真正的“匠人精神”并非只有观照的作用、更有发展的动能，这样的人、物世界乃是崇有的、全体的、创化的，这样的天地大匠“凝道于身，也凝道于物，凝道于超越的体证，也凝道于当下的一切现成”。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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