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画梦，我画我的现实”

弗里达是个特立独行的女人，喜欢追求惊奇和特殊：她穿着华丽的墨西哥民族服装，戴着绚丽的头饰与耳环行走在闹市，而丝毫不在乎别人的目光。她是美丽的，甚至稍有的瑕疵也恰到好处的增加了她的魅力：比如那两条几乎连成一线的浓眉，上唇微微的髭，这都是她最著名的特征。

弗里达可以战胜病痛，可以创造自己不朽的艺术生命。但她逃不过感情的刺伤，对于世间最难琢磨的爱情，即使是弗里达，也失去了所有骄傲。里维拉的风流韵事令弗里达伤心不已，她越来越觉得自己不是一条好的缰绳，难以驯服这匹本性难移的野马。她在形式上拥有他，却在生活中愈发疏远。这位花花公子如此享受在万花丛中被人拥戴的滋味。对弗里达来说，里维拉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是“生活的建筑师”，他的勉励是她艺术创作的支柱，推动她创作的部分动力来自于她要以此来取悦他的意图。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她的政治信仰，也是为了讨好和取悦这个男人而开始的。

在里维拉放荡不羁的本性日渐暴露之后，弗里达开始运用自身的魅力去诱惑和征服那些她喜欢或喜欢她的人，目的只是为了让里维拉嫉妒。比如和雕塑家诺古奇、苏联的政治人物托洛茨基，以及与女画家欧姬芙、女影星多勒丝·德·瑞奥之间的同性恋情。她曾在日记中赤裸裸地写道：卡菲（女画家、她的情人之一）在医院里呆了三个月，然后她去百慕大修养。那次她没有和我做爱，我猜是因为她太虚弱了，这真糟糕。

她开始热衷交际、喝龙舌兰酒、举办狂欢宴会、不停地说脏话。在宴会上，她会对着来宾唱黄色歌曲，讲色情笑话，使得所有人都深感震惊。她勾引自己看上的每一个人，成为当时最有名的荡妇。她在世界各地都有崇拜者，她到法国时，毕加索宴请她，她还登上法国时尚杂志的封面。她和数不清的情人发生过关系，条件是他们必须著名并长的漂亮。

或许，这样的放纵也是她沉重的生命之所以继续下去的重要动力。事实上，弗里达还是害怕里维拉像前男友一样，因为她的病痛而抛弃她。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她强装笑脸，在自画像中表现出一种过人的坚强。但同时她发现，疾病有可能成为一种牢固的绳索，羁绊住里维拉，并且享受他的同情心。

1944年，她画下也许是她最著名的一副自画像《折断的圆柱》。在这幅画中，弗里达的痛苦以一种最暴烈、最悲惨的方式表达出来：钉子钉在她的脸和身体上，躯干上的一条伤口类似于地震之后大地上出现的裂痕。这道伤口与其背后凹陷下去的峡谷遥相呼应，暗示外科治疗的恐怖。在身体的裂缝中，一根断裂的爱奥尼亚式圆柱取代了她日益恶化的脊椎。圆柱从腰部直穿到下巴，就像是男人的阴茎，而弗里达的胸脯和胴体是如此迷人。这幅画具有非常明显的性暗示，将一个曼妙的裸体的性诱惑与肉体禁欲的精神胜利法合二为一，她刻意夸大了伤害的程度。这是一种占有，命运对一个女人身体的占有，也是病痛在弗里达的内心中艰难而又粗暴的占有。她使用暴力，迫不及待地制造悲剧，她沉湎于其中，既是一个可怜巴巴的受害者，同时，又是一个幕后成功的导演：让自画像成为祭坛，让她自己成为祭坛上任人宰割的羔羊。正如布勒东所描述的，弗里达纯粹是个调皮蛋，没有一位女性艺术家比她的嫉妒心更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为了使自己尽可能地更富魅力，她太想让自己同时扮演双重的角色了：时而纯洁无暇，时而恶毒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