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元汴与文徵明父子

明文彭致项元汴信札明代项元汴绘《梵林图卷》（局部）

　　嘉兴项元汴（1525-1590）是历史上最大的私人藏家，他是一个极善经营的商人，很早便醉心书画，但起初他的鉴赏力却未见得出众，应该说，他的赏鉴眼力是由苏州 的文徵明父子培养出来的。甚至当项元汴成为收藏界的翘楚时，自称为“具眼”，不复将鉴藏圈中诸人置于眼角，但文徵明仍是唯一令其服膺之人。

　　黄朋

　　嘉兴项元汴（1525-1590）是历史上最大的私人藏家，他是一个极善经营的商人，很早便醉心书画，但起初他的鉴赏力却未见得出众，应该说，他的赏鉴眼力是由苏州的文徵明父子培养出来的。

　　明 代皇家收藏不兴，因而大量的古代书画名迹流转于民间。而彼时的苏州正是江南经济与文化最为发达之地，众多书画名迹汇聚于此，活跃于此的书画鉴藏群体在整个 鉴藏圈占有引领风气之先的地位。“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是当时鉴藏圈的写照。特别是吴门画派的前后两代盟主沈周 （1427-1509）、文徵明（1470-1559），他们既是艺术流派的领袖，又因其卓越的艺术造诣而别具眼力，同时成为书画鉴藏群体的前后两代鉴赏 核心。因为文徵明超乎寻常的长寿，苏州书画鉴藏群体的文徵明时代也特别长久，并达到其影响力的巅峰，周边的无锡、松江、南京、嘉兴乃至徽州地区的大小藏家 们多有受到文氏赏鉴之学的沾溉。文太史徵明是当时无可取代的“吴门巨眼”，而其二子文彭、文嘉亦能承继家学，在父亲身后继续为众多藏家掌眼，更延展了文氏 一门的影响力。

　　项元汴与苏州文氏的交往起于何时，学界尚未有定论。黄君实先生根据上海博物馆藏唐寅《秋风纨扇图》裱边上项元汴作于十五 岁和十七岁的两跋，认为其钤印“项氏子京”白文印出自文彭之手，据此说明项元汴尚未弱冠便与文彭已有所接触。而柯律格通过一通信札证明，文徵明曾于 1545年为项元汴的二兄项笃寿作书卷，则表明文徵明与项氏的交往可能始于项笃寿。刘东芹则找到材料证明项元汴二十三岁时（嘉靖二十六年，1547） 曾在文彭的陪伴下，从苏州王氏购买了刘松年的作品。这些点滴的证据聚拢起来，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表明项元汴与文氏家族早有交往。

　　而 今有明确文献记载的项元汴与文徵明的交往则相当晚了，要到嘉靖三十五年（1556），项元汴三十二岁，而文徵明已是八十七岁的老者，到了垂垂暮年。这一年 项元汴从文徵明家中购得了一本元人张雨《杂诗册》，项元汴在册末以小字题记道：“嘉靖三十五年秋日得于吴趋文衡山家。”次年春，项元汴又于文家买到吴镇 《竹谱》一卷。除此之外，这段时期项元汴还购买了不少文徵明本人的书画。比如，嘉靖三十六年（1557）的三月，项元汴以二十金及一卷纹绫购得文徵明《行 书北山移文》，又于此年六月以润笔四两求得文徵明《小楷古诗十九首》及《细楷陶渊明诗》等等。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项元汴还购藏了大量当 时吴门书画家的书画精品，同时也不断地寻觅苏州故家旧藏的古代书画名迹，在王鏊家、史鉴家，包括无锡华夏家，当然最多的是文徵明家，项元汴均有斩获，而这 中间为他顾问掌眼的正是文氏父子。项元汴与文徵明相差五十五岁，因而在这段与苏州文氏交往的机缘中，年迈的泰斗文徵明给项元汴更多的是耳提面命和一种长者 的鼓励，而主要的赏鉴知识及经验则得自于文彭、文嘉兄弟的传授。

　　文彭（1497-1573），文徵明长子，承继父亲文徵明的衣钵，在书 法、篆刻方面有出蓝之才，他还擅长勾摹名帖，更于古书画赏鉴方面眼力非凡。因为父亲的长寿，文彭大半生皆隐于父亲的光芒之后，直到嘉靖三十六年 （1557），已是六十一岁的年纪，文彭方以岁贡获官，机缘巧合，竟获得嘉兴府学训导一职。并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秋到嘉兴赴任，直至嘉靖三十八年 （1559）春父亲文徵明离世，文彭还乡守丧。在嘉兴的一年半，文彭与项元汴同城而居，两人往还频繁，通信更是频仍， 文彭为项元汴作书、鉴定、题跋，推荐藏品，甚至推荐好的工匠为其鉴藏活动服务。在今藏于辽宁省旅顺博物馆的《文彭行书尺牍卷》中（下文简称《旅顺卷》） （图），就保留了文彭写给项元汴的二十通信札，这些信札便是文彭作为项元汴书画鉴定顾问的明证。这二十通信札几乎篇篇关涉书画鉴赏与买卖的事情，生动地记 录下了文彭这位鉴定顾问与作为藏家的项元汴之间的交往状况，真实、直白地反映出文彭为项元汴推荐藏品、鉴定真伪、顾问藏品风格，并兼及价格商讨及书画鉴藏 中的各种事宜。在此试举两通，以见其交往状况。

