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馆最为重要的是收藏好作品、展览好作品。收藏与展览的品质往往决定美术馆的地位和影响力。相对于人类浩瀚的美术史和艺术家源源不断的创作，各美术馆藏品的质和量毕竟都是有限的，因此，实现各美术馆藏品的交流借展便尤为重要——可以弥补这一遗憾。

中国美术馆藏有10多万件古今中外艺术品，尤以近现代中国美术为主，并形成特色。虽然中国美术馆尚收藏有为数不多的毕加索、达利等外国艺术大师的作品，但总体而言，对国外作品的收藏相对匮乏。今年正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美术馆曾借俄罗斯12家重要博物馆和美术馆的76件经典油画雕塑藏品举办了相关主题的纪念展。当《前方来信》等许多曾经进入中国教科书的名作亮相于中国美术馆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今年5月，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向中国美术馆商借路德维希捐赠作品中的毕加索等几位大师的作品，我便向他提出帮助联系德国各有关机构提供藏品，以举办一个大型的凯绥·珂勒惠支作品展。

一个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的展览开始酝酿。

凯绥·珂勒惠支(1867年—1945年)，是德国20世纪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经鲁迅介绍，她和她的艺术便为中国人民所熟悉和了解，并深受尊敬。很多进步木刻青年都受到过珂勒惠支的影响。中国美术馆和北京鲁迅博物馆馆藏的李桦、江丰、胡一川、黄新波等一批版画家的新兴木刻作品，鲜明而强烈的形象和木刻语言，便折射着珂勒惠支版画所具有的黑白力量。鲁迅在逝世前一年，带病出版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同时他也希望在中国举办珂勒惠支作品展，在这个意义上，近80年后的今天，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珂勒惠支经典作品展也算是圆了当年鲁迅的梦。

珂勒惠支的作品，结合了质朴的现实主义与奔放的表现主义风格，深刻地表现了她对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渗透着浓郁的人文情怀。其作品对生与死、悲与喜、战争与和平，尤其是对母爱及生命中那些闪烁着爱的光芒的瞬间之刻画，可谓主题鲜明而又入木三分。战争带给民众的灾难和民众的挣扎，珂勒惠支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她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她的小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长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她并没有因此而消沉，其艺术反而更具力量。罗曼·罗兰曾称颂“珂勒惠支的作品是现代德国的最伟大的诗歌，它照出了穷人与平民的困苦和悲痛”。珂勒惠支的独白充满了使命感：“这是一个无助而彷徨的时代，我承认自己的艺术是有‘目的’的，我要经历这个时代，勾勒这个时代，影响这个时代。”

一个好的展览首先在于展品的质量。在柯慕贤大使的支持下，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克劳斯·西本哈教授和马提亚斯·汉克尔教授热心奔走于德国柏林珂勒惠支博物馆及德国历史博物馆、柏林国家图书馆等7家机构商借作品，最终获得了120件展品，类型丰富，包括版画、海报与传单、雕塑、手稿等。展题定为“黑白的力量”，有助于公众整体而宏观地了解珂勒惠支如何以“人”为本，在生与死、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矛盾对立中进行创作。

展览以自画像、母与子、版画系列、海报与传单4部分勾勒出珂勒惠支艺术生命的主线。

自画像是她自我审视灵魂的解剖，从青年时期一直贯穿到老年时期，反映了一个艺术家生理变化与精神生命交织的轨迹。而这种内省、反省的深刻性使得珂勒惠支在描绘其他人的作品中自然地投射了自己的面部特征。

母与子的主题反复出现在珂勒惠支的素描、版画、雕塑、海报中，怀孕、生命和哺育孩子的体验化为不同的形式，但唯有一点恒久不变，那就是她作品中的母亲是天下母亲的化身，是天下所有人的母亲。在这形象中蕴藏着超越时代的人类美德。版画《牺牲》、雕塑《母亲哀痛死去的孩子》均以母亲的臂膀保护或包拢孩子，具有米开朗基罗《哀悼基督》的宗教神圣感，又有着人间的温情，其实隐在作品深处的是作者在战争中丧子的心理沉淀。

