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第一幅蕃尼古道路线图 罗布次仁供图

　　清代济咙（吉隆）地域手绘地形图 罗布次仁供图

　　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北部崖壁上的“大唐天竺使之铭”，系唐显庆三年（公元658年）题铭。文中记述了唐代使节王玄策出使天竺（今印度），途中经过吉隆的过程。罗布次仁供图

　　“大唐天竺使之铭”碑局部 罗布次仁供图

　　拭去千年尘灰，透过矗立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大唐天竺使之铭”隐约的碑文，一位非比寻常的外交官、大唐敕使王玄策“四使天竺”（一说为三次）的历史故事，伴着远古的骡马声和飞扬的尘土由远及近渐渐清晰，向我们展现了一条文化商贸交流古通道——“蕃尼古道”曾经的辉煌。有史记载，唐朝时期，吐蕃王朝向西北、中原地区有“唐蕃古道”，向川滇地区有“茶马古道”，向南有“蕃尼古道”，三条古道使西藏成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必经之地。

　　王玄策与和他同期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历史人物唐玄奘、文成公主都是文明的使者、文化的使节，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播者、弘扬者，他们在青藏高原境内留下了大量的丝绸遗迹及其对应的历史文化遗存。在前不久召开的西藏与“一带一路”相关文化资源挖掘梳理工作座谈会上，结合多年的研究，专家学者认为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不仅是西藏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重要见证，为国家“一带一路”历史文化资源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富有价值的学术依据，也为西藏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建设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大力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历史机遇。

　　镌刻在“大唐天竺使之铭”碑上的灿烂历史

　　“听说乡里修水渠要炸毁一块‘神石’，石头上刻满了汉字。”在偏远的藏区考古，霍巍立刻意识到这块石头一定不寻常。时光回到1990年5月，作为从1984年开始的西藏大规模文物普查工作的一部分，一支由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霍巍、李永宪和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尼玛、张惠清组成的文物普查队，沿着希夏邦玛峰下那条坎坷之路风尘仆仆地来到吉隆县城。

　　根据宗嘎乡提供的线索，考古工作者第二天乘车出县城，向北行驶四五公里进入一条比较宽阔的山沟地带，在西北方向海拔4230米的一块崖壁上发现了传说中的“神石”。当洗净岩面上涂抹的酥油，石壁显露出一行行残缺竖书字迹，并准确地识读出“大唐天竺使出铭”7个左书大字。经过考古学家反复对石刻文字研究推敲，将这块碑称之为“大唐天竺使之铭”，令人吃惊的是此碑竟比举世闻名的“唐蕃会盟碑”还要早160多年。

　　题铭现存共24行，约311个字，文字因多年风化侵蚀严重，有许多字已不太清晰，加之乡里修建水渠，开山炸石造成了题铭文字不同程度的损坏，已无法连贯成文。但从题铭额题及文中“大唐显庆三年”的年号来看，系唐显庆三年（公元658年）的一方题铭，文中记述了大唐使节不远万里，在出使古代天竺（今印度）途中经过吉隆山口时感慨抒怀，勒石记事的过程。

　　碑文大意是大唐显庆三年六月，大唐国势强盛，高宗皇帝继承太宗皇帝所开创的宏伟功业，一统天下之威。教化所致，达于四海。故派遣使节左晓卫长使王玄策等选关内良家之子数人，经过一年多的艰难跋涉，越雪山，过栈道，经小羊同之西出使天竺，因感征程多艰辛，边境风光之壮美，联想到东汉破匈奴于稽落山之后，尚有刻石勒功，记汉威德之举，而此行动倍于往，更当于此建碑刻铭，以记功德。

　　“大唐天竺使之铭”碑的发现，使历史人物王玄策、“蕃尼古道”从沉寂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渐渐浮出水面。

