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的世界：醍醐寺艺术珍宝展”

　　阎魔天骑牛像。

　　不动明王坐像（快庆作）。

　　宋版《一切经》（局部）。

　　金刚界曼荼罗。

　　胎藏界曼荼罗。

　　公元804年，一位日本僧人来到中国，在唐代国都西安的青龙寺拜惠果大师为师，学成后回到日本将其所学传授弟子，于是有了日本真言宗。这位僧人就是空海，谥号“弘法大师”。在他抵达中国的近100年前，即唐玄宗执政的开元年间（713—741年），印度僧人金刚智、善无畏和西域僧人不空就已将密教带入唐土。为了与之前零星传入的密教教义和仪法相区别，这3人带来的以金刚界、胎藏界密法为核心的系统化密教被称为“纯密”。两部纯密大法本来在印度各有其传承脉络，惠果受传两部密法以后将其融为一体，创立“金胎不二”学说，空海在青龙寺学习的就是这套体系。关于这段佛教东传的历史，在近期由日本真言宗醍醐派总本山醍醐寺、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国立文化财机构、上海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主办的“菩提的世界：醍醐寺艺术珍宝展”中得以重现——展览将在两馆先后举办，呈现13件日本国宝、31件重要文化财在内的90件醍醐寺珍藏。

　　回到日本后，空海先是在纪伊（今和歌山县）高野山建立寺院、传播真言宗佛法，之后又获赐如今京都市内的东寺。空海的再传弟子中有一位法号为圣宝（832—909年）的，早年就曾在东寺学习。根据《醍醐寺缘起》记录，圣宝在京都西南郊区的山中修行，在笠取山上发现一汪据说味比醍醐的山泉，于是决定在这里建造寺庙。在他的弟子观贤（854—925年）的努力下，这座山顶上的寺庙逐渐成形，取名“醍醐”。在平安时代几代天皇醍醐、朱雀、村上的庇护下，醍醐寺规模逐渐扩大，建筑群蔓延至山脚，形成山上的上醍醐和山下的下醍醐对照的格局。虽说当时的皇室对佛教诸派都颇为尊崇，但醍醐天皇尤其钟爱醍醐寺，他的谥号也是由寺名而来。公元951年，皇室为醍醐天皇祈求冥福的五重塔建成，醍醐寺建筑群格局就此确定。

　　醍醐寺与源氏家族以及中央政权一直保持着紧密联系。镰仓时代幕府政权建立后，寺庙又成功游走于皇室和幕府微妙的权力平衡中，依凭两者的庇护大力发展密教的教学与事相。在醍醐寺出家的贵族子弟俊乘房重源（1121—1206年）从中国福建带回整套宋版《一切经》后，更是吸引了众多学僧前来求学问道。日本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醍醐寺受战火波及，曾荒废达百年之久，最终在第80代座主义演（1558—1626年）的努力下与统一了日本的丰臣秀吉结成互惠互利的关系——义演借家族之力扶持丰臣秀吉登上关白之位，而丰臣秀吉帮助义演复兴了醍醐寺。两人的情谊促成了日本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赏樱活动，史称“醍醐花见”，也保障了醍醐寺的近世繁荣。

　　日本保有成千上万的古寺，醍醐寺只是芸芸古刹之一。它的盛名来自寺内数量庞大的历史文化遗存。明治政府发布的“神佛分离令”曾引发日本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废佛弃释运动，醍醐寺也受到巨大冲击，但寺院上下团结一心，坚守“不遗失一件宝物”的宗旨，挨过这一劫数，最终完好地保存了寺中历代传承的佛教遗物。如今，醍醐寺拥有69378件国宝、6521件重要文化财、92栋古建筑，以及大量未公开的古代和中古文物，是日本最大的真言宗艺术中心。

