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青生：盲目追漲西方藝術品誤人害己

　　愛德華·蒙克 《吶喊》

　　弗蘭西斯·培根的三聯作——《弗洛伊德肖像畫習作》

　　安迪·沃霍爾《可口可樂3》

　　北京大學教授、當代藝術家朱青生提醒中國藏家——

　　在萬達以2816萬美元拍下畢加索的《兩個小孩》后不久，國際拍賣場上當代藝術又連創新高。11月12日的紐約佳士得夜場，弗蘭西斯·培根的三聯作——《弗洛伊德肖像畫習作》以1.424億美元的價格成交，超過了2012年由愛德華·蒙克的《尖叫》創下的1.199億美元的歷史紀錄﹔杰夫·昆斯的《橙色氣球狗》也以5800萬美元創下在世藝術家作品最高成交價﹔安迪·沃霍爾的《可口可樂3》則以5730萬美元成為了史上最貴的一瓶“可樂”。

　　那麼，這些天價西方藝術品折射出國際當代藝術品市場上什麼樣的內幕？該如何看待中國藏家在西方當代藝術板塊的高調入市？國內外最前沿的當代藝術目前又走到了哪一步？本期大家邀請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當代藝術年鑒》主編朱青生，談談他對這些問題的觀察、理解與建議。

　　文、圖/記者 江粵軍

　　“天價培根”是資本運作結果

　　在朱青生看來，市場和藝術沒有直接的關系。他直言，作為17世紀的大畫家，倫勃朗的作品都沒有培根賣得貴，這不是挺奇怪的事情嗎？可見，市場另有一套規律，有的畫家作品之所以能迅速增值，是因為他有一批作品可以被資本市場運作。

　　“倫勃朗雖然很重要、很偉大，但在一年甚至五年內，隻有一兩張作品可以投入市場，自然無法形成一個市場運作的規模。培根的作品，每過一段時間就可能有若干張出現在市場上，而且還有一定數量的存貨可以進入市場。由於藝術家去世和藝術檔案(作品全集)的編輯，所以這些存貨的總量又是可控制的，有限度的，可以達到規模資本投資的效應，因此很有運作空間。當然，在西方，名家作品的價格增長都有一個比較規矩的過程，並非突然爆炒起來的。像培根的作品，基本按照每年一定的幅度在上漲，一般藝術品漲幅維持在15%左右，幾十年運作下來，有如滾雪球一樣，基數越來越大，終於達到上億美元的天價。而西方的運作模式被中國人拿來以后，往往被發揮得‘太極致’，控制機制尚未形成，導致中國的所謂當代藝術品市場大起大落。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國家，真正有錢又熱愛藝術、文化和學術的人畢竟還太少，我們的市場本身還不具備大的資本規模，多數拿出錢來做藝術的，目的與藝術無關。”

　　雖然在市場經濟社會，藝術品進入拍賣行等機構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朱青生強調，市場可以載舟也能覆舟，它能將一位藝術家作品的價格炒上雲端，也能讓其重重跌落，無從收拾。“目前藝術品的價格狀態其實並不符合整體的經濟規律，任何國家或經濟體都會遏制瘋漲情形的連續發生，因為藝術品市場的過度生長，也會導致經濟崩潰。一旦有藝術家的作品賣到上億元，那比他名氣小一些的就希望賣到一千萬，名氣再小一點的可能就要賣到一百萬，這樣導致一些人會認為其中大大地有利可圖，因此不惜賣了房子買藝術品，結果過不了幾年，也許上億元的作品就跌到一百萬元，而用自己的血汗買了作品的人可不就要跳樓了？”

　　另外，朱青生認為，正常的社會不會允許過分投機取巧贏取暴利的行為。“作為一件當代藝術品，它本身其實無法自我增加價值，因為它既非一個可持續挖掘的金礦，也不是一家創造勞動價值的工廠，一旦藝術品的價格急速膨脹，增長的程度遠遠超出生產它和保存它所付的成本，與這一經濟體中的中產階層(有穩定收入的工薪階層)收入已經非常不相稱的時候，那它對這一經濟體必定是有害的。而且這種情況還會造成人們心理上的恐慌，人們會覺得藝術創作的勞動價值高，從而貶低其他一些勞動的價值，諸如給平民的孩子教書，給普通人家運煤之類的活，大家都不想干了。”

