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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维克:画家一定要有历史的担当

2014年05月22日09:06  来源:人民网-书画频道  手机看新闻

近日,山东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在山东省美术馆举行了预展,一批优秀的作品引发了美术界及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其中,孔维克先生创作的《孙中山先生在青岛》以其高超的立意、恢宏的构图、精彩的人物刻画、中西融合的绘画技法,博得广泛好评。日前,济南时报记者就此作品的创作情况专访了孔维克先生。他对记者阐述了《孙中山先生在青岛》的创作缘起,透露了这幅作品的创作历程。他在繁忙的美术组织工作之余能创作出这么重要的作品,真是付出了超人的努力和过人的才华。他对记者表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定要有社会担当,要给后人留下一些承载历史使命和责任、有着强烈艺术震撼力的作品。

记者:请您谈一谈这次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为什么选择《孙中山先生在青岛》这样一个题材?

孔维克:2009年完成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是一个集中全国美术力量进行弘扬主旋律创作的学术创举,之后全国不少省份都陆续启动了本省的“美术工程”。2011年山东省启动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以后,我在创作选题上比较慎重,因为我要考虑到诸多因素的关系。全国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山东入围的有杨松林、徐青峰和我3位签约画家,中国画只有我一件,当时画的是《公车上书》。说来也巧,《公车上书》是100多年前中国发生巨变的开始,也是近代史的开端,那是中国第一次面临如何应对西方世界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历史选择了一代伟人孙中山。这次我选择画孙中山,首先是与我之前的创作在内容和延续上有承接性,我比较熟悉这段历史;其次,我作为民革山东省委的负责人之一,对孙中山也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对他非常尊敬。这样,我就很自然地选择了这么一个题材。并且当年在画《公车上书》时,表现群像式的众多人物就是我的一个兴趣点,也有了一定突破,这次选择在广场上大量人群的组合且多为近景人物,难度就更大了,这对自己也是一个艺术的考验和能力的提升。

应该让大家多了解孙中山。因为我想画这个题材,所以之前询问过很多人——辛亥革命与山东、孙中山与山东有没有什么关系?不少人都说没什么关系,好像孙中山没来过山东。后来经过资料论证、召开座谈会,才了解到孙中山曾两次来过山东,这中间间隔十几天,一来一去,给山东留下了很多佳话。通过美术作品来表现孙中山先生在山东的历史瞬间,让大家都知道这段历史,应该是很有意义的。所以,确定了“孙中山在山东”这样一个大的选题。油画家杨松林先生这次还是画孙中山,我们俩很有共同语言,一些素材、一些相关的话题我也向他请教过,共同探讨过。他画的是孙中山在济南视察黄河大桥,我画的是孙中山在青岛进行演讲,并且他在青岛视察了市政建设、城市绿化及港口管理等。这样方能完整地表现孙中山在下野后,呼吁并身体力行进行实业救国的一代伟人形象。

记者:您对这个题材做了很多功课,对于孙中山与山东的关系,您肯定有过比较详细的了解,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

孔维克:在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我画过一幅《同志仍须努力——为国父孙中山造像》。当时恰逢台湾邀请我赴台进行学术交流活动,为了画好这张画,我特地去了国父纪念馆拜谒孙先生并藉此汲取艺术灵感。在纪念馆里我看到了一副衣服架子,支撑着孙中山先生生前穿过的上衣和裤子,两边挂着一副孙先生的亲笔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件摆设让我非常感动,先生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崛起而艰苦卓绝奋斗的一生,他在病魔折磨的临终前还念念不忘激励大家,但他本人已经乘清风而去了。眼前的景象多么像一件“装置艺术品”呀,这让我陷入了沉思,也产生了构思。我就画了一个晚年的孙中山肖像,两边配着这副对联。画上的题跋很多人没注意,其中提到我看了孙中山先生临终之前给友人的一封信,这封信就解释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含义。信上大概意思是说,虽然我们推翻了帝制,但这并不意味着辛亥革命的成功,什么叫成功呢?只有我们中华民族和世界列强站在一起,我们不矮人一头了,那才叫成功了。所以,同志们仍须努力,不要认为推翻帝制了,剪掉了辫子就是成功。我在题跋上加了几句话,孙中山先生想看到的那种现实,今天实现了。这件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民革中央副主席齐续春先生注意到了这段话,认为这个观点与他相合,他特别让我打印出来发给他。前年画这幅作品时,我已经在构思山东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去年也做了很多案头的准备,今年完成了草图和墨稿的创作。这幅画与《公车上书》一样大,也是3米宽、6米长,作品的完成前前后后用了3年多的时间。

