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高窟面前一片林蔭遮掩下的休閑廣場上,75歲的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近日接受媒體專訪。對於記者提出的“數字敦煌”、“莫高窟保護與開放”、“國際合作”以及“游客承載量研究”等問題,這位堅守於此半個世紀的老人認真而幽默的進行了解答。
莫高窟建“檔案”
採訪一開始,面對攝像鏡頭的樊錦詩首先糾正了外界提到“打造‘數字敦煌’這一說法”。她說,“數字敦煌”是一個形容詞,文化不是“打”出來的,實際上是要把敦煌藝術數字化,國家規定文物單位必須“四有”:有機構、有保護范圍、有標志、有檔案。目前,莫高窟唯獨缺少的就是數字“檔案”。
樊錦詩說,莫高窟的“檔案”是在上世紀文革過后才開始“制作”的,但當時完成的測量圖和文字都是“大概值”。基本的平面示意圖,簡單的文字和照片記錄,有的一兩頁紙就是一個洞窟的檔案,隻有一個影子,這個洞窟真正什麼樣子無法呈現,這有什麼用啊?
莫高窟檔案的簡單與那個年代的大環境不無關系,“當時連一部像樣的相機都沒有,爭取一個洞窟有一張照片都困難,我要求一個洞窟至少需要六張不同角度和截面的相片,如此才能全面記錄洞窟。”樊錦詩說,這在當時都達不到,直到好多年以后才逐漸實現。
樊錦詩稱將敦煌藝術數字化的初衷源於她第一次接觸電腦后的“靈感”。當時,她從別人那裡第一次了解到“經過電腦數字化的東西都能得到永久保存”,這讓“一直思考如何建立文物保護檔案問題”的她馬上提起了興趣。
緊接著,莫高窟文物數字檔案建設就悄然開始了。雖然樊錦詩從別人那裡詢問能否用電腦做莫高窟保護“檔案”時得到了確定答復,但當時說話的人不明白具體該怎麼做,她自己則更不明白。
“開始為莫高窟洞窟制作數字檔案的嘗試比預想的還要困難,照片怎麼拍?用什麼燈光?用什麼膠片?用什麼技術手段?”樊錦詩回憶,當時的敦煌研究院面臨著數字化探索中一系列的難題,最困難的是無論如何嘗試,拍出來的相片呈像效果還是會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形”。
后來,敦煌研究院在自己摸索的基礎上,將目光投向了與海外科研機構合作。這個過程大約持續了十年左右,雙方共同討論研制了一些辦法。隨著科技發展,數字化和數字技術不斷得到發展,並且做法越來越成熟。
“現在所建的數字檔案不僅高清晰、色彩逼真、數值也很接近,這樣的東西留下來,敦煌藝術就可以得到永久保存。”樊錦詩說,如果管得好、保護得好,敦煌藝術就能永遠流傳下去,可以永續利用。“莫高窟最早的“簡單檔案”陸續也被建成了數字化檔案。”她透露。
“幾十年來,莫高窟幾代人一直在為文物保護不懈努力著,但拿出一百年前的莫高窟老相片與現在對比,發現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並且它還在‘變’。”樊錦詩指出,生態問題可以通過長時間的“養護”逐漸得到恢復,但文物的退化是不可逆轉的,莫高窟的文物會在多年以后會“越來越少、越來越壞”,所以要趕緊做數字化檔案。
洞窟的承受能力好比人的胃
採訪中,記者提出的“如何平衡莫高窟開放與保護”的問題又一次提起了樊錦詩的“興趣”。她說,莫高窟的管理機構——敦煌研究院始終在琢磨怎樣讓觀眾更好的體驗莫高窟,“我們絕對不是為了單純的保護。為了保護,也是為了觀眾”。
“實際上我們一直在尋找保護和旅游之間的平衡,並不像外界說的我們光知道保護,甚至過度保護。”樊錦詩解釋說,比如說這個洞窟明明太小了,那就是不能開放。洞窟也有它的承受能力,這就好比胃口再好的人,最多能吃三碗飯,總不能一口氣吃三十碗飯吧?
