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书力：我不认为连环画穷途末路了

《连环画报》是上世纪70年代早期全国第一个恢复的美术类媒体，在当时这是唯一可以发表艺术作品的平台，所以很多艺术家都创作过连环画。那时我20来岁，也参与到连环画创作当中。《白山红缨》是我的第一套连环画作品。1973年春天接到任务，我就去长白山体验生活，秋天交稿。后来我去西藏工作，创作了一些藏族题材的连环画。

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是1978年创作的《猎人占布》和1981年创作的《沙恭达罗》。《猎人占布》不是出版社约稿，而是我在《西藏日报》读到一篇同名文章，深受感动，自主改编绘制的。为了创作，我一个人去了哲蚌寺体验生活，与当地僧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可以说没有经过那种零距离的接触体验，画不出这个稿子。稿子是彩色的，与其他人以及我之前的作品都不同，我尽量把自己直观感受到西藏的山水、人文之美表达出来，这后来也成为我报读中央美院研究生的“敲门砖”。画《沙恭达罗》是在我研究生阶段，与创作《猎人占布》不同，我没有去过印度，主要是在学校图书馆查找资料，了解印度的雕塑、服饰艺术和民族风情。这两部作品前者是主观直接感受，后者通过间接材料，创作经验不同。

《邦锦美朵》是我的研究生的毕业作品。最初我没有确定创作主题，想去西藏寻找感动我的题材。当时每个学生出去考察，不管去哪只有250元的经费。我拿着这笔钱到了西藏，在当地杂志上发现了《邦锦美朵》的故事，一种非常纯洁善良的美，我又一次被感动了。当时物质上比较困难，西藏只有一家新华书店，我常去看一本画册。店员就说，你就买下吧。可是我真的买不起，我带着速写本去临摹。在西藏坚持了8个月，每一幅草图都画了两三遍。1982年夏天我带着成稿回到学校，贺友直老师看了许多遍，十几天后才给我通过的答复。画面中我借鉴了西藏唐卡的艺术形式、石器时代彩陶的纹路、古代青铜器的纹饰、阿拉伯艺术风格等，画在高丽纸上。这种画法与过去连环画的画法都不同，老师们的接受也需要过程。我尽可能兼顾连环画内容的连续性，更多的是希望追求每一幅画面的独立审美特征。

这样的连环画创作经历对我后来的艺术创作有很大的影响，连环画家应该具有“导演”的眼界和胸襟，用绘画演好一场戏，也锻炼了把握、经营主题的能力。在连环画大量的创作中不断尝试也偶然获得了许多艺术效果。比如当时画藏族同胞的羊皮袄时，无意中用很脏的颜料在高丽纸上得到了出乎意料的效果，这种方式直到现在我还会使用。

连环画在中国历史中有很大的作用，比如敦煌的佛教故事，也可以看做是一种连环画。图像对老百姓有很深的教育意义，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现在科技进步了，电视、电脑、手机很先进，讲好中国故事的途径越来越多。国外的卡通动漫占据了我们先前空白的领域，这都是社会的发展过程。有人说是不是连环画要穷途末路了？我个人不那么悲观，我认为社会的发展不会影响到优秀连环画的生命。恰恰相反，在快餐式的文化消费结构中，像贺友直先生《山乡巨变》那样划时代的作品会更加凸显出来。我是乐观的，这种乐观不是说像过去大家都来画，而是说有志于连环画创作的朋友，对艺术孜孜以求、真情投入，一定会争取到自己在将来的一席之地。 （韩书力系西藏美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