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学岭南派 光辉何时再起

　　■南越王“文帝行玺”金印

　　■黄牧甫 花好月圆人寿

　　■黎简篆刻 长毋相忘

　　■黄士陵 古槐邻屋

　　南越国自镌的数十方官印和封泥，如金质龙钮印“文帝行玺”、金质龟钮印“右夫人玺”等，印文虽属缪篆或小篆，仍以田字格为主流，承继秦汉风格。

　　汉后至唐宋，玺印出土，并不多见。及至明末清初，广州成为全国唯一通商口岸，经济日渐发达，文化渐趋繁荣，文人雅士辈出，更吸引了众多印人纷纷入住 岭南。一方面文人介入篆刻，使得篆刻从实用印转到了艺术趣味的追求，另一方面，经济发达，人们富足，对自己实用印章的要求也越发提高，使得这一时期的岭南 篆刻艺术有了一定的发展。再加上翁方纲、伊秉绶、阮元、吴大澂等学者型官员对金石学的推崇，使得岭南篆刻氛围一时无两，这时候出现了袁登道、张穆、黎简、 陈沣等篆刻学者。

　　而真正改变岭南篆刻局面的，是晚清的黄牧甫，他被誉为晚清印坛上的一位开宗立派的篆刻大师，影响后人众多，被誉为印学“岭南派”的灵魂人物。

　　其后，民国岭南印人以蔡守为最，并紧跟有一大批声名显赫的印人，包括易大厂、简经纶、谈月色、丁衍庸、黄文宽等。

　　暨南大学教授谢光辉在接受收藏周刊采访时称：“印学‘岭南派’的光辉持续了将近一百年，可以说，文人篆刻的最后一道光辉，就在岭南。”

　　然而，随着新时代的交流日益频繁，地域流派特征逐渐多元，目前的岭南印风将如何走向，将是岭南印人面临的共同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