扇面書畫：咫尺間的雅趣風流

　　扇子從來都與文士風雅密不可分。在中國古代，士大夫寬衣博帶，扇子藏於袍袖之間，是隨身攜帶把玩的雅物。尤其到了明代，藏扇蔚然成風，士人每每收藏百余把，講究每日換一柄而不重樣﹔每遇同好，彼此交換欣賞，品評高下，更是雅集的時尚。張大千就曾說：“在文人社會中，扇子並非只是用來納涼的。你手持一把扇子，字是誰寫的，畫是誰畫的，扇骨是誰刻的，別人從扇子上就能看出你的身份、地位，比現在用名片有效多了。”

　　扇子成為文士地位、人格的一種物質投射，而扇面與書畫一經結合，便已超越實用性，成為一件藝術品。“萬裡江山歸一握”，扇面對書畫家的創作要求頗高，需要布局精准、技法嫻熟，一幅盈尺小品往往體現出創作者深厚的藝術造詣和筆墨意趣。在扇面上寫書作畫，是中國乃至世界藝術史上的一個獨特現象。

　　兩宋前團扇是扇畫主角

　　扇子作為實用工具在中國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以現有的文獻來看，最遲在堯舜時已有所謂的“箑”，即扇子的雛形，吊於室中，用繩牽引，搖蕩生風。團扇和折扇是中國扇子的主要兩大類別。團扇產生時間要早，約在東漢成帝時就已開始使用了。

　　團扇以其形狀團圓如月而得名，但並非絕對的圓。魏晉南北朝時期，它的形制日益增多，后來發展為橢圓形、長圓形、腰形、海棠形、雞心形等眾多樣式。團扇因扇面多使用絲織物面料，也被稱為“紈扇”﹔絲織品價格昂貴，難入尋常百姓家，於是又有“宮扇”之稱。宋以前的畫扇基本上指的是團扇繪畫。

　　畫扇之風大約從六朝已開始，留下不少文人騷客的趣聞。三國時，曹操曾請主簿楊修畫扇。楊修提筆時不小心在扇面掉下一個墨點，於是順勢將其畫成一隻蒼蠅。曹操過來查看，竟認畫作真，忙用手拂去“蒼蠅”。成語“誤點成蠅”的故事由此而來。“六朝四大家之一”的顧愷之，所繪人物一反漢魏古拙之風，意在傳神，自謂“以形寫神”。《玉函山房輯佚畫》記載，顧愷之為人畫扇，作嵇康阮籍像，都不點睛便送回。人問其故，他答道：“哪可點睛，點睛便語。”晉代大書法家王羲之，路遇一位賣六角扇的老嫗，一再折價也賣不掉手中存扇，他遂在每把竹扇上題了五個字。老嫗埋怨他弄臟扇面，王羲之則寬慰道：你就說這是王右軍所寫，可價售百錢。果然，老嫗手中的扇子很快便被搶購一空，可見文人垂青的魅力。

　　扇畫藝術的春天，在兩宋時迎來。帝王的愛好和群臣的提倡，使其大行其道，宮廷院體為代表的團扇書畫，成為宋代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北宋初期，宮廷中設立了“翰林圖畫院”，畫院成為全國的繪畫中心，雲集了各地頂尖高手，重要的繪畫創作也都圍繞畫院進行。宋徽宗趙佶更將“畫學”正式納入科舉考試之中，廣招天下畫家，畫院創作遂日趨繁榮，成為中國歷史上宮廷繪畫最為輝煌的時期。宋徽宗每每躬親畫扇，作畫題詩，他的扇面《枇杷山鳥圖》流傳至今，顯示出極高的才藝水平，現藏於故宮博物院。

　　《書繼》中記載：“政和間，徽宗每有畫扇，則六宮競皆臨仿一樣，或至數百本”。一時天下畫家名手紛紛投其所好，研習筆墨，經營畫扇，蔚然可觀。一般文人皆能書而未必能畫，宋代文人畫家興起后，使得書畫共扇多了起來，最終詩書畫印與扇子融為藝術一體。團扇的繁榮之態，直到明代被折扇取而代之。團扇也由最初男女適用，逐漸變為女性皓腕的專屬之物。

　　明代折扇異軍突起

　　折扇又稱“聚頭扇”，或“撒扇”、“折疊扇”。它的來歷至今眾說紛紜。一說認為出自中國本土，一說是高麗人發明的，最普遍的一種說法是誕生於日本，由高麗傳入中國的折扇同樣起源於日本。中國的團扇早在奈良時期(710-794年)就傳到日本，據考古研究，大約也在這一時期，日本在中國扇的基礎之上研制出開合自如、便於攜帶的折扇，后通過貿易返銷回中國。

　　折扇在宋代傳入中國。據《宋史·日本傳》記載，端拱元年(988年)日本僧人來華進貢，禮品中便有“納檜扇二十枚，蝙蝠扇二枚”，前者指的是用檜木制的折扇，后者則是紙面做的折扇。這是我國文獻中最早關於折扇的信息。文學家蘇轍還曾寫過一首詩《楊主簿日本扇》：“扇從日本來，風非日本風……但執日本扇，風來自無窮”，當然借扇子討論的是義理問題。到了南宋，折扇的生產與使用已相當普及，臨安城(今浙江杭州)還出現了專門制作折扇的店鋪。但囿於傳統觀念的排斥，折扇最初被認為是下賤之物，“仆隸所執，以避尊貴之目”。當時的工藝也不夠考究，折扇扇骨少，扇面用紙也比較粗糙，不適宜題字作畫，故多為一般市民日常使用，未能登大雅之堂。

