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不少画家和艺术评论家均有“惟人物画最难”的感叹！古人多从画法上论难易，我以为现代人物画之难有三：一是人物画题材的社会性，使人物画的发展受一定社会条件的制约；二是人作为表现的内容，其精神性，要求传神写心，形神兼备；三是人物造型以及笔墨技巧的高精性。人物画的难度对画家的天资、功力、修养等各方面条件的要求很高。

人物画与山水花鸟不同。山石草木本系无情之物，画家借物以抒情，在艺术作品中使无情之物变为有情，是谓“移情”。人非山石草木，是有思想、有感情、有神采、有性格、有精神灵魂的。因此画人首先要传神、写心。宇宙间形各有异，人的相貌千差万别，欲把握住人之相貌上的微妙差异，画家首先要具备洞察人物心灵世界的慧眼，识其心，捕捉其神，再概括其形。所以中国传统中优秀的人物画能够以简约的笔墨做入木三分的心灵刻画。

作历史人物画，古人的真实相貌虽然早已荡然无存，然而古人的思想感情、精神风采、个性气质却从文献著作中卓然可见。以精神气质的把握去印证生活中的人，往往可以得到理想的形象依据。人物画创作中，形和神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以形写神”还是“以神写形”，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但是，任何情况之下，“形”是基础，“神”是主宰，“形”是相对的、可变的，“神”是绝对的。“形”的表现是为写“神”服务的。正是，形可力取，神必妙得。

马振声《爱国诗人辛弃疾》

人物画的创作，不是仅以表现形神兼备的人物形象为最终目的，更重要的是画家通过人的题材抒发个人的胸中意气。客观对象的形神兼备，与画家主观情感的抒发，通过酣畅有力、严谨精微的笔墨得以天衣无缝的结合。人物写形之难、写神之难，均在以主观情感统率的用笔中得以解决了。

人作为人物画研究的主要对象这是理所当然的。研究人的存在，研究人的特征。人是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体现出自身的精神和价值的。研究人的学问是文学，所以我认为不必排除人物画创作中的“文学性”。这并不意味着要求在平面上瞬间静止的人物形象去承受文学的重载，更不意味着排除作为造型艺术的绘画形式语言。深刻的人物画应该有宏大而深刻的精神涵量，应该厚积而薄发。

近年来，中国人物画的创作吸取了一些西方现代艺术的表现方法，比如用喷、染、刷、印制作出各种肌理效果，这无疑丰富了我们的绘画语言。我以为仅此创新是不够的，任何的“新”都不是凭空而降，都有它的来源和出处。“新”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传统发展的必然。从民族的、个性的起点上发展，才是创新的正路。李可染先生有句名言：“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他这一进一出整整花费了二十年的时光，创造了属于他自己、又代表了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的新审美形式，可见出新之不容易。中国的人物画创作，有着深厚的传统和长久的历史，许多宝贵的经验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今天中国人物画的发展已经不满足于表面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我们必须沉下去，从传统文化精神的深层去推动。无论如何，站在时代的高度研究传统、吃透传统是发展和创新的首要条件。

马振声《屈子行吟图》

记得三十年前，李可染先生曾经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博大精深，要很好地学习、研究，发扬光大，这对于我们中国画家来说是责无旁贷的。”铭记先师衷言，愿与同道们共同努力。

（马振声 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蒋兆和艺术研究会会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央文史馆资深馆员、重庆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