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交易額取代美國,躍居世界第一。
國內收藏交易日趨繁榮的同時,藝術品鑒定、備案系統仍相對滯后。
中國藝術品市場已形成年交易額2000億元以上的規模。
核心提示
7月底,一篇題為《當拍賣行遭遇畫家網絡打“假”》的聲明,將北京保利拍賣[微博]行與藝術家胡建成推上風口浪尖。
事件的緣起是,兩位藏家分別於去年10月底和2013春拍中拍得胡建成早期作品《風景》和《海景》,但近日,他們發現所拍作品在藝術家作品鑒証備案活動中,已被胡建成親自鑒定為贗品。由此,藏家向保利提出退款和拒絕付款的要求。
但一邊是拍賣委托方稱“作品購自藝術家本人”,一邊是胡建成“拒絕鑒定原作”,拍賣公司則“隻能停止拍賣胡先生的作品”——有關藝術品真偽的事件,儼然成為一場羅生門。
事件同樣引申出對於一個老問題的思考:藝術品鑒定究竟誰是權威,誰說了算?
在收藏界有一句俗語:“不怕買貴,就怕不對。什麼最貴?贗品最貴。”收藏市場最大的風險來自贗品,去偽存真也便成為收藏的第一要件。而經歷過金縷玉衣、漢代玉凳事件,人們早意識到鑒定市場的魚龍混雜。在此情況下,權威認証是無價的信息,也是市場稀缺的資源。
而在今年,陸續幾個消息攪動了本就熱鬧一團的鑒定市場。先是文化部將藝術品鑒定管理試點列入2013年重點工作范圍﹔4月,文化部又發布通知,決定在北京、上海、江蘇、浙江、湖南、陝西六省(市)開展藝術品鑒定管理試點工作﹔5月底,北京市批復5家單位成為藝術品鑒定試點機構,接著湖南省出台了《湖南省藝術品市場管理暫行規定》。
不過,時隔幾個月,在業內人士看來,措施的效果仍待檢驗,藝術品鑒定尤其是文物鑒定的市場管理尚在起步。
亂象
專家稱八成民間藏品系贗品
5月底,中國美協副主席、著名畫家何家英親自為20多幅“何家英作品”進行了鑒定。一場鑒定下來,隻有3幅是真的。56歲的他對這個結果沒有感到一絲驚訝,原因很簡單:“司空見慣”。
何家英很難記清見過多少次自己的假畫了。第一次看到是在上世紀90年代,當時還只是學生臨摹,並不涉及“金錢交易”。
那時,以“92北京國際拍賣會”為標志,中國藝術品市場開始起步,經過20余年一路快速上升式的發展,已形成年交易額2000億元以上的規模。到了2010年,藝術品拍賣市場躍居世界第一,取代了美國的地位。
何家英的感受則是,越炒越熱的市場需求,為以營利為目的的造假行為提供了市場基礎,因此藝術市場充斥著魚目混珠、以偽充真的現象與陷阱。“很多商人認為學生們畫得很像,就會買一份,后來開始有人專門找學生臨摹或者要求按何老師的風格畫。再后來,也有一些畫家干脆自己執筆。”身在國外的他在電話裡對記者說。
近年,古代及近現代書畫、瓷雜、玉器等文物藝術品成為民間收藏的主流,這些領域也儼然成為造假重災區。
以去年3月為例,某專業藝術品網站公布了一份涉及中國文物的《地下作舊產業調查》。該調查對中國龐大的文物造假體系產業鏈進行了分析,並對文物造假按類型進行分區。河南洛陽南石山仿唐三彩、禹縣仿鈞瓷,安徽蚌埠仿古玉、天津鼓樓仿書畫……伴隨層出不窮的丑聞,從制假到售假的產業鏈也浮出水面。故宮[微博]博物院研究館員葉佩蘭在接受《楚天都市報》專訪時就曾有過“民間寶物八成假”的說法,她說,按她十年民間鑒定的經驗來看,“真沒看到過上檔次的東西”。
何家英則對拍賣行的藏品總結了特征:一個拍賣行若拍賣的東西是真的,那基本上都是真的﹔若是假的,基本上都是假的。“個別拍賣行才有真有假。”但他從未有過打假的想法,不是因為覺得耗費精力,而是“管不了、擋不住”。
著名畫家楊之光也有同感,但這是在他有過打假經歷之后才有的體會了。八十余歲的楊之光因在去年“五一”期間微博打假,並公開談到拍賣市場中楊之光作品贗品率達到50%,曾引起輿論一陣嘩然。“我們曾向一些拍賣行要求撤拍。大的拍賣行會撤拍,但小的拍賣行不太搭理此事。”楊之光的女兒楊紅接受記者採訪時回憶道。
“打假之路很不平坦。”楊紅說,“當藝術家被推到風口浪尖,會出現很多不同意見。被打假的人會認為你危害了他的利益﹔有人認為造假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事,不必那麼較真﹔還有人認為假畫也能繁榮市場,能提高藝術家的名聲。”
較量
多方爭奪“一錘定音”話語權
文物藝術品無論是國家藏還是民間藏,藏之前必然有“鑒”,而讓文化部中國藝術科技研究所藝術品科研中心主任尹毅憂心的地方就在“鑒”上。他對記者說,藝術品交易日趨繁榮的同時,理應配套發展的藝術品鑒定、備案系統一度滯后。
當下藝術品造假的井噴之勢和技術手段的不斷更新與升級,從其“質”其“量”兩方面迫使藝術品鑒定與管理亟需尋找新技術、新策略、新路徑。以書畫復制品為例,近年造假的新技術和新材料層出不窮。“過去僅是手工模仿,現在模仿的科技含量越來越高,以肉眼很難判別出來。”尹毅說,這使得鑒別難度愈來愈大,“所以我們必須啟動科技識假的正能量,去應對科技造假產生的社會危害。”