　　這種局面被一個皇帝的偏好所打破。明代初年，明成祖朱棣得到由朝鮮國進獻的折扇，喜愛其收放自如的方便，便令內府仿制之。宮廷在成都仿制折扇，每年近兩萬柄，往往還成為皇帝賞賜群臣的禮物。上行下效，折扇在永樂年間開始廣泛流行，成為扇子的主流。折扇的工藝也迅速提高，扇骨的材質有竹、木、象牙、犀角、玳瑁等，扇面用紙分為素面、蠟箋、泥金、洒金等多種類型，制作精工。折扇以其體小、便攜、式樣優雅、宜書宜畫等特點，受到文人墨客的鐘愛。

　　明代扇畫的真正興起，是隨明朝中后期的吳門畫派流行起來的。“到明代四家，唐、沈、文、仇始為書畫，蔚為吳下人書畫扇面之風氣。”以“吳門四家”文徵明、沈周、唐寅和仇英為代表的吳門畫派，繼承了元代文人畫的傳統，尤為喜愛表現吳中山水。當時以泥金扇面最受推崇，配上吳門典型的設色或青綠山水，尤為驚艷。如今的拍賣行遇到這種拍品，往往也會多加三分之一的價格起拍。據說唐寅曾在扇子正面畫一枝桃花，張靈在花下添了一半身美女圖，祝枝山在扇子的反面狂草揮洒，寫下崔護的“人面桃花相映紅”，能賣到時價二十兩銀子。吳門畫派的后來者，如“鬆江畫派”、“清六家”、“四僧”、“揚州八怪”、“金陵八家”等，都在扇面藝術史上留下了燦爛輝煌的一頁。

　　明人制金扇，配料十分考究，保存至今日，鮮有金色發黑殘損的情況，且不易有蛀虫。明代江蘇一帶的文士極愛折扇，有以扇隨葬的風俗。1973年吳縣洞庭山明墓出土有文徵明、申時行的兩把書畫成扇，時隔400多年，在棺材尸水中浸泡過仍不失光澤，出土后開合自如，金光照人。這一點連清代制品也自嘆弗如。

　　扇面之美與收藏之樂

　　隨著造紙業的興盛，扇面藝術在明、清兩代發展到鼎盛，幾乎所有的文人書畫家都有在扇面上寫書作畫的典型經歷。明代士大夫之間相互贈扇，炫耀雅扇已是一種風氣。諷刺的是，在清初人寫的筆記中，甚至提到南明弘光朝的大學士們在朝堂上討論的不是清兵壓境，而是應否在十月天氣炎熱時使用扇子。清代此風更熾，涌現許多制扇的名家，而“制一扇，所費數金，而人必數扇，且輾轉丐求名手書畫，以相夸耀”。畢生雅好書畫的乾隆皇帝，曾命禮部尚書、畫師張若靄將宮內所藏元、明兩代折扇三百把編目作序，題名為《煙雲寶笈》出版。后下至官吏文士，商賈市俗，莫不以手持名人書畫的折扇為雅事。團扇也在式微近300年后，直到清末又忽然活躍於書畫家的案頭。

　　為了更好地保存，許多收藏家將書畫扇面直接裱成冊頁，而沒有制成成扇。還有人將成扇扇面揭下，裝裱后收藏起來。因此古代扇面書畫大多以冊頁的形式保存至今。折扇扇面的特殊形制，正是其魅力所在。有科學研究顯示，人的雙眼平視時，最舒適的視界是落在豎短橫長的符合黃金比例的矩形之內，並且視角在120度。這恰好與市面上最常見的16與18檔折扇張開的角度和長寬比例相合。扇面在形態上具備先天的優勢，體現了中國古典美的和諧勻稱。

　　扇面較之手卷、中堂、橫批、冊頁，創作多不易，故有“求扇一頁，勝畫之尺”之說。祝枝山是一位擅長扇書的大家，但他對折扇書法曾有個著名的比喻：在規則凸凹的折扇上書寫，猶如舞女在瓦礫堆上跳舞，即使是飛燕與玉環來跳，也會減了幾分媚態。而扇面的弧度，對以大片風景入畫的山水扇面而言，需要其拋棄通常直線地平線的處理，而多沿扇形作弧線構圖，更講究布局的精當巧妙。

　　扇面的獨特神韻，古往今來讓無數收藏家魂牽夢縈。明代徽商收藏家汪愛荊，曾以100幅宋、元的扇面裱成一座畫屏，人稱“屏山”。現代著名的書畫家吳湖帆，精於扇面收藏。他以祖上遺留了若干把“狀元扇”為引子，曾親手編制了清代狀元名次錄，按圖索驥，歷時20多年之久集藏了70多位清朝狀元書寫的扇面。后來他將其悉數捐贈給了蘇州博物館。老舍生前以收藏扇子而出名，他的收藏囊括了梅蘭芳、程硯秋、荀慧生、尚小雲、俞振飛等頂尖戲劇名伶的作品，共有100多把，都很有來歷。比如梅蘭芳表演極講究“扇子功”，他每次主演《晴雯撕扇》前，必定親筆畫一張扇面，裝上扇骨帶到台上，然后當場撕掉，已成規矩。琴師徐芝源看到后，頗為心疼，有一天等散戲之后，偷偷把梅蘭芳撕掉的扇子撿回來，請裱師重新裱裝好送給老舍。老舍大為感動，從此對名伶的扇子倍加鐘情。可惜這些珍貴藏品“文革”后被抄走，低價轉賣，不知所蹤。

　　從民國時期開始，團扇已從文士生活中消失，而折扇尚能延續余暉，只是扇面上書畫的技藝，真正懂的人越來越少。“小品大藝”，記錄的正是明清扇畫全盛之際，漫天霞光間的一抹絳紅，更叫人遙想那咫尺間說不盡的雅趣風流。

　　摘自《國家人文歷史》201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