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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交融的一个侧面

杜学文
2018年08月21日09:14 | 来源: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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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西文化交融的一个侧面

  刘淳的《中国油画史》最早于2005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其间又多次印刷再版。2016年,经过作者增订后再一次出版。从史的角度言,这部著作是比较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国油画发展历史的重要成果。首先,它比较完整地勾勒了油画传入中国及其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情况。其次,在介绍艺术家、作品的同时,也非常注重介绍油画艺术的教育、社团、流派、思潮等相关情况。再次,还特别介绍了许多在油画发展史上比较重要,但被后人忽略或“遗忘”了的艺术家,因而显示了作者在掌握史料、把握历史等方面付出的艰苦努力。此外,在这部著作中也显现出作者敏锐的艺术鉴赏力,能够用简洁的语言对活跃其间的艺术家做出准确的判断。能够做到这样几个方面,是对一部“史”著的基本要求。而刘淳最突出的贡献是把油画艺术的发展置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中分析观照。特别是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现实场景中进行讨论,使他的《中国油画史》显现出不同于一般史著仅仅满足于线性平面介绍的独特品格。

  介绍中国油画的发展历史,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传统艺术中有没有油画,甚或油画发源于哪里?这个问题虽然并不是刘淳刻意要阐释的,但因为与油画艺术的发展关系极大,在他的著作中也涉及到了。这就是随着油画的传入,在几代学人之间存在的油画“本土说”与“外来说”的争论,前者认为油画源自本土,并传入欧洲;后者则强调西来。这里强调的西来在秦时就已经出现。另外,康有为认为西洋油画是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去的,但这种说法还需要得到更多的实证来支持。至于我们在一般意义上讨论的油画是什么,刘淳在他的《中国油画史》中指出,在15世纪30年代尼德兰画家凡·艾克兄弟发明了油画技法后,才创造了真正意义上的“油画”。这就是说,在此之前,欧洲也同样不存在我们所要讨论的“油画”。这就界定了我们所说的“油画”的内涵与外延。我们所要讨论的“油画”并不是史籍中记载的那种使用了油彩的绘画,也不是这种绘画材料的体现,更不仅仅是一种技法,而是包括这些传统及使用材料在内的新的艺术理念指引下出现的绘画艺术。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郎世宁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在刘淳的《中国油画史》中,特别介绍了郎世宁在西洋油画创作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单纯就绘画言,郎世宁表现出某种方法论意义上的价值。但是,就油画技巧及其所反映的文化交融言,郎世宁却成为一个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课题。郎世宁,当时为供职内廷的教士,同时具有良好的油画艺术水平。中国文化的影响,使他的艺术创作发生了变化。他将中国传统绘画笔法与欧洲写实主义风格融合,采用中国绘画材料,用西画技法处理画面,创建了独特的绘画风格——以油画为本、中国画法为辅的中西结合新画法。就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言,既坚持了西方文化的特点,又适应东方文化的要求,从而使文化出现了新变。而在中国美术领域,这种现象一直延续下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了不同的表现。虽然就郎世宁而言,他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功,但实际上也隐含了许多的妥协、痛苦。这就是,中西融合新创的理想目标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成为中国艺术家从事油画创作、探索中西艺术融合的历史性课题。

  伴随着油画艺术的传入,西方科技、宗教等也陆续进入中国。从16世纪以来,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这样的交融之中,西方后来居上,引领了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国则从长期的发达中跌落,成为落后者、被动者。在这样的大反转中,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良策,进行了种种艰苦的努力、探索。其中在艺术领域也有极为明显的表现。刘淳在他的《中国油画史》中非常详细地勾勒了中国艺术家的这种追求。这就使这本《中国油画史》不再仅仅是一本关于油画发展历史的著作,而是从油画的视点来对中国人民实现民族新生历史的回顾与总结,具有了更为厚重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刘淳认为,戊戌变法拉开了中国知识分子思考中国的序幕。就油画艺术而言,他强调在整个20世纪的一百年里,“中国几代艺术家为社会进步而前赴后继所做出的努力是感人的”。他认为,“中国油画从一开始就拒绝了视觉艺术的愉悦而行走在艰难崎岖的道路上,在沉重的现实中喘息和挣扎”,“中国的苦难与危亡造出了中国油画,与文学等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楔入人生、社会,希望起到改造社会和国民的作用。”因而,从刘淳的观点来看,中国油画的发展是与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其历史“是一部以视觉的方式来认识和表达中国的历史。”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油画也成为中西方交流融合新变的桥梁。这其中,如何使西方艺术与中国的传统艺术结合,形成新的具有活力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油画家一代又一代的执着追求,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中国油画史》翔实地介绍了前辈艺术家在海外学习、创作的情况,并着重介绍了他们归国之后的种种努力。徐悲鸿强调写实主义绘画将成为贯穿20世纪的主流。而林风眠则着眼于将西方绘画的外在形式与东方绘画的内在精神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一种融合中西的新画风。1949年之后,油画艺术的革命性在中国艺术家身上表现得同样突出,涌现出一大批再现革命历史与讴歌火热现实的优秀之作。中国油画的社会意义得到强化,作品的历史内涵、宏阔气概也更为明显。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大量新的艺术观念、类型、表现手法对已有的艺术格局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中国油画艺术呈现出“写实”与“现代”两种比较典型的潮流,呈现出更加多样、丰富、混杂的局面。但是,东西方的艺术并不是有机和谐地统一起来,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毫无秩序地混杂起来。在这喧哗与骚动之中,正期待着新的成熟的变革。而这样的艺术面貌,与当下日益剧烈的社会变革是同步的。艺术,正在其生活的母腹中孕育,将诞生新时代的生命——一种更具表现力的、更有魅力的,以及更富启示意义的创造。

  实际上,如何使油画艺术在进入中国之后,形成既具有外来艺术的基本规范,又适应本土文化的需要,体现出民族特色,一直是中国的艺术家们孜孜以求的。这其中的种种努力,均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变化,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刘淳认为,绘画艺术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哲学史。这就是说,他并不是简单地把油画当做一种“绘画”的手法看待的。艺术是能够不断地表达人类感受存在的客观规律与必然性的。“在西方油画与中国传统绘画相遇时,两条大河产生了剧烈的碰撞,掀起了惊涛骇浪,搅拌成一时难以弄清主流河道的历史漩涡。”它波澜壮阔,有着丰富而强大的生命力。在这样的相遇与交融中,怎样才能形成艺术滚滚向前的主流,仍然需要我们继续努力。(作者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文艺评论家)

(责编:赫英海、王鹤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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