　　醍醐寺珍藏的大量秘宝也是研究中国唐宋时期佛教的重要参考。空海离开中国后不到半个世纪，西安青龙寺在“会昌灭佛”运动中废灭，唐代密宗短暂的辉煌就此谢幕于历史舞台，所幸它的余脉随着空海远渡重洋，在日本生根开花，延续至今。空海带回的唐密艺术原件都收藏于高野山和东寺，而尊像、法器的样式图文则随着佛法一起传播至各个真言宗寺庙，并代代相传。醍醐寺的创始人圣宝与东寺关系密切，寺中诸多早期尊像和法器都是根据东寺同类物件原样复制，比如5月11日至7月10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弘法大师像、不动明王坐像（快庆作）、阎魔天骑牛像、帝释天骑象像、两界曼荼罗、金刚盘等。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醍醐寺的一尊“阎魔天骑牛像”。阎魔天原是印度教中的死神，在大乘佛教的发展过程中被融入佛教，在密教中成为十二天之一。在佛教传入中国并与道教融合后，阎魔天成为了我们熟知的阎魔王，从日本所传大量画像和造像可知，他早至宋朝就开始被表现为身着官服的判官形象。这尊像面目慈祥，呈菩萨状，半跏趺坐于水牛背上，代表了阎魔天“变形前”的早期形象，现在类似的造像即使在日本也几已绝迹。相同形象的阎魔天还可见于这次展览《胎藏界曼荼罗》中外金刚部院南门西侧。

　　醍醐寺五重塔底层内的壁画则是密教核心教义的集大成体现。在密教中，大日如来被奉为主尊，大日如来法身佛被认为具有“理”与“智”两个方面。理即法界、法性或真如，因为是一切佛的本源，故喻之为“胎藏界”。《大日经》即为宣说胎藏界的经典。将《大日经》以图画方式表示就是胎藏界曼荼罗。智即智慧，以金刚比喻坚硬不坏，可制服一切烦恼，故称“金刚界”。《金刚顶经》为说金刚界的经典，图示《金刚顶经》的就是金刚界曼荼罗。五重塔底层以塔柱为中心分为东西两边，东半边壁板上绘有金刚界诸尊像和部院，西半边绘有胎藏界主尊和部院，构成立体的两界曼荼罗。除此之外醍醐寺有大量平面的金刚界、胎藏界曼荼罗为供养和修法观想使用。

　　随着时间推移，日本逐渐在唐代式样的基础上演化出自己的艺术风格。由于醍醐寺收藏的佛画谱系非常完整，可以明确地看到从奈良到江户时代的绘画风格变化。本次展出的《文殊渡海图》、《虚空藏菩萨像》（以上两件6月11日开始展出）、《五秘密像》（展出至6月10日）代表了镰仓时代在平安时代的基础上加入新元素的艺术转型趋势，出现了鲜明的色彩、繁复细密的衣着纹饰，贴金、涂金技法也变得更为普遍及完善。其中《文殊渡海图》据考源自中国五代时期五台山的“新样文殊”题材，由日本僧人赴五台山巡礼时带回并传布，成为平安晚期和镰仓时代佛教艺术的重要题材之一。所谓“新样文殊”是表现骑狮文殊、于阗国王、善财童子三尊组合，或者在此基础上增加佛陀波利和大圣老人形成五尊的佛画题材，与晚唐、五代、宋初中原兴起的文殊信仰有关，因敦煌莫高窟中发现的一例此类画像附有“新样大圣文殊师利菩萨一躯并侍从”的题记，故名。由此亦可窥见唐代之后佛教东传的余波。

　　如若1000多年前，在惠果圆寂的前一年，空海没有遇见惠果；如若空海没有提前回到日本；如若真言宗诸寺庙泯灭于明治灭佛运动的巨浪之中，如今便无从窥见中国唐代曾经流传的这一佛教派系了。可以说，各种机缘巧合促成了唐密在日本的延续。日本真言宗寺庙的物质遗存也为今人提供了能够拼凑出唐代密宗佛教文化与艺术原貌的唯一、无法替代的参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