“這就是承受量,也就是它的極限,這個我們必須顧慮。莫高窟的保護實際上始終是不夠的。”樊錦詩稱。
作為著名的世界文化遺產,近年日益激增的游客數量給莫高窟帶來的保護壓力越來越大。自從1979年莫高窟正式對游客開放30多年來,截至2012年底,這裡已接待來自全球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840余萬游客。根據預測,莫高窟的游客數量仍將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長。
2001年,敦煌研究院在中國內地首開先河,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合作進行敦煌莫高窟游客承載量研究。根據對關鍵參數研究和長期經驗,目前最終確定其每日比較安全、合理的游客接待量為3000人。
樊錦詩表示,經過不斷探索,敦煌研究院找出了解決文物保護與旅游開放之間矛盾的思路,即改變過去敦煌藝術隻能在洞窟參觀的展示方式,利用數字展示技術,將敦煌藝術移至窟外展示,以求充分擴展敦煌藝術的展示空間和場所。
於是,一座能實施多種數字技術展示的莫高窟游客中心於2007年底獲國家發改委批准立項,至2014年5月正式對游客開放。樊錦詩說,通過游客中心與莫高窟“綁定”參觀的模式,從而壓縮游客在洞窟內的滯留時間,有效地緩解敦煌莫高窟文物保護與旅游開放的矛盾。
屆時,莫高窟的合理游客承載量由目前的單日3000人次左右提高到未來的單日最大6000人次。
莫高窟的保護之路
2014年,作為莫高窟管理機構的敦煌研究院將迎來70歲的生日。在樊錦詩看來,莫高窟實質性的保護工作是從上世紀“文革”結束后,隨著與海外一些國際先進科研機構合作日益密切而逐漸“步入正軌”的。
樊錦詩說,解放前,當時國民政府有心做保護,但是沒有力量,基本上就是“守城”,這裡修一道土牆、那裡建兩個門,這就了不得了。解放后,雖然建國伊始百廢待興,但國家很重視莫高窟的保護工作,很快有清華、北大的專家來調查莫高窟的修復。當時,不管是加護工程還是修復,都有了一點力量。
樊錦詩介紹,“文革”以后,除北京的專家外,國外的專家也開始陸續到來。很多人都關注敦煌,一些來自加拿大、法國的專家來了都問“你們這麼開放,不怕洞子弄壞了嗎?”,他們還提到應該對莫高窟進行監測。“當時,我們也想看看人家怎麼進行文物保護的”,樊說。
1988年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世界遺產委員會的官員來莫高窟調查完畢后,留下很多材料,離開時表示莫高窟保護方面有什麼問題可以找他們。
樊錦詩說,不到兩個月,美國蓋蒂保護所很快就派人來調查。一開始,大家都以為自己缺錢,后來和對方合作以后發現,派來專家的工資都由海外合作方出資,並且還帶來了設備,“這就相當於給我們免費打工,多好啊”。
“慢慢發現,對方的設備儀器確實好,並且提出一些問題,比如環境監測、崖體裂縫監測等。”樊錦詩表示,他們提出的不僅是壁畫保護、環境保護,其它一些如治沙工程、保護管理等都是從那時開始的。
“后來,可能對方看我們對莫高窟的保護也比較認真,所以合作的很友好。”樊錦詩說,接下來,不僅他們進來,敦煌研究院也派人出去開闊視野,吸收國際先進理念,學習對方的技術、信息,尤其是人才培養,“通過一系列合作,我們就有了自己的保護管理人才”。
採訪臨近結束時,守護莫高窟半個世紀的樊錦詩笑稱自己已由“敦煌的女兒”變為“敦煌老太太”了。她還談到了自己退休后的生活,“那是一種自由的生活,我可以在上海與敦煌之間自由來往”。
樊錦詩最后說,莫高窟是國家的、世界的、人類的遺產,我們應該珍惜它,但珍惜它不是不讓人看,因此,我們在不斷探討數字化等更多的展示方法,讓觀眾看得懂,更普及。(記者 馮志軍 信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