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马楼吴简中有一部分行书简牍，与宋代以来传世法帖中魏晋名家法书的意韵相近。这为我们重新审视魏晋法帖的艺术风格以及行书的演变提出了新的视角。走马楼吴简中的行书尚处于隶楷演变的过渡阶段，其主要特点是存留着比较浓厚的隶书笔意，因而具有确定行书发展的“尺规”作用。

　　背面                                                                           正面

　　《晋书·荀勖传》载，西晋武帝泰始年间（265—274），荀勖“领秘书监”，特别“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这里的钟、胡，指钟繇和胡昭。他们同为行书之祖刘德升的传人。因此，史籍凡谈书法，将钟、胡并称，指的都是行书。那些行书“弟子”学成之后，是否留在秘书省充任书手或书令史，史籍没有记载。秘书省是中央政府专司典籍档案的重要部门，当时的典籍档案均系手抄而成，中央政府所有的文件也都必须抄录副本存档，工作量很大，也只有行书这种书写便捷、易于辨识的书体能够胜任。这说明，行书在西晋得到了官方的提倡和普及，并且有一定的标准。差不多同时期的孙吴长沙，在西晋官方提倡和普及之前，行书就已得到下层胥吏的实践和推广。这似乎可以看成是长沙吴简行书价值体现的一个方面。

　　东汉末年到南北朝是中国文字书法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但这一时期传世的各种碑帖，大都是隋唐以后的摹刻本，孰真孰伪，一直存在不同意见。长沙吴简各种书体皆备，可以作为鉴别传世法帖真伪的尺规，是毋庸置疑的。“行书之祖”刘德升虽然没有行书作品传世，唐张怀瓘《书断》形容他的行书“风流婉约”，而长沙吴简中“婉约风流”的行书，证明当时确曾流行过“风流婉约”类行书。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没有传世碑帖，走马楼吴简也能发挥尺规作用。《书断》引卫恒云：“（胡）昭与钟繇并师于刘德升，俱善草行，而胡肥钟瘦。”钟、胡虽然也都没有行书作品传世，但他们生活的时代与长沙吴简的时代相当，长沙吴简中既有肥硕的行书，又有瘦细的行书，证明当时还曾流行过“胡肥钟瘦”类行书。可见长沙吴简行书尺规作用的重要。（详见熊曲《长沙走马楼吴简行书探析》，载《长沙走马楼吴简书法研究》，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年6月第一版）

　　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方白书信木牍》和《正月七日君教简》就是这类丰腴古拙类型的行书。这两枚简牍书迹的结体由扁平而趋修长，用笔方面，隶书的波磔已经简省，线条匀称，锋颖内敛，后世连绵的笔势并不突出，而整体气韵潇洒凝重，格调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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