　　《旅顺卷》中第二札（图）便是文彭为项元汴推荐裱褙匠，札云：“汤淮之艺犹有乃父遗风， 中等生活可发与装潢，幸勿孤其远来之望也。”谢稚柳先生在他的《北行所见书画琐记》一文中提到此札，说“时汤去嘉兴，文彭特为介绍于项子京。”为藏家介绍 好的工匠，或为工匠介绍好的生计，这是文彭替人顾问的一方面。

　　再看《旅顺卷》中的第六通信，其内容特别值得玩味，信中说：“二卷价虽 高，而皆名笔，补之梅花尤吴中所慕，故收之不为过也。所谓自适其乐，何待人言？一笑一笑。白粲之惠，珍感珍感！彭顿首！墨林尊兄”乍看之下，此札是文彭同 项元汴在商讨收购藏品的价格问题。由文句读来， 是项元汴嫌画价高了，不能定夺，文彭为其参谋，认为画价虽高，但物有所值，因为宋人扬补之的梅花向来受吴中文人的追慕。有意思的是，今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扬 无咎《四梅图卷》正是一件流传有绪的“补之梅花”。笔者对此作相当熟稔，几年前在撰写《吴镇及其家族的书画收藏初探》一文时，便是从这件作品上多方吴姓藏 家的收藏印着手研究的。凭记忆，此画上有不少项元汴的收藏印，而再度翻阅，却见画幅上文徵明、文彭父子的收藏印赫然在列。莫非上札中所言“补之梅花”就是 现存的这件扬补之的《四梅图卷》？若果真如此，那么这封信就不单单是文彭为项元汴买画出谋划策了，而是在向项元汴推销自家的藏品了。他一方面以吴中的审美 趣味引导项元汴——“补之梅花尤吴中所慕”，同时又不失时机地用话推动项元汴早日定夺——“所谓自适其乐，何待人言？”——自己觉得合适就可以了，何必在 乎别人怎么说？

　　项元汴向来有在藏品上记录其来源及价格的习惯，据他的记载可知，从嘉靖三十五年（1556）至文徵明去世的嘉靖三十八 年（1559）间，他屡屡从苏州文家购得古代书画以及文徵明本人的作品。其中嘉靖三十五年及三十六年，项元汴从文徵明家购得的张雨《杂诗册》和吴镇《竹 谱》都应是直接向文徵明本人购得，因为其时文彭在北京礼部候选。不过，自文彭于嘉靖三十六（1557）年秋到任嘉兴府学训导之后，文彭作为项元汴的书画鉴 定顾问，更为项与父亲文徵明之间的交往打开了便捷的途径。

　　《旅顺卷》中第一通信札也可证明文彭的这一桥梁作用：“家信已领，闻求《千文》楷书已完，馀亦想不久也。承新枣之惠，珍感珍感！彭顿首！墨林尊兄。”

　　文 彭告诉项元汴，苏州家信来说，项元汴所求文徵明《楷书千字文》已经写好，所求其馀书画想来也不久即可完成。可见项元汴向文徵明购求的书画还不止于此。从现 有的文献中，我们还可钩沉出：嘉靖三十八年七月，文徵明为项元汴书《独乐园记》，装于仇英画《独乐园图》后；八月又为项元汴书《沈周韩愈画记》。也许还有 更多，则不可知了。

　　项元汴的藏品中究竟还有多少来源于文家？除了上述明确的记录外，还有一种间接的证据——即古代书画上留存的印记。正 如我们在扬补之的《四梅图卷》上搜寻线索一样，我们以同样的视角去现存古代书画上查找，发现同时拥有文氏家族及项元汴双方收藏印记的作品还有不少，且多为 赫赫名迹，如：苏轼《前赤壁赋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扬无咎《四梅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赵孟頫《与中峰和尚手简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赵孟頫《行书秋声赋卷》（现藏辽宁省博物馆）、赵孟頫《洛神赋册》（现藏故宫博物院）以及黄 公望《溪山雨意图卷》（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等等。书画名迹由文家而至项氏的这一递藏脉络可能由两种情况导致：一是，项元汴信任文徵明这位吴门巨眼，见到 有文徵明藏印的藏品便放心购入；二是，在文徵明最晚年及身后， 由其本人及文彭不断地、适时地将家藏出售与项元汴。当然，这两种可能都存在，但有了上述《旅顺卷》第六札的佐证，我们大可推断后一种情况是占绝大多数的。