版画系列以五组作品贯穿。1894年至1898年创作的“织工起义”系列，是1898年珂勒惠支在“柏林艺术大展”上的成名作，该系列第一幅版画《穷苦》对民间疾苦的描绘后来成为珂勒惠支作品的标志;在1902年至1908年创作的“农民战争”系列中，无产阶级的反抗闪耀着超越时代的光芒;1922年—1923年创作的“战争”系列以粗犷的、戏剧性的形式语言表达了对战争之残酷的警示，它描绘的焦点不是战争本身，而是它的牺牲者。这不仅为纪念在战争一开始就失去生命的次子彼得，更是她对所有牺牲的年轻人所抱有的情感;1925年创作的木版组画《无产阶级》具有宗教式的形式语言和对基督教母题的创造性重构;1934年至1937年创作的“死亡”系列是作者最后一组版画系列。这位已然做好准备迎接死亡召唤的艺术家描绘了她自己。画面中死亡被描绘成一只手，正温柔而慎重地触摸她的肩膀。

珂勒惠支认为海报和传单可以制造巨大影响力并唤起人们对社会不公现象的重视。所以，她将素描和版画的母题运用到海报设计中，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震撼力。

4个板块构成的展陈，通过展厅中拉起的半透明帘幕自然隔开而又相互关联，暗淡的灯光营造出对黑白版画欣赏及对雕塑形体释读的神秘感和深沉、凝重的情感体。值得一提的是，展厅中悬挂了一件250公斤的铸铜雕塑，这具有珂勒惠支脸部特征的《飞翔的天使》，是与珂勒惠支对人类命运抱有同样感情的艺术家恩斯特·巴拉赫于1927年创作的。他说，“在塑造无数形象时，凯绥·珂勒惠支的脸自然浮现在我脑海中”“面部抬高，身体变形——远离尘世”……天使仿佛在天地间飘浮，默默地俯察着人间的悲苦，艺术空间的精神性愈为彰显。该作品首次出欧洲，在此之前展出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这件以珂勒惠支为原型的雕塑，不禁使观众的注意力投向她的双手。其实在珂勒惠支的作品中，手总是承担着不同的情感表达：

藏于德国历史博物馆的《暴动》中那与地平线勾成十字架造型的手。

《人民联盟保护德国战争和战俘》中那握紧牢笼的手。

《社会改革》中那扶额沉思的手……

抗争、保护、无助、绝望、愤怒……都在珂勒惠支塑造的这些手中。她要求，在她的墓碑上如是写道：

在她的手中安息，这心思，不仅是和上帝同在，而是人类大同之心。

珂勒惠支是为这大同之心而艺术的!本次展览还邀请了珂勒惠支的曾孙詹·珂勒惠支来到中国美术馆参加开幕式。他介绍，曾祖母当年劝说丈夫签字同意儿子彼得·珂勒惠支上战场，结果成为第一批牺牲的战士之一，“可以想象，珂勒惠支她自己在这件事上有多么沉重的负罪感和内疚感，我个人觉得这种负罪感和内疚感也是陪伴了她此后整个余生，对于她的作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1914年小儿子彼得牺牲时，珂勒惠支47岁，在那之前10年，她去过巴黎和一些艺术家比如罗丹等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当时的法国印象派已经被官方沙龙展接受，现代主义艺术风格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是，德国主流的绘画形式依然是传统风格的画和历史画。珂勒惠支内心的负罪感和内疚感使得她“以一种感伤的诗性和言简意赅的表达姿态”(卡琳·托马斯)，使用简单而风格化的线条来勾勒轮廓，以全神贯注的方式集中表现人的形状，省略一切累赘，直达灵魂。她的绘画创作以大量写生为基础，笔法和刀法都非常肯定，准而狠，锐利而果断，刀锋所向，精神毕现。她的艺术创造有别于传统模式，也迥异于先锋的方式，是传统艺术修养与现代艺术表现面对人间疾苦时沉重的撞击与结合。

正如文化部部长雒树刚在展览开幕式致辞中所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这个展览，不仅是对珂勒惠支这位成就卓越的艺术家的致敬，也是对从事新兴版画创作的中国老一代艺术家的缅怀与追忆……当前，中德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与密切，而文化机构、艺术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是两国文化关系发展的基础和原生动力。”文化部对于此次展览的大力支持、中国观众对于珂勒惠支艺术的热爱，也感动了德国大使、专家及珂勒惠支家属。柯慕贤大使对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充满信心，詹·珂勒惠支则在开幕式上当即表示，将家传的曾祖母自画像捐献给中国美术馆。

那些收藏于德国七大博物馆及机构的珂勒惠支作品在中国美术馆活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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