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官窑精品 集千载精华不可再生

　　中华民族是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祖先发明创造的文字、诗赋、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以及礼教、建筑、陶瓷、医学等，不仅被时代华夏子孙所传承，也造福了全世界。祖先给我们创造的文明可以传承，但承载着祖先文明的文物，却因时间的过去而不可再生。瓷器，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尤其是明清官窑瓷，更是造瓷技术与艺术结合的典范。每件御用瓷，其产生过程不仅要经过70多道严格的工序，更会在所有工序中采用世界各地最好的原料及工艺。即使专供养心殿造办处的半成品素胎，也有督陶官在数百、或上千件同类产品中挑出品相最好的送进紫禁城。因此，官窑精品无论是原料(包括一些进口颜料)，还是集数代人相传的工艺，无论是从色、形、釉、画工等方面百里挑一的精品，还是历经千年沧桑的自然演变，都只能是随着时间有减无增，不可再生。即使同为古代，后朝仿前朝的作品，想做到一模一样，也绝无可能。

　　严格规制百里挑一

　　唐、宋到元代，御用瓷器基本采取“官监民造”。监瓷官在民窑烧出的瓷器中百里挑一进贡给皇宫，并把这些挑选出来的瓷器被称作贡瓷或官窑瓷。由于两种瓷器均由官家方督造和采办，又统称为官窑瓷。据载，唐代在产瓷区设司务，宋代设监。元朝内务府把中央掌管瓷器的机构设在江西浮梁县，称“浮梁磁局”，设官初称“浮梁磁局大使”。在“浮梁磁局”撤走后，景德镇各窑开始烧造青花瓷和釉里红瓷。

　　御窑瓷是指专供皇家使用的瓷器，在器型、纹饰上均有严格的礼仪规定。在等级及型、彩方面，严格按规制烧造。凡是错用或擅用者，均以重罪论处。例如，清朝雍正时期的“正黄瓷”，就是皇家专用色，仅皇帝和太子可用。在龙饰瓷器方面，皇帝所用的为五爪金龙(五爪金龙是谓喻，未必是金色的龙)。亲王为四爪行龙，并称为蟒。据传，明朝英宗在位时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致使后来有了龙袍、蟒袍之分。正德年间，一属国国王进京上贡，皇上一高兴便说要赐一件龙袍给他。龙袍象征江山，岂能轻易送人。但君无戏言，不能出尔反尔。于是，众大臣费尽心机才想出一个变通办法，即将龙袍上的龙减去一爪，表面看与龙袍无异，事实上已不再是龙。按五爪为龙，四爪为蟒。进贡的国王领了一个蟒袍开心地回去了。

　　明代较前有所不同，在御用瓷器的制作上采取“官办民烧”的方式。那时，开始有了专烧进贡瓷的官厂。朝廷派厂官现场督办，而经费和窑工由地方负责。据记载，当时专门烧造朝廷御用瓷器的窑就多达50多座。清朝更将御用瓷器制作推向顶峰，据《清史稿》记载，皇家御窑烧造，归养心殿造办处负责，即由养心殿造办处提供型、制、纹样和工艺要求，由景德镇完成白胎后，在京完成后期制作。如此清规戒律和繁琐的制瓷程序，足以说明每一件贡瓷的来之不易。今天人们所能有幸见到的，无一不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战争、动乱和抢掠后的“幸运儿”。文物是历史的产物，不可复制，不可再生。

　　举国之力精益求精

　　官窑瓷器经过千载的发展进化，无论在设计、工艺，还是颜料、绘画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永乐的甜白、永宣的青花、成化的斗彩、嘉万的五彩等，都成为一个时期不朽的代表作。工匠们除了继承前辈的制作经验，学习元代的经典作品外，还结合外来的新材料大胆改良，烧制成永乐甜白，青花，釉里红等至今仍然光彩夺目、独领风骚的传世佳品。尤其是多色低温釉上彩瓷器，打破了以往瓷器多为单调色彩的传统，使之更赏心悦目，为后来的成化斗彩，嘉万五彩乃至康雍乾粉彩瓷器烧制奠定了基础。

　　康熙年代，紫禁城养心殿造办处不仅集中了国家最优秀的工匠，还引进了大批西洋艺术家。康熙五十四年(1715)，来中国传教、随即入宫进入如意馆，成为宫廷画家的意大利人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郎世宁)曾历任康、雍、乾三朝，在中国从事宫廷绘画达50多年。据记载，从康熙到乾隆年间，从事画供奉纸画的名画家就有数十位之多。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王原祁、蒋廷锡、郎世宁、冷梅、唐岱、高其佩、袁江、董邦达、金廷标、李世倬、沈晖、袁瑛、王敬铭、钱维城等。这个时期，珐琅彩、正黄瓷、三釉瓷(正红、正黄、影青)、皇家琉璃器等诸多传世之作，均是由养心殿的工匠和画师们创造出来的。养心殿造办处集中了国内外最优秀的艺术和技术人员，代表了当时造瓷工艺的最高水平。

　　以珐琅彩为例，胎壁极薄，均匀规整，结合紧密。在如此的胎质上又施釉极细，釉色极白，釉表光泽没有桔皮釉、浪荡釉，更没有棕眼的现象。其特点是，瓷质细润，彩料凝重，色泽鲜艳靓丽，画工精致。康熙的珐琅彩瓷多为写生的西番莲和缠枝牡丹，有花无鸟，显得单调。而雍正以花卉图案居多，山水、人物也有。当时尤为突出的是画面上配以相呼应的题诗。可以说，珐琅彩瓷器秉承了历史上中国陶瓷发展以来的各种优点。从拉胚、成型、画工、用料、施釉、色彩、烧制的技术上几乎是最精湛的。因此，民间仿制堪比登天还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