　　同時，朱青生認為，如果藝術家從一開始就抱著去賣的目的來進行創作，那藝術就完了。“中國有一個偉大傳統，就是藝術家的創作絕不是為迎合他人。在歷史上，作為藝術家的文人士大夫，平時要承擔諸多的國家、社會責任，業余時間則完全可以保持純淨和自由的狀態，才能使自己獲得精神的平衡和充實，因此，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幾乎都是藝術家，至少是書法家，這個傳統應該繼承和擴展，因為現在人人都有受教育的義務，每個人都是一定程度上的文人，都有使用藝術平衡和充實自我精神的權利，因而最后有可能沒有人是藝術家，也沒有人不是藝術家。”

　　進入市場的多數是過去時的老大師

　　對於進入拍賣市場，被資本成熟運作的藝術大師，像培根、畢加索等人，朱青生還認為，他們已基本不屬於當代藝術的序列了。“畢加索已經被超越兩次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畢加索就已經看不懂杜尚、達達主義等人的作品，他早已成為經典，成為過去時的老大師。”

　　今天，真正具有開創意義的當代藝術，是全世界正在如火如荼探索著的“第五次革命”。朱青生說，當代藝術在這些年呈現出幾大趨勢：一、自1995年以后，國際藝術界不再認為他們有能力用一種藝術標准去主導各個地區的藝術，因此更傾向於讓各地的藝術家和策展人呈現他們自己的藝術，進而構成一個國際交流平台，甚至一些西方的國際性大展也由非西方的策展人來主持。這一情況使得各個地區的藝術有了發言權、主動權，但各個地區在西方的影響之下，藝術標准又有意無意地趨於一致，不管由誰來做，做出來的基本都是方向類似的作品﹔二、藝術越來越轉向對藝術之外的問題進行解答，藝術不再以審美為主，而是通過攝影、電影、錄像、裝置、文字、媒體甚至真實的對話來對人性、人的生存條件等進行監督、呼吁和促進，藝術品不再是一個好看的東西，而是一個“好用”的工具，成為促進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主要力量﹔三、不同地區的藝術家不再將自己看成某個國家和某種傳統的藝術家代表，每個人都是針對“問題”來創作。

　　但朱青生認為，這三種趨勢都容易將藝術家變成一個意見領袖、精神領導，藝術成了政治的代言，有時真正追究起來，其意見又不夠嚴肅認真，難於參照。所以，當代藝術最終還是要回到藝術本身。這種情況又會產生兩大歸復的道路：一種是往后退，回到傳統，這裡不是指躺在自己的老傳統上吃祖宗的家業，而是指將傳統作為一種因素來使用，進而重新解釋、重新配置、重新創造，這就是所謂的“后現代”﹔另一種則是將藝術看成超政治、超理性、超知識的積極力量，遠離當下的利益沖突，為人性的解放找到機會和繼續向前的可能性。這正是藝術在圖像時代的“第五次革命”。

