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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奇特的唐代童子填鸭陶俑

2019年02月13日09:04 | 来源:收藏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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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造型奇特的唐代童子填鸭陶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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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威市博物馆藏有一对唐代童子填鸭陶俑(原名抱鸟童子陶俑),1997年甘肃武威高坝二队唐墓出土。这种造型的陶俑不仅在该馆的藏品中是唯一的,即使在国内出土的同类陪葬俑中也很少见。这两件藏品大小、样式几乎一模一样,且保存完好,今择选其一介绍如下。

  唐代童子填鸭陶俑(见图),造型为童子抱鸭跪坐于束腰圆形台座上,泥质红陶,通高29厘米,童子肩宽12厘米,底座直径14.5厘米。童子右腿跪坐,左腿曲立,怀抱一鸭,左臂环抱鸭颈,右臂抱鸭尾,身体前倾,头紧贴鸭的颈部,迫使鸭保持头部上扬。童子微低首,唇紧闭,紧抱鸭子。鸭嘴大张,作奋力挣扎状。一漏斗形器插在鸭的嘴中。作品通体施白彩和粉红色彩。童子圆脸,发髻中分顺着额头向鬃角两边梳成圆弧状,人物造型丰满;鸭子挣脱束缚的左翅、身上的纹路、大睁的眼睛都表现得栩栩如生,是典型的唐代雕塑。同时出土的还有二十多件唐三彩,有镇墓兽、人物俑、骆驼俑等。

  这一对器物表现的是填鸭的场景。填鸭,顾名思义,就是人为给鸭填食促使其快速增肥,鸭嘴中漏斗形器就是方便给鸭填食的填鸭器。

  关于填鸭的由来,有资料记载,自明成祖于十五世纪初由南京迁都北京后,北京地区的养鸭事业逐渐发展了起来。原因是当时为了南粮北调,朝廷动员大量民工疏通运河。运河畅通后,南粮源源不断运往京城,史称“岁漕四百万石”。由于漕运管理欠妥,落入河内的粮米不计其数。北京运河一带的鸭子,长期以这些散落的粮米为食,体型、肉质逐渐起了变化。正如乾隆年间的才子袁枚所说:“谷味之鸭,其膘肥而色白。”以后,经过北京地区劳动人民的长期精心喂养,优胜劣汰,用人工“填鸭”法,培育出肉质肥嫩、体大皮薄的北京填鸭。用北京填鸭烤出的鸭子,皮层酥脆,肉质肥嫩,颜色鲜艳,味道香美,油多不腻,百尝不厌,成为京师第一特产。至清朝,北京烤鸭已成为常见的佳肴,亲戚朋友之间也常以烤鸭为厚礼相互馈赠。道光年间梁章钜编著的《归田琐记》就有记载:“都城风俗,亲戚寿日,必以烧鸭烧豚相馈赠。”北京地方史籍和文人墨客诗词中对北京填鸭(烤鸭)的记载和赞美屡见不鲜。这个记载说明北京是北京填鸭的发源地,而且至今仍为主要生产基地,但从填鸭的文献记载可知,填鸭技术肯定不是始于明朝,而要更早。

  就目前能找到的资料,最早的记载是我国南北朝时著名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这是一本荟萃古今中外农业科学知识的大型工具书,该书记载填鸭叫“填嗉”法,其目的是为了使鸭子快速增肥。后来的填鸭法应是从此借鉴发展而来。从此记载可知,填鸭的方法很早,最起码南北朝时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人工给鸭子增肥了。

  武威古称凉州,是进入河西走廊的第一站,自从汉武帝开河西四郡以来,武威就一直作为战略要地为兵家所重视。汉唐时河西为少数民族所占领,此地水草丰美,是少数民族游牧之地。整个唐代三百多年间,凉州地区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文化繁荣。《资治通鉴》中道:“自(长安)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里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也有这样的描述:“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其地。”唐朝国力强盛,版图广大,凉州因地理位置的重要和经济文化的繁荣而成为我国西部的都会。《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中就有“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的记载。从这件随葬品看,唐时武威不但养鸭而且养鸭已有相当的规模,人们已在探索人工给鸭子催肥,发展鸭经济,从而改变饮食结构,这是社会进步、生活质量提高的体现。从田霈文《怎么填鸭》中的填鸭饲料基本都是北方的农作物也可证明填鸭在北方很流行,这也从侧面为北京填鸭源远流长提供了佐证。

  “窥一斑而见全豹”,这一对童子填鸭陶俑可反映出唐时凉州经济繁荣、农业及饲养业生活的丰富多彩。用漏斗形器填食,尤其是流食应该比后来的橡皮管方便好用。武威地区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填鸭的优点,并在生活中实践了这种做法。目前尽管没有找到相关文字记载,但随葬品是现实生活的再现。填鸭没能在武威地区流传下来,或许是后来气候变化,河西不再是水草丰美、宜农宜牧的地方,不再适宜大量养鸭,故而填鸭技术在此地未能普及流传。(高辉)

(责编:王鹤瑾、赫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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