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多样的宋代屏风

屏风还有备忘的功能，例如施耐庵《水浒传》描述宋徽宗的皇宫：“书架上尽是群书，各插着牙签。正面屏风上，堆青迭绿画着山河社稷混一之图。转过屏风后面，但见素白屏风上御书‘四大寇’姓名，写着道：‘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这时，屏风的作用类于今天的备忘录，以备徽宗警示。

　　今天能见到的资料表明，宋代屏风以画屏最多。譬如苏轼专门写《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称赞文同的墨竹屏风：“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画屏也多见于宋人诗词中，例如柳永词《迷神引（仙吕调）》：“烟敛寒林簇，画屏展。”词《虞美人》：“风动金鸾额，画屏寒掩小山川。”画屏中又以山水画最多，其次是花鸟画，如前述宋佚名《羲之写照图》、宋佚名《十八学士图》（多件）、南宋刘松年《琴书乐志图》、南宋高宗书《女孝经图》（图1）、南宋马和之《女孝经图》（图2）等许多宋画中均描绘了形式多样的画屏。

　　水画屏风最常见

　　宋人之所以爱用山水装饰屏风，原因较多，北宋大画家郭熙对此分析得较为透彻，其《林泉高致》说：“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游可居之为得。何者？观今山川，地占数百里，可游可居处十无三四处，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为此佳处故也。”

　　宋代文献还记载了当时名家郭熙在屏风上绘制山水的情况。例如“内两省诸厅照壁，自仆射以下，皆郭熙画树石”（《石林燕语》卷二）。郭熙之子郭思在《林泉高致·画记》中根据其父郭熙的撰述，记载了其在皇宫、官府中的绘画经历，从中可以看出郭熙在宫中的大量作品是绘制在屏风上的山水画，计有开封府“府厅六幅雪屏”、三盐铁副使吴正宪“厅壁风雪远景屏”、谏院六幅“风雨水石屏”以及宫殿中的“紫宸殿壁屏”、“小殿子屏”、“御前屏帐”、“方丈闱屏”、 “春雨晴霁图屏”、“玉华殿两壁半林石屏”等。文中还有郭熙本人对宫廷画屏的描述，其中记有内东门小殿的8幅大型折屏中有两掩扇，左扇为长安符道隐画松石，右扇为鄜州李宗成画松石，当中正面的六幅郭熙奉旨画秋景山水。我们还可以在南宋佚名《韩熙载夜宴图》中看到多件大幅屏风，上面饰有山水、花鸟等内容。

　　屏上还有绘水纹的，可谓是宋代的新鲜事物。例如，山西太原晋祠圣母宝座后的屏风与河南禹县白沙宋赵大翁墓《开芳宴图》中主人背后的两件屏风上均是满绘水纹，南宋苏汉臣《妆靓仕女图》中所绘的女子梳妆案后也立着一件很大的水纹屏风。

　　书法、螺钿和金漆屏风

　　宋代屏风中也有以书法作为装饰的，譬如《宋史·列传第二百二十三·外戚中》记载：“（曹评）性喜文史，书有楷法。慈圣命书屏以奉，神宗即赐玉带旌其能。”今天我们也可以在山东高唐金代虞寅墓壁画、南宋高宗书《孝经图》（图3）中看到书屏的图像。

　　除了书画屏，还有以螺钿法装饰屏风的。所谓螺钿屏风，即以螺壳镶嵌成各种不同的图案饰于漆屏上，费工而费材，非富贵人家不能为。如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下《钿屏十事》记有：“王榡字茂悦，号会溪。初知彬县，就除福建市舶。其归也，为螺钿卓面屏风十副，图贾相盛事十项，各系之以赞，以献之。贾大喜，每燕（宴）客，必设于堂焉。……已上十事，制作极精。”

　　还有以金漆髹饰屏风的。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五《籍记监司郡守》记载，南宋皇宫选德殿御座后立有一件金漆屏风，正面“分画诸道名，列监司、郡守为两行，以黄签标识居官者职位姓名”，背面画有全国政区与疆域地图。

　　当时的官府公堂也用屏风，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六记载：“国初，赵普中令为相，于厅事坐屏后置二大瓮，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瓮中，满即焚于通衢。”

　　挡风障尘的小砚屏

　　宋代文人中流行一种文房使用的砚屏，即置于砚台旁用于挡风障尘的小屏风，关于其名称始见于宋人著述。古无砚屏，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研屏辨》认为这种小型屏具是由北宋苏东坡、黄山谷等人始创。砚屏在一定程度上因挡风而延迟了砚台中水分的蒸发，而且可以在上面创作书画以展示文人喜好，说明当时的一些文人已开始从砚屏这类的家具中寻觅某种精神和意趣的慰籍。