　　炒熱國際市場無益建立

　　中國的世界藝術博物館

　　在萬達以2816萬美元買下畢加索的作品后，有關中國藏家進軍國際當代藝術品高端市場的話題，也持續發酵。對此，朱青生認為應該分兩方面來看。

　　一方面，中國藏家到國際上高價拍下藝術品，不排除有一定的商業目的，但至少也表明他們希望展現中國企業的胸懷和實力，這是好事。

　　另一方面，如果中國藏家以高姿態、高價位去購買國外的現代藝術品，也可能無意中對國際藝術品的價格起推波助瀾作用，使得中國作為國家文化策略，陸續大批量地引入西方和國外藝術品的機會銳減。“從很早以前到今天，康有為、蔡元培、徐悲鴻和我的老師秦宣夫、吳作人這一代，我的導師邵大箴這一代，再就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一直持續不斷地致力於在中國國內開辦一座世界藝術博物館。因為大家都意識到，中國需要整體民族素質的提高，隻有建立起一座收藏了從古埃及藝術品到畢加索等偉大作品的世界藝術博物館，才能讓大多數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孩子獲得一種真正世界文明的美育。事實上，隻需要兩三億元人民幣——僅僅比拍一幅畢加索多幾千萬元人民幣，我們就可以搭建起這樣一個世界藝術博物館的雛形，從某些渠道整體收入一批較為珍貴的西方藝術品，其中包括了米勒、庫爾貝等眾多大師的作品。我自己去看過這批東西，不錯，官方和社會機構一時湊不足這筆錢。另外，2016年的世紀藝術史大會申辦成功，將在中國召開，世界各地的藝術史學會和研究機構、博物館的有識之士，也都非常樂意幫助中國完成世界藝術博物館的建設目標。他們一再提醒我們，中國的藏家千萬不要在國際市場激進地抬高收購價，否則將大大不利於中國建設世界藝術博物館的目標。因此，我們應該比外國學者對自己的祖國和文化發展更多一份民族責任心，一種自覺意識。”

　　朱青生強調，收藏藝術並不完全是錢的問題，還需要見識和品位。“一次有個法國人帶我看過一幅18世紀末的舊挂毯，殘損嚴重但也能修復，隻要2000歐元﹔另一位德國友人收到一個19世紀初的大理石小雕像，手指有點殘，才200歐元。收藏是知識的增長和教養的推進，更重要的是心願，偉大的文化永遠是一個時代人性光輝的結晶！”

　　市場導致的認識偏差亟須糾正

　　與國際當代藝術的發展潮流和狀況相比較，朱青生認為，國內的當代藝術在整個發展過程中，確實在認識上遭遇市場的干擾，以至於把二十年前的一批知名油畫家的作品當成了當代藝術的主要代表。“他們這批油畫家的確曾經做出過很大貢獻，有些作品的質量也相當高，但即便是在當時，當代藝術也不是隻有繪畫，還包括行為藝術、觀念藝術和裝置藝術等，只是因為繪畫好賣，市場就把繪畫炒起來，將當代藝術的內涵弄偏了。現在，應該糾正人們的認識偏差了。”

　　朱青生說，今天最前沿的中國當代藝術，其實與國際當代藝術基本同步，已成為一個備受世界關注的現象。具體而言，國內的當代藝術也有三個方向：一、用傳統的形式和西方現成的方法結合起來進行創作﹔二、試圖突破西方的理解范疇，做一些沖擊性的作品，像蔡國強在巴黎塞納河上所做的“一夜情”， 就觸及了人們共同的道德邊界，連法國人都略感震驚﹔三、將藝術變成一種政治化的力量。

　　甚至，朱青生認為，由於中國當代藝術家在道德底線和動用材質(活的動物和人的尸體及藝術家自己的身體)等方面都曾走極端，中國的當代藝術一度把世界當代藝術的風頭都搶佔了，展現了很強的創造力。“但目前主要的問題仍然是如何超越安迪·沃霍爾和博伊斯這一代已經達到的藝術水准，即觀念水平，讓藝術更多地關心當下問題，留給觀眾自我認知、自我覺悟的機會，使之成為一個有創造能力、有判斷能力的人。很多人可能會認為這是一種禪宗的方法，准確說來，這種藝術方法曾經被禪宗所使用。現在，有中國藝術家就直接將禪宗的公案變成一件藝術品，並取得了巨大成功。像宋冬，在他的每一件作品中，基本都有一個禪宗的公案在裡面。但禪宗有先在的規定性，利用藝術的方法來修道，目的是要讓人歸於絕對的虛無。而當代藝術講究超越，其實就是要超越任何規定性，包括超越本來無一物的絕對的虛無，自由也可以是走向實在，與物融為一體。”朱青生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