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大箴：中西合璧应以“我”为主

　　林风眠中国画《思念》，上海中国画院收藏。“仕女”系列是林风眠“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重要艺术实践。他笔下的仕女，或坐、或立、或卧，各具情态，在典雅的色泽、流转的线条以及表现性和抒情性的融汇中，洋溢着生命的娇艳和活力。这既基于林风眠的人生感悟和情感意向，也基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艺术审美的理解，充分展现了他在艺术创作中对中国汉唐意境、民间艺术，以及西方古典与现代艺术的融合与创造。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又说，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这些精神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吸收外来优秀文艺成果，创造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学为体的吸纳

　　包括美术在内的一切文艺创造，都与各个民族人民的现实生活、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有紧密的联系。各民族的艺术风格和形式语言，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各有其独特的面貌。各民族之间通过友好交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又获得自身文艺新的生长点。具有数千年悠久传统的中国美术，之所以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它牢牢扎根于本民族的土壤，与人民大众的生存状态及社会理想息息相关；在对外交往中，中华文化既无私地向其他民族贡献自己的成果，同时又以宽阔的胸怀吸纳其他民族的经验，来推进本民族艺术的创新。一部中华文化艺术史，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汉唐时期我国文明通过中亚地区与世界交流的丝绸之路，也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

　　20世纪以来，我国人民奋起追求民族独立、统一和富强，文化艺术肩负着配合社会进步的崇高使命。在这个过程中，西学东渐，西方美术的引进，对我国美术的发展产生了双重影响：其艺术观念和实践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为我们所借鉴，但也因为当时国人对艺术如何走向现代尚未有清晰的认识，许多人误以为西方写实艺术高于我国传统绘画，曾一度使中国画受到压抑。经过人们认真思考和反复研究，中国画的发展终于找到了相应的对策：一方面适当借鉴西方绘画的写生法、写实的造型以及色彩、光影技巧，做中西合璧或中西融合的努力；另一方面鼓励中国画画家面向自然，深入生活，发掘传统中国画的潜力，克服清末以来文人画萎靡不振的复古风气，在“以古开今”的探索中重振雄风。

　　在处理中西美术合璧、交融或结合的问题上，美术界一些引领风气的先驱人物都发表过精辟的见解，并在艺术实践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近现代中国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影响最大的徐悲鸿、林风眠和刘海粟，都积极提倡中西合璧的方针。徐悲鸿在“五四”运动前后发表的《中国画改良论》中明确指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林风眠把融合中西当作美术运动的目标，他为国立杭州艺专拟定的标语是“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刘海粟主张：“一面尽力发掘我国艺术史固有之宝藏，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艺术，所以旋转历史之机运，冀将来拓一新局面。”蒋兆和、傅抱石、李可染、关山月、石鲁、黄胄等，均不同程度地从西画中吸收养分，为中国画表现语言增添了新元素。20世纪传统文人画大家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在中西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继承中国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传统，从金石篆刻、书法或民间艺术中吸收营养，结合写生，为拓展传统中国画的表现力作出了重要贡献，文人画的传统得到了有效继承和发扬。与此同时，从西方引进的古典油画，经过我国几代艺术家的艰苦探索，也在中华大地的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与中国绘画的写意技巧交融，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20世纪中西合璧的美术创造，是在探索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逐步完善的，在某些时期免不了受到激进主义思潮影响，忽视对传统的继承，产生过偏差，但其代表人物的优秀作品决不像有些人所说的是用西方观念与技巧改造了中国美术，或是失去了中国特色的“不中不西”，而是以我为主的借鉴和吸收。西方美术造型技巧被融入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体系，用来表现中国的人和事，适应了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在世界文化大格局中是一种全新的创造，值得我们自豪与骄傲。

　　洋为中用的创造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美术作品大量进入国人的视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美术领域中西合璧的努力除了要继续深入探索中外传统美术形态的结合外，又遇到了新的课题，那就是如何使从西方引进的前卫艺术形式，经过我们的采用，成为体现我们文化价值观的艺术创造。

　　当今，西方流行的观念、行为和装置艺术等，对我国青年艺术家产生了广泛影响。这种前卫艺术的特点，是消解和抛弃以心、眼、手协调合作的传统美术形态，支撑这一趋势的基本观念则是绘画“死亡论”或传统形态美术“消亡论”。受西方现代哲学和高科技发展影响的这些艺术潮流，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科学、辩证地分析它们产生的社会原因，既要看到它们对待传统文化的虚无思想和脱离大众审美的过激立场，也要注意它们对现代社会中人和自然异化的某些合理性批判，以及其中所含有的拓展艺术手段的因素，如利用现代信息、网络系统、工业和高科技产品、现代生活消费品作为艺术材质和传播媒介；调动视觉、听觉、触觉以至幻觉元素营造综合性的艺术效果，以适应现代环境空间；打破创作者与欣赏者之间的隔阂，吸引观众和艺术家一同参与或完成创作等。

　　近30年来，我国有些青年艺术家智慧地利用这些手段进行创造，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们不是机械地摹仿西方前卫艺术，不是一味地追求荒诞和怪异，排斥血腥、自残等手段，而是掺入我国传统的美学观念，结合国情创造有人文精神的新作品。这些探索性的前卫艺术已作为我国当代美术领域的一部分，活跃在当代多元的文化格局之中。虽然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从事前卫艺术创作的人片面否定传统艺术形态，但绝大多数人的共识是：艺术创作允许大胆探索和试验，外来前卫艺术的一些方法可以为我们采用，美术创作手段会随着时代的向前推移而不断得到拓展，但经过几千年沉淀、积累起来的追求真善美的艺术理念和表达方式不会根本改变，传统的美术形态会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吸收新资源，丰富自己的表现语言。观念、行为和装置等前卫艺术是对传统形态艺术的补充，决不是美术的主流和方向。用手艺创造的、通过视觉形象揭示人内心世界和宇宙奥秘的美术创作，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决不会消失或死亡。它或许含有哲理性，但不是哲学的俘虏，不是空洞的概念说教；它或许含有科技成分，但不是科技成就的简单展示。

　　总之，不论我们借鉴外国古典艺术形态还是当代前卫艺术形式，都应努力体现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基于先秦哲学“天人合一”的理念，我国传统艺术承载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精神和谐的审美原则，追求情与理的平衡与辩证统一，发挥着寓教于乐的功能。我国传统美学主张艺术表现真善美，即使文艺创作反映社会生活和人性丑恶的一面，目的也是为了警示人们摒弃假恶丑，追求真善美，而不是达到相反的效果。我国传统美学主张“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强调创作者向自然、向生活学习和用心体验的重要性，既反对脱离生活、闭门造车，又反对为客观表象所迷惑，陷入自然主义泥潭。我国传统美学尊重创作者的主体人格，尊重他们在作品中张扬个性，但同时主张尊重大众的审美情趣，作品的内容应有积极的社会性和公众性，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使他们获得思想的启迪和情感的升华。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美学思想和艺术表现方法，滋养了中国人的审美观，培育了中国人的审美情感和趣味，受到了世界的高度关注和评价，也为我们发展一切形式的新美术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因此，以此为基础，吸收外来艺术优秀成果，努力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是繁荣我国当代美术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