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中國收藏的2012

《“漢代玉凳” 一次耐人尋味的穿越》

從漢代玉凳之爭，到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國家文物局就“進一步加強文物鑒定類廣播電視節目的規范和管理”出台多道限令……2012年，有關民間文物鑒定引發出的關注與爭論頻頻，呼吁規范管理、建言立法的聲音也越來越高。

“不打假”歷來是古玩收藏界的“行規”。然而，在利益的驅使之下，人為地制造混亂、擾亂市場，使得原本小眾、自娛自樂的收藏行為變成了輿論焦點，實際上反映出的是目前國內藝術品鑒定市場處於的“三無”狀態：一是無法可依，《文物認定管理暫行辦法》等與文物鑒定有關的法律法規，難以找到與民間鑒定有關的字眼﹔二是無機構管，要知道文物部門隻對其批准設立的文物司法鑒定機構進行管理﹔三是無責任擔，現行《文物保護法》沒有針對文物鑒定環節擔責方面的規定，損失的只是名聲而已。然而，在巨大利益誘惑面前，對於某些人而言，“名聲”又值幾個錢？

鑒定是民間收藏的一個關鍵環節，它會牽扯到不少與收藏有關的領域，比如拍賣、藝術品保險、藝術品評估等等。顯然把握不好鑒定關，那麼結果將會“一環扣一環”，甚至一些原本看起來很美的理論，到實踐中不免淪為一紙空談。

《今年兩會 修訂文物法呼聲高》

修訂，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為什麼要修訂？因為民間收藏蓬勃發展，並越來越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這部頒布了30年的《文物法》，有些跟不上形勢，甚至有的地方略顯“外行”，缺乏可操作性，造成了有法難依的現狀。所以，無論是官方還是業內人士，對修訂已達共識，並有望在今年付諸於行動。

如何修訂？業內人士議論紛紛，其中重要一點即是希望藏寶於民。這些年來，民間收藏在文物保護、文化傳承方面有著積極的貢獻。民間收藏的整體水准也在逐步提升，有些藏品甚至能填補國家收藏的空白。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隨著民間收藏的發展，回流的海外文物也不可計數。在這種情況下，業內人士期望《文物法》中對於民間收藏的口子不妨開得再大一些，真正做到藏寶於民。

法律要改，文物管理者的觀念也要變。文物收藏又是個特殊行業，其法規政策制定需充分征求專家和業內意見，了解行業的規律，在行業內廣泛討論，也不妨對國外的相關管理辦法進行一些研究與借鑒。

《新科中國工藝美術大師即將揭榜》

該報道一經刊發，立刻引起了業界的廣泛關注，圍繞這一重量級榜單的熱議之聲四起。同時，此報道也引起了本次評審工作牽頭部門工信部的重視，一些內容還被引用在評審協調工作的內部資料中。從2012年4月份評審結束到10月份公示榜單，整整半年的時間這份名單才遲遲露臉。是什麼讓其這麼難產？一份大師名單真的這麼難圈定？

於是，人們在欣喜第六屆中國工藝美術大師出爐的同時，也對整個評審過程品頭論足一番。最終名單反復調整、遲遲難定，自然有嚴肅慎重考慮的因素，但組織工作的不嚴謹、協調工作的不順暢以及種種利益關系的糾結也難辭其責。參評者四處活動，走關系、拉選票，評審者有心袒護，權利弊、衡得失，“大師”的頭銜似乎成了“利益”的博弈，幾家歡喜幾家愁。人心浮躁，無暇創作，在利益的漩渦中，工藝美術的未來實在令人堪憂。

《當代藝術市場有望重新起跑》

2012年的當代藝術市場可謂路途坎坷，4月查稅風波、秋拍滑鐵盧、初冬房租漲價、僅7%的畫廊盈利……中國當代藝術的“黃金八年”在去年全球經濟遇冷的大背景下，曲終人散。不管是炒作泡沫被擠干還是“擊鼓傳花”的游戲被終止，當代藝術市場不得不重新開始。

形勢所迫，當代藝術市場開始冷靜下來，不再埋怨現有環境的惡劣、藝術生態的畸形，畫廊不再仇視拍賣，而是注重改變和適應現狀，思考如何依托藝術品市場成熟的產業鏈，尋求持續發展。

不過，歷經大喜大悲的當代藝術市場在2012年也看到了重新起跑的契機：各方看重收藏、投資的同時，更加提倡當代藝術消費﹔除了對名家精品依然不舍追求之外，更多去發現新興藝術家，甚至不忘培養潛力股﹔北京畫廊協會等行業組織的成立，讓畫廊也開始抱團取暖……