　　当时，欧阳修的紫石砚屏、黄庭坚的乌石砚屏、苏轼的月石砚屏，都名重一时。这些文人不但喜爱勒铭于屏，而且邀请文友前来观赏、赋诗歌咏。譬如，梅尧臣在观赏了欧阳修的紫石砚屏后，一时诗性大发，吟诗《咏欧阳永叔文石砚屏二首》曰：“凿山侵古云，破石见寒树。分明秋月影，向此石上布。中又隐孤壁，紫锦籍圆素。山只与地灵，暗巧不欲露。乃值人所获，裁为文室具。独立笔砚间，莫使浮埃度。”南宋杨万里也作过一首《三辰砚屏歌》诗，诗云：“一星雪白大于黍，走近月旁无半武。”

　　宋舒岳祥对于砚屏的记述更为详备，说：“零陵石一片，方不及尺，而文理巧秀，有山水烟云之状，予以作砚屏。”并作诗《潘少白前岁惠予零陵石一片》云：“白云际天隅，峰峰争秀出。浩浩水石滩，归鸟时灭没。我欲茅三间，巢此重迭峰。我欲舟一叶，钓此苍茫中。”“君从何处得此石，千岩万壑在方尺。李成范宽格深秀，关仝荆浩骨峭特。殆非一人之所能，欲穷其源不可得。君言此物出零陵，远近来去皆天成。”

　　宋代文人对砚屏这种小型家具的嗜好由此可见一斑。不过，今天的宋代砚屏实物遗留极少，金代阎德源墓出土过一件杏木质砚屏，它由云头底座及屏身两部分组成，通高28.8厘米，屏身长25.7厘米，宽19厘米。其正面填嵌大理石画屏，但已破碎，令人惋惜。

　　放置于榻端的小型枕屏在宋代也受到人们的青睐，其长度接近榻宽。枕屏有避风、避光、屏蔽、装饰等功能，宋人有《枕屏铭》可证。譬如，宋佚名《半闲秋兴图》与南宋佚名《荷亭儿戏图》（图4）中均绘有枕屏，屏上可看出云水峰峦的纹理。

　　屏风陈设有讲究

　　在宋代，有一定地位的人家几乎均在厅堂内设置屏风，其位置也十分讲究，通常是将其放于厅堂正中，其余家具则多以之为背景来做设置。

　　屏风也常被置于室外使用，这在不少宋画中均可见到。如宋佚名《梧阴清暇图》中的屏风，四边较宽，边框内镶里框，以横枨、矮老隔成数格，格内镶板，屏心绘山水。屏下镶裙板，镂雕曲边竖棂，下有墩子木；再如北宋李公麟《高会习琴图》中的屏风，宽边框，素面，不作装饰，裙板镂出壸门洞，两侧有站牙抵夹，底座与屏框一木连做。

　　甚至宋代墓葬中也使用屏风。譬如河南禹县白沙宋墓壁画《对坐图》在描绘墓主人夫妇对坐饮茶的情景中，墓主人身后就绘有屏风，这样的陈设形式主要是为显示主人的地位和身份。画中的屏风为独扇，高度与人身高相仿，应是随用随设之物。

　　宋代屏风的陈设方式可谓丰富多彩。或陈设于室内，或陈设于室外；或体量巨大，如南宋佚名《五山十刹图》中的灵隐寺屏风，或体量小巧，如北宋王诜《绣栊晓镜图》中的榻上座屏；或以书画装饰，或以图案点缀，如山东高唐金虞寅墓壁画中的圆形四方连续图案屏风；或立于榻后，或立于榻上，或与榻融为一体成为三面围子；或立于桌后，或立于席后，或立于墩后，或立于椅后，或立于车上，如见南宋高宗书《孝经图》（之三）中就描绘了帝王乘车出行，其坐椅背后就有一件山水画屏（图5）；或仅在屏风前面放置两件圆凳，供宾主对谈；或用于生产活动，如南宋佚名《蚕织图》中用于“熁茧”的屏风（图6）。这些充分说明当时的屏具与其他家具的组合是因地制宜而灵活多变的。

　　宋代以来，屏具的一些功能，如挡风、屏蔽、遮挡视线、分割空间、显示身份、增加家具陈设变化等被演绎得淋漓尽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宋人似乎更看重屏风位置的摆放，其审美、象征意义甚至大于实用意义，被赋予人格的力量，使之成为精神文化的载体。由此，屏风的意义被大大延伸。古人还将帝王将相或节妇烈女的事迹画于屏风，主要是为了歌颂传扬、说教警诫。屏风还有备忘的功能，例如施耐庵《水浒传》描述宋徽宗的皇宫：“书架上尽是群书，各插着牙签。正面屏风上，堆青迭绿画着山河社稷混一之图。转过屏风后面，但见素白屏风上御书‘四大寇’姓名，写着道：‘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这时，屏风的作用类于今天的备忘录，以备徽宗警示。屏风的政治与教化作用于此可见一斑。

　　总的看来，宋代屏风的造型、装饰以及象征的诸多功能对后世影响很大，以书画作为装饰，使用各类石材作为屏心，屏框内分割小格等形式与做法直到明清还在普遍使用。

　　作者： 邵晓峰 来源： 《古典工艺家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