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威（书家、理论家、今晚人文艺术院院长，以下简称孟）问：你自幼师从多位大家究习中国人物画，曾就读于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深的范曾先生激赏，能否为我们分享一下多年来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杨宇翔（以下简称杨）答：我从11岁随王怀骐先生学习中国人物画直到他去世，我真切的感受到了一个纯粹的艺术家怎样对待生活，怎样完成他的艺术，这对我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范曾先生所为我揭示的不止于艺，而是中国画艺术在历史中赖以生存的整个文化系统的结构，这影响了我的艺术取向与文化立场。艺术的基本功不仅是造型能力，更是对自然、生活的感受力和真诚度。孟子谓 “大丈夫不失赤子之心。”我不知道明天画成什么样子，但我珍视昨天，并视为前进的动力。

孟问：在三十年的中国画实践中，对中国画有怎样的思考，能否给出一个你的定义？

杨答：中国画肇始于人物画，人物画至唐达巅峰而于近代复起为主流，较之山水花鸟，写意人物画背负了更矛盾的语言系统（气韵生形与写实造型），也直面了更艰深的文化困境（体道精神与现实人生）。我以为今天的中国画正处於一种“临界”状态，愈想在世界、时代面前争得话语权，反而丧失了价值特质，也障壁了沟通条件。齐白石的画还能感动毕加索，今天的中国画人家反而看不懂了。如果把历史上中国画的文人画放在世界美术的坐标上，我试着下一个定义：是中国天人整体观与元气论在绘画领域的完整实践，天人整体观实践于中国画，产生了一个绝特品质：客体的自然物象、生机与主体人的生命感受、心灵体验乃至内在的人格、学养、气质同步的全息呈现。全息性依赖“元气论”履实，“元气论”实践于中国画，产生了“气韵生动”的语言标准和“骨法用笔”的技术体系，即形气神三位一体，形、神统一于气，这规避了 “谨毛失貌”、“死于形下” 的“写实”，也避免走到“失于自然”的“无情”的“观念”。这不仅是中国画自己的特质，正代表着人类美术全体的高度，如果轻弃，难道不是人类的损失吗？

孟问：近世以来，徐悲鸿、蒋兆和开启西学东渐之路，衍成现当代中国人物画一重要系统，有议者总觉与“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四大巨擘颇有不同，是否与你所说的“完整实践”有关？

杨答：四大家的山水、花鸟艺术是建立在清四僧的高峰上，建立在宋以来一千年深入自然写生和笔墨语言锤炼的基础上。人物画从唐以后式微，让位于山水。忽略之前不同的历史基础，直接比结果，甚而定是非，不仅失公允，容易生歧义。徐蒋正有待继承与发扬，蒋兆和的贡献不仅在造型技法的生活与微妙，更在于屋漏痕的笔法酣畅中多人生的情致，具强烈的精神性内质，前所未有的拓展了人物画的精神视野，构建了至真至朴的价值取向。还有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中国文化讲 “反求诸己”、“知内达外”，整个文化都是构建在“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人的内求法基础上，是以人自身为标尺的，但在文人画的至高点上，却回避了“人”自身为题材，转而发展了花鸟和山水，是否表明，这种文化赋予我们在今天极大的反省与创辟的空间呢?

孟问：文脉截断，真境微茫。我看到当今画坛有一股“制作繁琐，样式翻新”的潮流，“重制作”者大都将精力关注在技术层面较多，本质上是否是缺少生活体验、缺失真情实感？“玩样式”则是为了达成视觉效果，确立自家面目，总是对传统笔墨的精神性理解的不够透彻，此类作品常常会让人感觉空泛肤浅。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因师承导致的“近亲繁殖”、为参展诱发的“国际面孔”等因素。谈一谈你的看法，如何？