雖然當代藝術市場要成功構建自己未來的大廈，在業內普遍看來至少需要5年時間才會有初步成果，但這座大廈恢宏成就的不止是當代藝術，還有它在國際市場中舉足輕重的作用。

《過雲樓藏書之爭 源頭在哪裡》

圍繞這場舉世矚目的拍賣，如何行使文物的優先購買權、到底誰才有資格行使優先購買權、始終是人們關注和議論的焦點。我們注意到，國家相關法律條款的“粗線條”，即《文物保護法》對於優先購買權實施細則的缺失，以及國有文物收藏單位概念的模糊，是導致此次過雲樓藏書之爭的“罪魁禍首”。“游戲規則”設定上的缺陷，最終使得游戲的參與者舉棋不定，不知所措。隨著我國藝術品收藏市場的進一步繁榮，必然會有越來越多的珍貴文物浮出水面，那麼怎樣才能使得市場交易的結果最有利於文物的保護，同時又不挫傷競買者的巨大熱情，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此外，伴隨這場拍賣而來的各拍賣公司別出心裁的營銷策略，也成為此次過雲樓事件之后的又一亮點。“收藏尋城記”、“投資大講堂”、線上與線外、文化與理財，各種宣傳營銷手段在頗顯慘淡的2012年藝術品拍賣市場中競相上演，異常熱鬧。很顯然，不如意的市場環境使得大家都更加堅信這一點：誰抓住了藏家、開拓了市場，誰才能在“不景氣”的文物藝術品市場中笑到最后，獲得回報。

《有多少博物館擔得起“一級”的分量》

自2008年國家文物局開展國家一級博物館的評估定級以來，社會各界的關注目光就從沒離開過。通過評估定級，社會公眾全面了解了近年來博物館事業的進步。與此同時，評估定級也激發了博物館的活力，促使其提升業務水平、改進陳列展覽、完善教育服務等。

在取得進步的同時，評估定級也暴露了一級博物館的諸多不足。如運行與其定位和發展戰略、業務拓展等不匹配﹔因動員機制不足，接受社會捐贈不多﹔對社會和學校的利用率較低﹔建設投入與產出的社會效益不成正比等等，種種不足不隻在於軟件指標，也體現了當下博物館的軟肋。

不僅如此，經費不足、藏品管理難、陳列展覽的社會教育功能發揮不足……不少一級博物館仍被各種頑症纏身。“有多少博物館擔得起‘一級’的分量”，還需各家博物館捫心自問，更需靜心沉思，多聽聽公眾的心聲，而不是僅以幾個量化的指標作為自己的考察標准。

《這個秋季 拍賣玩起一進一出的博弈》

蘇富比[微博]選擇這個時候進入中國，充分說明他們對於未來中國藝術品市場十分看好。不過，合資的藝術品拍賣公司在中國還是第一個，受到內地法律的限制，蘇富比(北京)拍賣公司還不能在中國內地經營其擅長的文物藝術品，蘇富比入駐北京前途如何還是個未知數。此外，蘇富比帶來的國際規范與中國的法律怎樣對接和融合，也是一個問題。

出征香港的內地拍賣企業同樣也存在著“水土不服”的問題。以拓展海外業務的需求來增強競爭力，無疑是內地拍賣行紛紛出征香港的重要原因。但是，高昂的運營成本、香港政務部門嚴格的審計和督查都是“攔路虎”。再加上駐扎香港多年的蘇富比和佳士得[微博]兩大拍賣巨頭已經基本把持了香港藝術品拍賣市場的話語權，能否從蘇富比、佳士得那裡分得一杯羹，顯然也是內地拍賣公司走出去需要解決的一道難題。

更加引人關注的是，隨著內地龍頭拍賣企業的“出走”和國際拍賣巨頭的進入，香港和北京的“中國藝術品交易中心”之爭也更加趨於白熱化。不過，走進和走出都是一種交流，有競爭才有活力。不管是北京勝出還是香港勝出，競爭能促使市場更加規范、健康的發展。

《追續權 看起來很美》

在歐洲已有90年歷史的“追續權”，在中國顯然還是個“新鮮出爐”的事物。從保護藝術家權益來看，追續權的確是一項進步的制度，初衷也是希望確保利益平衡，消除當事人之間的利益懸殊，實現著作權法的價值目標。但是在藝術品市場還處於發展階段、各項制度還不夠完善的中國，追續權真的能扎根嗎？

一方面，實施“追續權”必將給剛剛興起的中國藝術品市場帶來不利的影響。另一方面，流通環節成本的增加會抑制收藏家的收藏熱情，從而增大藝術家的作品推廣難度，使藝術家的利益受損。法國當年設立“追續權”是為了保護那些窮困潦倒的藝術家，而今天作品能走上拍台的中國藝術家，他們的經濟實力和當時已不可同日而語。

更為重要的是，目前，我國與藝術品市場相關的確權、鑒定、評估、交易等環節的制度都還沒有建立，比如藝術品一級市場的欠缺、藝術品真偽鑒定的混亂等，都將影響制度實施的效果。一個無法實施的制度，其結果隻能是降低法律的權威。因此，從保護藝術家的權益出發，當下最緊迫的事情，不是擴張新的權利，而是落實《著作權法》已經確立的各項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