同時,以往的書畫鑒定是以作品風格、作品功力為主要依據。尹毅認為這種鑒定方式雖有道理,也可使用,但並非十分可靠。因為,所有書畫家都不是天生的,其藝術功力與作品風格都是動態的、多變的。“何況,而今的科技造假可使贗品在功力與風格方面,一點也不走樣。”
事實上,鑒別難易程度並非被關注的唯一焦點。在文物藝術品的真偽鑒定“誰說了算”的問題上,無論作者、作者家屬,抑或專家、鑒定機構,均在爭奪“一錘定音”的話語權。
對於藝術家本人是否有對其作品真偽拍板的權力,是存在爭議的。“若一位畫家畫了幅畫,認為畫得不好,價格又賣得太低,他說這不是他畫的,該怎麼辦?”《收藏》雜志社執行主編、藝超網總編韓澗明向南方日報記者表示,藝術品作者可以提供參考意見,但並沒有決定權。
針對后者,尹毅說,眾所周知,在北京乃至全國各地,標有藝術品鑒証業務的部門、自稱鑒定專家的人不少,但他們的鑒定結論往往缺少公信力,說真者或說假者大都拿不出“鐵証”。
此類機構其實也早已面臨信任危機。兩年前的央視“315晚會”上,曾曝光一些拍賣公司、藝術品鑒定公司,為賺取高額鑒定費,將低廉的現代工藝品“鑒定”成是有巨大收藏價值的文物。“真正懂行的人購買文物藝術品從不看鑒定証書。”文藝理論學者徐文景博士曾表示。
“之所以公眾對於文物藝術品鑒定如此關注,緣於整個藝術品的流通環節處於失控狀態。”雅昌藝術網[微博]有限公司總經理朱文軼分析,人們認為真偽的鑒定能一勞永逸,由此藝術品鑒定就成為有利可圖的市場,這也導致了更多亂象。
眾說紛紜,爭議不斷。由此,對於建立公開透明的藝術品第三方鑒定機構的呼吁從未停息。
試水
“國家隊”能否攻克市場頑疾?
藝術市場急速發展中暴露出的一系列問題,也早已引起政府管理部門的注意。據尹毅的了解,文化部十年前就已提出起草《藝術品市場管理條例》(《簡稱條例》)的設想。
“十年磨一劍。”尹毅說,期間,包括“藝術品”概念這類最基本的界定,在專家圈子裡都有不同的觀點。“法律法規的起草不是寫小說,不能隨心所欲,需要有大量調研的支撐。”面對不斷變化的現實情況,期間也經歷了不斷修改的過程。
直到去年,《條例》的起草工作正式啟動。據今年3月《法制日報》的報道,《條例》已經明確畫廊經紀、拍賣交易、展覽展銷、藝術品進出口等管理制度框架,但鑒定問題尚存在爭議。由此,藝術品鑒定管理的試點工作在今年拉開帷幕。
在藝術品鑒定問題上,究竟由國家還是由第三方機構來主導,一直是業界討論的焦點。文化部此次則明確表示,文化管理部門不得參與民事鑒定活動,此次試點是市場化鑒定的一種嘗試。
試點工作在北京率先啟動。5家試點機構有雅昌文化發展有限公司、《中國書畫》雜志社、北京東方雍和國際版權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中國檢驗認証集團北京有限公司、中傳華彩(北京)國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之后,業務范圍也成為試點機構備受輿論關注的焦點之一。從目前公開的信息看,時隔兩月有余,除雅昌和東方雍和開展了藝術品鑒定業務外,其他幾家多處於細則制定階段。楊之光成為雅昌“中國藝術品鑒証備案服務”第一位“吃螃蟹”的藝術家。在楊紅看來,畫作的數量是有限的,仿冒品是無窮無盡的。“藝術家親自做鑒定,實際上是從源頭上杜絕贗品。”
然而,對於這項工作能否破解藝術品市場中鑒定的“頑疾”,業內人士多持觀望態度。
天問國際拍賣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季濤[微博]曾撰文指出,這解決了政府、執法機構的鑒定估價需求,對當今藝術品市場的鑒定評估工作將會起到一定的規范、引導作用。但他也表示,這對目前的民間文物藝術品鑒定估價行業,影響並不大。
中央財經大學文化經濟研究院院長魏鵬舉則曾經對媒體記者強調,藝術品鑒定沒有絕對標准,官方指定試點機構可能給自己背上了一個包袱——誰來鑒定這些鑒定機構的可靠性。“能對藝術品真偽‘說了算’的是証據、學術研究和市場。”韓澗明說,為藝術家作品做備案即是在准備“証據”。但他也提醒,藝術家不能兼任運動員和裁判員,做認証時要謹防出現爭議甚至法律糾紛。
試點工作,現在仍處於“摸著石頭過河”階段,經驗是否被認同,則要靠時間與實踐的考驗。
目前,此次試點也已經有了向全國推廣的計劃。作為與會專家參與了藝術品鑒証管理試點工作會議的尹毅向南方日報記者透露,為配合試點工作,今年底文化系統將有多家單位聯合舉辦培訓班,對全國各地的想做藝術品鑒定、備案的人進行培訓。“我們是在系統地、有組織地做這項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