杨答：讲的透彻，内因是一个“急”字，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外因是受西方后现代艺术思潮的影响，太偏重形式语言了。真情实感很重要，是语言绕不开的津梁。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真感情谓之有境界”，岂只意在总结古典美，更为倡导新文艺。中国文化真正缺少的新就是一种求真的精神，形形色色的伪态还少吗。再者，趋新的矛往往指向中国画“贵有古意”的一个价值标准，“泥古”断不可取，“贵有古意”确应细查本旨，唐代张彦远说：“上古之画，迹简意淡而雅正。”较之其后的论述，更接近西方当代的艺术取向——语言尽量简洁，追求精神表达。一元论的中国画与西方艺术有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如果随便嫁接，难免时空错位。我时常想，东西方艺术的不同阐发，好比遥隔云海的两片水域，但其所阐发的，确是人类身上的同一个问题。透过语言的形式表象，找到这个问题，或许是首要，进而确立自身价值，呈现本真面貌。

孟问：从你的作品中，孩子们可爱的面孔瞬间长成了少女、少妇、母亲、老太婆，我感受到一股生命的原力，挥运之际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皴擦渲染也不加任何雕琢粉饰，让我感受到你所画人物在慢慢长大、成熟、老去，这是一种怎样的创作状态？

杨答：前辈常说“慢就是快”，正为避免“速华急萎”。我画人物运笔的感觉，都是从这些年写生中积累的生命感受得来，有生命质量的东西才有再生性，而非短时间的内主观臆造，所以心手之间，觉得踏实。我拒绝制作，哪怕是非常“写实”的密体人物画，决不起稿，放笔直取。气的质量是第一位的，即养气在先，物我在心中充分交融，提炼，形成一种气韵，待其充盈，心中洞然。一旦落笔，便不可遏制，如音乐般自由流淌，这是一个舒缓而严密，迅捷而沉静的过程，技术、造型等一系列问题，此刻都服从于气，稍有迟疑、制作就会伤气，而且技术、造型的功力都应是在这一“行气”过程中自然流露出来的，“气为宗、神为贵。”我希望用一种非常民族的，就是中国人特有的方法来画自己的感受。我心中的诗圣范伯子有诗云：“土热根深应自茂”，可视为我创作的座右铭。我将目前的创作定位于准备期，不期于快，借用食品安全的流行说法就是拒绝转基因、希望绿色环保，我要在阳光和雨露里，愉快的享受“慢”，让艺术沿着她自己的藤蔓，静悄悄的、自然的生长吧！

孟问：今夏你应邀赴美国举办个人画展和讲学，有何感受？你把在美国佛罗里达海滩的系列人物写生命名为“上帝之光”，是一种怎样的想法？

杨答：我谈一点在纽约的感受吧，这座孕育了电影《蜘蛛侠》和那么多引领时尚新艺术的城市，像一条沉静的河，无论多么光怪陆离的后现代艺术，只是河面上几朵璀璨的浪花，而基督教的传统伦理、求真精神、现代社会的人本思想才是河底的巨流。后现代建立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上，基础太强大，没有后现代的解构来消肿，它的道德文化就有僵化、虚假之虞，中国搞后现代艺术，我倒感觉退到了晚明，且不如晚明来的真切。就好比下馆子，我们不能为了赶临桌的进度，饿着肚子不吃饭，直接叫果盘，就是为了告诉人家“我们也吃饱吃完了”吗？我将此系列称作“上帝之光”，就是一种感觉，在接近赤道的阳光下，碧海银滩之间，在人们的脸上，充满了爱，同时也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在西方后现代社会里，传统价值观，道德的力量有多么强大、稳定。

孟问：你这段话让我忆起一位学界前辈吴宓，他在所编《学衡》中讲到：“物资科学，以积累而成，故其发达也。循直线以进，愈久愈详，愈晚出愈精妙。然人事之学，如历史、政治、文章、美术等，则或系于社会之实境，或由于个人之天才，其发达也，无一定之轨辙，故后来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胜前。因之，若论人事之学，则尤当分别研究，不必以‘新’夺理也。”

杨答：不必以新夺理，讲的太好了！先哲妙悟，照在当下。

地点:天津今晚人文艺术院

时间:2014年12月24日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