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批评的范式已经很多，这也不再是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了。关键问题是在对西式写作文风的诟病和对中式写作的热望中如何寻找新的出路。西式写作中的注引和参考文献，常给人以“掉书袋”的感觉，普通读者对于学术文章的一个反应就是“头大”，有些文章学术词汇密集，形成了类似集束炸弹的狂轰乱炸。类似的艺术批评常使读者淹没在艰涩难懂之中，由此造成了读者和艺术批评写作者之间的隔阂。

既然对于西式文风的艺术批评存在隔阂，那么问题来了：“中式写作”如何？所谓中式写作主要指行文中的“中式思维”，更多的是按中国古典思维来写作。这个可以看做是对日益汹涌的西式写作文风的反击。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古典话语格局的范围极为有限，在传统水墨画式微而被当代艺术围裹的今日，中式写作恐怕很难像古人般以品评人品或风景来悠然评论中西交汇语境下的“中国画”了。而艺术批评与读者交互性中的分歧，情况就显得更为纷乱。恐怕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哪种写作风格的问题，而在于写作者与读者的断裂。如果让一个非专业读者去读中国古典美术理论，想必并不比西式语汇容易多少，理解那些古人玄之又简的浓缩词同样少不了必需的基础。

谁在写作？当然是艺术批评家，那些专业与非专业、体制内与体制外、正牌与民间、职称竞争与自由写作等不同因素，以及他们的学术背景、学术能力和艺术素养等等都是影响一篇评论质量的因素。

艺术批评要在艺术作品中桥接艺术语言和文字语言，将视觉文本转译为文字文本，必须在此关联中进行作品的研究、梳理，并尽可能地阐释、评价，说明作品不断生成的意义。艺术批评不但要做出艺术范畴的界定，还需要面对视觉语言与文字语言桥接中“无力感”的困境，但正是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阐释和研究，甚至不乏误读，才最终打开了艺术作品更广阔的文化视角和精神维度。

在艺术批评中笔者比较推崇跨文化视角，即超越某种单一文化的固定视角，在不同视角上来做一参照。伽达默尔阐释学的“视角的交融”很有启发性，只有多个视角的交融才有可能使艺术批评接近艺术的本源抑或真理。比如阐释，尽管艺术批评者时常掩盖他们对于阐释学的过分依赖，但阐释始终是艺术批评的基础，只有在准确的阐释之下，才有可能做出准确的分析、判断和评价。“描述”在阐释中极为重要，需要解决的是方法问题：“稠密描述”并不是事无巨细的琐碎描述，而是通过外在的描述进行文化阐释，这种阐释是一种文化态度的阐释；而“稀疏描述”则刚好相反，是马大哈式的描述，无论它描述多么精细准确，从信息转译上来说都是肤浅的。

但是，对艺术批评方法的过于依赖，以及强调艺术批评的技巧可能会导致艺术批评的工具化，这在许多艺术批评文章中也能看到。避免这个危险的唯一途径就是重返艺术史。艺术史指向的过去，是业已被筛选过了的艺术，它有一种历史的秩序和理论体系。艺术批评恰好站在艺术史的延续点上来瞻前顾后，对未来做明了的判断。也正如美国艺术批评家罗森伯格所论：“今天的艺术批评就是艺术史，尽管不一定是艺术史学家的艺术史。”艺术史的书写不再由专业的艺术史学家来完成，艺术批评的批评及其持续的关注本身就构成了艺术史及其合法的事实。艺术批评只有以艺术史的扎实研究为依托，沉浸在艺术史中才接地气，才会有可能通达艺术的本源，也只有这样的艺术批评，才会对现实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艺术批评需要积极的担当，因此，把握好艺术批评的导向性很重要。在这里，涉及到艺术批评主体的价值观取向及对艺术的价值判断，批评家要通过艺术批评来引导艺术的走向，或者说来影响它，从而参与艺术史的构建，这也是批评家的道义和担当所在。在现实中，要少受商业等因素的干扰，也只有具备艺术史担当的艺术批评才会避免这种庸俗化，从精神层面与商业评论撇清关系。

重要的不是艺术批评的方法，重要的是艺术批评的价值取向。面对时代，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时代需要什么样的艺术批评？我们能有什么样的艺术批评？艺术批评只有重新扎根在艺术史的沃土中，才不会自评自论，才会兼具学术深度和历史价值。

（作者为美术教师）

【除署名本报评论员文章外，本栏目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