　　王玄策，一位不同寻常的大唐“外交官”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春天，大唐长安城里迎春花绽放。一个中年男人正在收拾行装，包袱里有轻薄的衣衫，也有御寒的长袄。王玄策作为融州黄水县令，以副使身份与正使卫尉寺丞上护军李义表等一行22人奉旨护送戒日王使节回国。此刻王玄策尚不知，此次和随后几次途经吐蕃出使天竺意义非凡，这些外交活动将大唐与天竺诸国文化交流活动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王玄策的传奇经历表现在他数次出使印度，展现了过人的担当精神和外交才华，为大唐赢得了尊荣。

　　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印度，唐史没有记载详细的出发时间，敦煌学专家、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陆庆夫教授据文献推测，王玄策一行从长安出发的时间应该在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王玄策作为正使，率副使蒋师仁等三十余人，再次出使印度。不料此时与唐修好的戒日王已死，刚刚到达中印度，王玄策一行便受到自立为王的阿罗那顺的进攻，王玄策及使团被俘。但王玄策十分机灵，趁夜色逃脱，日夜兼程，赶往吐蕃西部边境，以唐帝国及姻国吐蕃的名义征召泥婆罗（尼泊尔）国军队。在泥婆罗国七千人的军队和吐蕃一千二百人的精锐部队支援下，大破中印度军，俘虏了阿罗那顺及其家属。在这次外交事件中，王玄策当机立断、有勇有谋，可惜在名将如云、重臣如雨的贞观年间，他的事迹和声名不见显著，新、旧《唐书》均无传。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陆庆夫和敦煌学专家孙修身等人认为，王玄策曾第四次出使印度。唐高僧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玄照传》中记述，当时玄照长年在天竺求法，颇具声望，受到唐使王玄策的重视。王玄策在三使印度返唐后，向皇帝奏说了玄照的事迹，被再次派往天竺以追回此人。

　　王玄策另一个功勋是，他将砂糖的制造技术带入了中国。《唐会要·杂录》有载：“西蕃胡国出石蜜，中国贵之，太宗遣使至摩伽陀国取其法，命扬州煎蔗之汁，色味逾西域所出者。”

　　王玄策为唐朝外交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为今天研究古代中印文化交流保留了珍贵史料。王玄策从印度出使归来后，曾撰有文10卷、图3卷，共计13卷的《中天竺国行记》一书。可惜这部名著，以及唐朝官府依照此书及《大唐西域记》所编撰的百卷本巨著《西国志》，在宋代以后先后遗失。自此王玄策的赫赫功绩，便为历史湮没，鲜为世人所知。

　　揭开高原古道的神秘面纱

　　在“大唐天竺使之铭”发现之前，人们知道“蕃尼古道”开通后，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通道。中原的纸和造纸术也经由此道传入尼泊尔和印度。然而，关于“蕃尼古道”在吐蕃西境的具体走向和出口位置，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谜。一千多年的历史风尘早已“湮灭”了这条古道的痕迹。“大唐天竺使之铭”的发现，证实了当时新开通的国际通道“蕃尼古道”的出山口位置，还反映了当时吐蕃与唐朝政治关系的密切，更揭开了高原古道神秘面纱的一角。

　　通过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等史籍不难发现，玄奘与王玄策是同一时期的历史人物。在唐朝，王玄策及其外交使团四次翻越“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经由“蕃尼古道”前往天竺，播撒友谊、文明和正义的种子，带回精巧的制糖工艺，促进了中国和南亚诸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发展和交流，加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往来。

　　王玄策出使天竺这一历史文化遗产，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科学研究课题和文化产业开发项目。西藏自治区文化厅产业处处长罗布次仁介绍，挖掘和研究大唐国使王玄策出使天竺的故事，通过产业化的手段对优秀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系统化整理、正能量宣传、产品化开发，对“一带一路”文化产业发展有积极意义。自治区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西藏藏游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北京电影学院等单位，以一千三百多年前大唐国使王玄策途经青藏高原“三下吉隆、四使天竺”事迹为蓝本，将拍摄《使节·使者·使命——寻找王玄策》纪录片。“通过史料搞挖掘、通过科研搞开发，让历史‘活’起来、让遗产‘动’起来，为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历史事实，提供文化发展脉络的支撑和地方史实的佐证。”

　　（本报记者 尕玛多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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