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千件档案
单件分散零拍令人唏嘘
令人遗憾的是,拍卖方宣布,这次送拍的包括文献史料和梁启超用过的手杖、书架、写字桌在内的近千件档案,采取分散零拍的方式进行拍卖。
“这是档案送拍人、梁启超胞弟梁启勋后人的意愿。”北京匡时国际拍卖公司副总经理谢晓冬表示,档案送拍人之一是原来居住在南长街54号的梁启勋长外孙孙军,而这批档案产权分属梁启勋不同的后人,每个人的期望值不同,在与对方派出的代表商谈后,确定了这种拍卖方式。谢晓冬说,如果整体拍卖无人应价,会导致流拍,送拍人就拿不到钱。
为何担心整体拍卖无人应价?谢晓冬表示,虽然有四五家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曾前来接洽,但这些单位大多倾向于收藏其中一部分档案。截至昨天,也没有接到哪一家准备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通知,他们很可能会就感兴趣的重要拍品直接参与现场竞拍。分散零拍的方式意味着,这些档案已经没有可能被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整体收藏。
“这份手稿,每页都是手书的,估价120万元至180万元,真不贵。”预展现场,一位观众指着一本21纸、42页的梁启超手稿《袁世凯之解剖》对同伴说。尽管整体估价在5000万元,但全场档案中,许多单品的估价只需几十万元。
“张大千一副好点的册页都要8000多万元,这场拍品估价确实不贵。”一位来自福建的资深藏家说,自己曾在一场拍卖会上出价4000万元竞买弘一法师两副对联,最终还是被对手以6000多万元拍走。这次的梁启超专场拍品由于叙述了一整段连贯的历史,他感觉历史价值更胜一筹。这位藏家对分散拍卖的方式也表达了遗憾:“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差距,历史是历史,市场是市场,很难两全。”许多观众持同样观点,一位从事文献学辑佚工作的观众认为,散落到民间的文献安全很难保障,这种散佚无疑会给文献学研究中的辑佚工作带来一定的麻烦。
散作满天星容易,但拍卖过后,这些散落民间的史料想要再聚首就难了。对此,谢晓冬认为,历朝历代有许多文物都是通过民间流传方式保存下来,而且分散拍卖能够让更多藏家分享这些尘封往事和隐秘细节,有利于发挥文物的教化功能。“如果一个藏家拍走了,其他人就再没机会亲见这段历史了。”他说,鉴于拍卖后难以再集中梳理,从文献保护的角度,匡时已在10月份联合中华书局将档案中最重要的内容影印出版,以供学界讨论与研究。
拒绝观展
直系后人不认同拍卖
值得玩味的是,围绕这批梁启超档案的另一个争议点在于,梁启超的直系后人并不认同这次拍卖。此前,梁思礼(梁启超之子)、梁再冰(梁思成之女)、梁柏有(梁思永之女)、吴荔明(梁思庄之女)发表声明,称梁启超曾留有遗言,离世后所有作品书籍均捐献国家,不能出卖。针对社会各界的质疑,他们表示,作为梁启超的后代,从未出售拍卖过梁启超的文稿和物品。此次违背梁启超意愿的拍卖行为与他们无关。
在预展现场,记者看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久久驻足于展柜前。之后他移步现场大屏幕,视频正播放着匡时公司制作的有关这些档案的纪录片。送拍人之一、梁启勋的长外孙孙军在视频中讲述其外祖父与梁启超的家事往来。从工作人员口中得知这批档案将分散拍卖后,这位老者难掩失望之意。
他告诉记者,自己是清华大学退休教授,与梁启超直系后人过从甚密,因为这批档案由原居住在南长街54号的梁启勋后人珍藏整理,难得一见,所以特来观展。“来之前,我还给吴荔明打了个电话邀请她一起来,不过她并不愿意。”
一位法律专家表示,只要拍卖公司本身具有文物拍卖资格,并且拍品经过文物主管部门备案批准,程序上就是合法的。至于梁氏后人对于是否送拍的分歧,并不影响拍卖。“这些档案属于动产,只要是通过合法渠道取得的,原则上在谁手里,所有权就属于谁。哪怕不是梁启超胞弟的后人,而是跟他毫无亲戚关系的所有者送拍也是合法的。”
而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法律咨询与理论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研究员季涛表示,虽然于情于理,整体拍卖是最佳方案,但委托人的意愿决定了拍卖方式,“卖家愿意怎样就怎样”。此外,由于某几件拍品价格高,容易导致整拍流拍,所以零拍对于拍卖公司和委托人来说,成交率高、风险小、收入高。他认为,这次未能整体打包拍卖的原因可能在于客户不够多,没有整体接手意向。实习记者 和冠欣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