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闻：沈从文帮黄永玉改笔名

　　《沈从文与我》

　　黄永玉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内容简介

　　世上能让黄永玉心悦诚服的人并不多，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沈从文无疑排在最前面。在黄永玉的生活中，表叔一直占据着颇为重要的位置。三十多年时间里，他们生活在同一城市，有了更多的往来、倾谈、影响。他钦佩 表叔精神层面的坚韧，欣赏表叔那种从容不迫的人生姿态。亲情、故乡、身份……多种因素使得他们两人交谈颇深，哪怕在艰难日子里，往来也一直延续着。

　　穿过洞庭，翻阅一本大书(2)

　　——沈从文与黄永玉的故事

　　“生命正当成熟期”

　　是沈从文起了“黄永玉”这个笔名的。一九四六年前后，黄永玉最初发表作品时是用本名“黄永裕”，沈从文说，“永裕”不过是小康富裕，适合于一个“布店老板”而已，“永玉”则永远光泽明透。接受表叔建议，黄永玉在发表作品时，不再用“黄永裕”而改为“黄永玉”。从此，“黄永玉”这个名字得以确定，沿用至今，本名反倒不大为人所知了。

　　沈从文对黄永玉的影响，在我看来，并不在于文学创作的具体而直接的影响与传承，因为两个人的文学理念、风格，有着一定差异。我更看重的是，他们之间更为内在的一种文学情怀的关联，一种对故乡的那份深深的眷念。

　　黄永玉回忆过，他儿时曾在凤凰见过沈从文一面，即沈从文一九三四年回故乡探望重病中的母亲，以给张兆和写信方式创作《湘行散记》之际。黄永玉当时只有十岁，匆匆一见，只问一声“你坐过火车吗”，听完回答转身跑开而已。

　　抗战胜利之后，在北平的沈从文意外得知，表兄的儿子已经成为木刻家，活跃于上海木刻界。从此，漂泊在外的表侄二人，开始有了联系与交往。

　　一九四七年初，黄永玉将四十余幅木刻作品寄至北平，希望得到表叔的指点。《一个传奇的本事》即在这一背景下写作的，这是目前所见沈从文对黄永玉其人其画的最早涉及。

　　沈从文当年不仅本人欣赏与喜爱黄永玉的木刻，还将他推荐给他的朋友和学生，如萧乾、汪曾祺等人，希望他们予以帮助和支持。此时，黄永玉刚刚走进上海，其木刻艺术崭露头角，沈从文的这一举荐，无疑丰富了黄永玉的文化人脉，对其事业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一九四七年在上海，汪曾祺与他开始成为好朋友；一九四八年在香港，萧乾促成黄永玉在香港大学举办了一生中的第一次画展。于是，年轻的黄永玉，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脱颖而出，赫然亮相。

　　从容

　　“文革”刚刚结束，黄永玉便把沈从文作为他第一个用心描述的“比我老的老头”，绝非偶然。他们之间，实在有太多的历史关联。换句话说，在黄永玉的生活中，表叔一直占据着颇为重要的位置。三十多年时间里，他们生活在同一城市，有了更多的往来、倾谈、影响。

　　在我的藏书中，有两本有意思的书与他们叔侄有关。一本是一九五七年黄永玉出版的插图集《阿诗玛》，为该书题签的是沈从文，而且是用不大常见的隶书；另一 本是一九六○年沈从文出版的专著《龙凤艺术》，封面上的苗族妇女速写，是黄永玉专门为此书而画。两本互有关联，恰是那一时期两代凤凰人的文化唱和。

　　同在一座城市生活，沈从文与黄永玉来往颇为频繁，颇有惺惺相惜之感。沈从文的侄女沈朝慧（后由沈从文抚养）不止一次告诉我，五十年代以来，在亲友中，沈从文与黄永玉关系最亲近。一次，沈朝慧这样对我说：

　　爸爸和表哥关系一直很好，很融洽。表哥从香港到北京后，我们两家来往最多，每个星期都要聚。我是一九五九年“十一”从凤凰来跟着爸爸的。六十年代，我经 常陪爸爸去表哥家。当时，我们住在东堂子胡同，他们住在北京站旁边的罐儿胡同，离得不远，沿着南小街一会儿就走到。爸爸很喜欢和表哥在一起。因为，在我们 家里，饭桌上吃饭，妈妈和哥哥们，喜欢谈些社会上的、政治上的事，大哥那时比较幼稚，经常与爸爸辩驳，二哥偶尔也插嘴附和。我向来不关心政治，也不相信任 何事。那个时候，爸爸在家里很难沟通，他的情绪一直也很压抑。

　　老太太晚年有很大改变，变得开朗了。其实，她也很不容易。做一个名人的妻子，很难。“文革”期间，他们相互能谅解，与过去不一样了。

　　表哥从一开始就与我们家里的人不一样，他总是与爸爸聊很具体的生活的事情，讲开心的事，让爸爸高兴。

　　表哥也很关心爸爸。有了稿费，就买个圆桌子送来。六十年代，知道爸爸喜欢听音乐，就买个大的电子管的收音机送过来。

　　（2008年2月14日与李辉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