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海无涯“片”作舟

　　陶瓷是中国历史的记忆，也是古代中国与域外文化交流最重要的媒介之一。“人皆知有用之用，却不知无用之用也。”在这个世界里，往往最容易被人忽略的是阳光、空气和水，而它们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譬如看似“无用”的瓷片，虽为陶瓷世界之冰山一角，同样也承载着诸多鲜为人知且源远流长的“有用”信息。

　　瓷片亦如书，及到用时方恨少。酝酿写书时，才觉瓷片资料匮乏，尤其洪武官窑瓷片北京出土极罕。于是远行景德镇、杭州、南京等地向瓷友们借阅，有幸得到有识之士慷慨相助，交流探讨之余，获益匪浅。记得培根说过，“书籍是在时代的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把珍贵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我呈献给大家的这些“货物”仅是博深文明中的点滴遗存符号，同时，在这些历史的身影里也涵纳着个人的顿悟和思索。能否令读者满意，时至定稿之际，仍心怀忐忑，如履薄冰。

　　哲人有言：“即使是最弱小的生命，一旦把全部精力集中到一个目标上，便会有所成就。”当年近“天命”，突然发现自己的过去乏善可陈，于是便从家门口修建平安大街开始，捡起了“破烂”。为证实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和获得一点成就感，我选择了千载难逢的“拾遗补缺”。本是学医出身的我，对陶瓷、考古知之甚少，初出茅庐便斗胆撰写了《残片映照的历史》一书，未免浅薄。后又历经八个春秋，节衣缩食、餐风饮露，满怀信心地耕耘在瓷片文化的田野里，不敢懈怠。发现和摸索的快乐鼓舞着我，激励着我不断探索，不断自我否定。然而，享用不尽、纵横交错的陶瓷经纬线似乎永远也梳理不清。在尚未条分缕析之际便按捺不住迫切的心情，在中拍国际董事长鲁智勇先生的支持下，我毅然把它们和盘托出。它既彪炳了北京城市建设的一段历史，也记录了自己学习的经历。无论其是粗布，抑或织锦，能与大家共同分享，乃笔者平生幸事。

　　无论如何，在一年多的收集、拍照、编纂的日子里，接触和解读了大量瓷片资料，在视野半径不断开阔，视角不断变换之中砥砺了思想，看待陶瓷的眼光亦大迥以往。操千曲而知音，观千剑而知器，正如俗话所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或许它仍不能完全符合读者的期盼，却毕竟自以为是一部“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内容翔实的原创之作。其以不同窑口、不同时代或相同窑口、相同时代的“纵横”官、民窑图版示意，表达了自己对于断代的理解，一切尽在不言中。应该说明的是：本书中的图版及参阅图之断代时间，不代表某部门、某公司及某个人的看法，仅为笔者观点。虽难免偏颇，而极高的逻辑本然率和常理，会令读者重启思考的大门，试问夫复何求？

　　我们不能满足于陶瓷器形、纹饰、胎釉的特点和分类，若想融会贯通，还需要结合历史背景、窑址、消费地遗迹、墓葬、海捞、地层学、社会学、工艺学乃至人类学、地理学、心理学、哲学等众多学科去能动、多元地解析陶瓷。就像在氧化焰和还原焰中会烧出截然不同的釉色来一样，在看似复杂的器形、纹饰上，也照样是因为在不同的社会氛围里，才显露出自然原始的民族规则或封建礼教逻辑的本色。不可否认，颜色釉的形成机理是对光的选择性吸收和选择性散射的结果，而最终决定其真面目的却是自身的化学元素含量及烧造技术水平。况且在不同的光源条件下对于色相、色度、色差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解读。我坚信：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绝对优秀的理论，也没有俟诸百世而不惑的标准，只有脚踏实地的结果。希望我们在探究瓷器“经世致用”的同时，尽可能充分利用这一全人类的共同资源，不断发掘其相关文化渊源及历史启示，从而努力避免自己成为精神层面的色盲。笔者苦于考据及感受力不足，难以透析渊源，尤其对除景德镇以外窑口的瓷器之断代倍感力不从心。另外，也未能把遗址出土瓷片统合提炼成更宏观的视角，加之篇幅有限，更无力“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谨作为一个陶瓷文化的传承者，在一个被人忽略的领域里，信于拈来，权作抛砖引玉而已。

　　在此，由衷地躬谢为本书提出建议和付出心血的专家、学者、瓷友们：耿宝昌、刘新园、吕成龙、鲁智勇、张征雁、李绍斌、潘润文、孙永伦、黄薇、黄清华、张喆、邢军涛、邓恩娟、郭刚、张亚林、黄秀纯、韩鸿业、赵航天、赵梓彤、田岩、黄浩、尹书立、马新树、董子龙、胡犇、潘景麟、李华堂、李金良、王修竹、万秀英、刘彩会、曹平、李有臣、蓝天、罗嘉、冯其果、曹建文、邢舒良、王德安、张成、吴忠信、孙洪琦、徐鸿、范志刚、郭树辰、 刘玉党、曲嘉以及所有提供资料的全国瓷片爱好者。

　　即将付梓之际，惊闻早已祈盼本书问世的朱汤生先生不幸辞世，痛心之至。朱汤生先生来京时得暇便到寒舍看瓷片，乐此不疲。谨向对中国陶瓷文化不断求索，并做出卓越贡献的朱汤生先生致以深切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