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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月梅花辩

李伟铭
2018年08月22日09:19 | 来源:美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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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友图(国画) 151.5×332厘米 1992年 关山月 关山月基金会藏
三友图(国画) 151.5×332厘米 1992年 关山月 关山月基金会藏
原标题:关山月梅花辩

  关山月开始引人注目的画梅作品,应该是1963年所画的《报春图》。在有些图录中,《报春图》也题为《写毛主席〈咏梅〉词意》。这首词写于1961年12月,它还有一个小序:“读陆游词,反其意而用之。”为了突出与陆游完全不同的襟怀抱负,毛泽东在大作发表之时,还将同题陆游词缀录其后。梅花还是梅花,但因时代不同,心境有别,从梅花中看到的诗意和获得的认同感迥然有别。

  毛泽东笔下的梅花,既是自然时序更替的亲历者,也是波诡云谲的世界政治风云的见证人。关山月《报春图》所要赞美的,正是毛泽东那种富于挑战性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作为读者,与其说我们是在“赏梅”,倒不如说,我们正在“瞻仰”一个现代革命英雄主义者的精神归宿。而从学理上来说,源自关氏山水画风格的构图及其霸气的用笔力度,则是直接构成“关梅”趋近于“毛梅”的推动力。关氏一反古人画梅遗意,其智慧的源泉不仅来自毛泽东革命哲学的启发,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山水画家,他充分地发挥了营造整体氛围的艺术语言技巧。如《报春图》所示,由于突出了冰封雪冻、峰岳峥嵘的特殊环境,“梅花”作为一个现代革命英雄的品格与风度,才获得了卓有成效的强调。

  奇险的构图,雄健的笔力,并且,所有这一切都倾向于在整体上追求咄咄逼人的气势和疾速运动的节奏,是关氏画梅的风格特征。从构图上来看,强调倒挂的梅枝与拔地而起的冰峰雪岳逆向的力度冲突,是关氏别出心裁的匠心所在,在他差不多同一时期完成的作品如《疾风知劲草》《东风》中,也可以看到这种令人错愕的形式语言。然而,20世纪70年代初期,关氏复出画坛后所画的梅花,则一反旧态:花繁枝密,枝枝挺拔向上——赞美革命英雄主义情怀,扩大而为歌颂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

  与其说关山月从一开始就热爱画梅,倒不如说是“梅花”选择了关山月。上世纪70年代的关氏梅花,固然为作者赢得了家喻户晓的巨大声誉,但最能够体现关氏画梅富有创造性特点的作品并非完成于那时。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那种铺天盖地、繁密得无以复加的红花和枝枝挺拔向上的嫩条,束缚和掩盖了关氏奇崛峥嵘的个人气质。关氏画梅的创造性获得真正充分的释放,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丁卯(1987)除夕于六尺旧纸上用乾隆古墨所画的那件题为《天香赞》的长卷中,关氏以迅雷奔骤的取势和狞厉恣肆的笔法,画出了一个饱经沧桑的中国艺术家胸中的郁勃之气。与上世纪70年代所画梅花比较,80年代以后的作品花头减少了,挺拔的嫩条一变而为披鳞戴甲的古干和奇崛刚健的老枝。关氏也尝试纯以朱砂写梅,但并不多作,相反,他更乐于选择墨梅。他显然不再拘于朱砂为花、焦墨作干那种在视觉上两极反差强烈的形式,而是强调用笔、用墨的力度和层次,使其梅画在视觉和节奏感上出现了更为丰富的变化。

  显而易见,关氏画梅的美学风格,是其山水画艺术合乎逻辑的延伸。正像他特别擅长驾驭巨幅山水画创作一样,其最为引人注目的梅花作品经常是一些寻丈巨制。1987年画于羊城流花湖畔的《国香赞》,实际上也可以看成一件巨幅山水画。笔者当年曾有机会目睹这件作品完成的过程,发现他也像画山水一样信守“九朽一罢”的原则,先设计草图,反复推敲画面体势大要包括款题位置,再据草图用木炭在宣纸上确定画面构图,然后才大胆落墨。绘画过程中,又并非依样草图,而是根据笔墨走势随时作出适当的调整。《国香赞》,原定用墨线圈勾白梅,但画了一半,发现视觉效果并不理想,又改用朱砂勾勒,这样就出现了同一株梅,混用墨、色勾花的结果。值得指出的是,关氏创作过程中动脑的时间往往多于动手的时间,他经常远距离观照画面,不断调整观照角度,有时也会征询周围人的意见,认真思考,考虑成熟后才抓笔落墨。

  必须承认,关氏画梅是源远流长的中国画梅谱系中的“新品种”,传统梅花之作固然没有关氏这样的鸿篇巨制,关山月狞厉张扬充满扩张感的美学品格,也很难在一众温柔含蓄的经典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徐青藤有云:“从来不写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不信试看千万树,东风吹着便成春。”这种任才使气的胸襟,也许能催生出不拘一格、旷绝千古的杰作,但在青藤传世的梅花中,毕竟无缘看到画如所言的踪迹。关山月呢?关于他的梅花,肯定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但我可以肯定,正像“革命”是一个被赋予现代意义的古老概念一样,关山月笔下的梅花“关梅”也是对传统画梅艺术的一种新的诠释。因此,关氏的梅花在美术史上应该占有令人无法漠视的一席之地。

(责编:赫英海、王鹤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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