　　文 徵明的次子文嘉（1499-1582）也替项元汴做顾问，特别是在兄长文彭死后。万历三年乙亥（1575）， 时文彭已过世两年，文嘉七十七岁，为项元汴跋《赵孟頫书高上大洞玉经卷》；万历五年丁丑（1577），时文嘉七十九岁，而项元汴也已五十三岁。文嘉又为项 元汴所藏《冯承素摹兰亭序》卷作跋。文嘉为项元汴的鉴定事例当然远不止于此。万历十年，文嘉离世，项元汴的收藏事业也几乎同时终止。李万康在对项元汴鉴藏 活动进行了深入研究后，认为：“万历元年（1573），文彭归道山，他的去世对项氏书画收藏没有太大影响，但文嘉的去世对项元汴打击很大，此时等于两臂俱 失，以后项元汴的书画购藏活动以及书画装裱与整理工作几乎完全停止。”在文徵明的两个儿子中，以往我们皆以为项元汴更加倚重文彭为其掌眼，事实上，项元汴 倚重的是文门的赏鉴之学，文徵明之后有文彭，文彭之后还有文嘉，所以文徵明、文彭的死对项元汴的打击或许都还不大，仍有文嘉能接续父兄之学，但文嘉的去世 则是真正的断档，文门具眼悉数陨落，文门的鉴赏之学无人接续，令得嘉兴大藏家无可依靠，几乎停止购藏。

　　在与文氏父子的交往当中，项元汴 直接获得藏品还在次要，他所获得的最大的宝藏当是文氏的赏鉴趣味及鉴定方法。封治国在对项元汴的研究中详细地梳理了项氏的藏品，并从中就项元汴的收藏趣味 得出结论：“在整个项元汴庋藏的名家谱系之中，赵孟頫有如中心坐标，往前追溯，便看到二王巍峨的身影，往下延伸，则是项氏最崇拜的文徵明屹立其间，他们共 同构建了项元汴收藏的古典观念和趣味——而这一观念和趣味的传播者，便是吴门的仇英和文徵明。”在这段叙述中，封治国强调了二王、赵孟頫以及文徵明在项氏 趣味中的地位，这是相当确切的。不过他忽略了文彭、文嘉兄弟在这一趣味传递中的功劳，取而代之的是仇英的身影。仇英因为项元汴临摹古画而结缘，为项氏家族 庞大的收藏制作摹本以便留存及传播，功不可没。而仇英亦曾受文徵明的教导，因而借由仇英所传播的依然是以文氏为代表的吴门趣味。翻阅现存的项元汴收藏目录 会发现，身为嘉兴人的项元汴对其“乡贤”——“浙派”的作品则完全看不上眼，对于戴进、吴伟之流作品的收藏几乎为零。他完全是一个被“吴门趣味”浸染教化 的浙江籍收藏家，由此亦可见当时吴门趣味对艺术创作以及鉴藏领域的绝对控制。

　　有意思的是，项元汴不仅收藏的趣味深受文氏影响，其绘画及 书法也有一段时间完全在文徵明风格的笼罩下。今藏于南京博物院的项元汴《梵林图卷》，从引首篆书“梵林”，到图绘园林书斋，再到卷尾题诗落款，全是文氏风 格，尤其是卷尾的行书题诗极像文徵明的行书风格。据此推测，此作应作于项元汴三十至四十岁这个年龄段，此期他与文氏交往最密，于艺术的各方面趣味完全在文 氏沾溉下。

　　多年后，当项元汴已成为收藏界的翘楚，徽州的詹景凤前去嘉兴拜访他，记录下这样一段谈话：“项因谓余：‘今天下谁具双眼者？ 王氏二美则瞎汉，顾氏二汝眇视者尔，唯文徵仲具双眼，则死已久。’意在欲我以双眼称之。而我顾徐徐答曰：‘四海九州如此广，天下人如彼众，走未能尽见天下 贤俊，乌能尽识天下之眼？’项因言：‘今天下具眼，唯足下与汴耳。’”此时的项元汴已自称为“具眼”，不复将鉴藏圈中诸人置于眼角，但文徵明仍是唯一令其服膺之人。■

　　[作者系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副研究馆员，本文根据作者《吴门具眼——明代苏州书画鉴藏》（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书的内容整理而成]

　　来源：东方早报艺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