为什么选择这个瞬间来表现《孙中山先生在青岛》?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孙中山先生已经卸任临时大总统职务,他为了保存革命的实力,对袁世凯作了让步。为什么这么高风亮节?因为他想的是中华民族在世界的崛起,而不是计较个人的荣誉和官职。当时孙中山就说过,要干实业,实业兴国。他要修20万公里长的铁路,还包括修建三峡大坝蓄水发电的构想,也是他当时提出来的。他之所以赴京与袁世凯会谈往返两次假道山东,也有一段故事。当时刚发生了临城大劫案,从上海坐火车直接去京要路过枣庄滕州一带,路途很不安全,所以采取了坐船水路来山东,再转火车,遂有了两次在山东逗留的佳话。他来的时候是从上海坐轮船到烟台,受到张裕葡萄酒公司张弼士等工商界人士的真诚欢迎和接待。接着就从烟台到济南转车又到了北京。从北京会谈归来,在济南有个逗留,去看了千佛山和黄河大桥。然后又从济南到青岛,从青岛坐轮船回上海。关于这一段历史描述的几个版本也不太一样,有的文章说孙中山去青岛,德国人不让去,孙中山的民族自尊心很强,越反对越要去,去之后演讲的内容也是反帝反封建的。这是一种说法。后来我看了有人查阅德国人留下的档案,就不是这种表述。档案里说,德国人很尊重他,不但没反对,而且还邀请他去青岛。他去之后先是拜访了德国总督,德国总督也回访了他。后参观了德国人治理的港口和城市的绿化并大加赞扬,认为西方先进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多几个像青岛这样的城市,中国就进入现代化行列了。当时他的演讲,应该也有这方面的内容。《申报》也如实报道过这件事情。文章说,在德国占领的土地上大谈反帝不太可能,既没有起码的礼貌,也没有策略。这一点也是较可信的。

另外,我还到省图书馆查阅了大量这方面的文献资料、老照片、明信片,到青岛三江会馆、德华中学遗址作过实地考察,还访问了一些了解这段历史的专家学者,比如横幅上的“热烈欢迎孙逸仙博士”字样,就是一位专家特别提出来的。

记者:《孙中山先生在青岛》与《公车上书》同属于重大历史题材,两幅作品在艺术上有什么不同之处?取得了哪些突破?

孔维克:应该说,这两幅画在我的艺术探索道路上都属于一个艺术方向。我的艺术创作有四五个系列,其中我最看重的就是这个现实主义创作序列。我20多年前的《公车上书》及《孔繁森》、《齐鲁曙光——党的一大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肖像》、《为国父孙中山造像》、《国学大师张伯驹》,还有一系列的生活人物的写生创作等,都属于这个系列。这个系列的绘画技巧难度相对比较大,这也是中国当代应该大力提倡的现实主义创作,即运用传统的水墨工具采取创新的手段来表现火热的现实生活。这个路子源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画改良运动,它催生了新中国人物画的崛起。可以说现代水墨人物画是一个全新的艺术品种,在近百年来经过三四代人物画家们的共同努力才走到了今天,取得了巨大成就。无论是在造型特点、艺术观念,还是在表现技法上都与传统的人物画不同,从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系统。每个时代都有一批画家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有所推进,今天现代水墨人物画在形式及艺术语言上已经非常成熟,且也产生了不少传世力作及代表性人物,但在表现手法和绘画语言上仍有很大的开掘空间,这是我们努力探索的一片天地。我的探索也是在为这片沃土的开垦上作出自己积极的努力。

我的这两张画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即都是对现实主义水墨人物画的艺术表现和笔墨塑造上有所推进。首先,在传统笔墨和现代造型的结合上,与一些画家用毛笔画素描不一样,比较注意用笔着墨的传统意趣,与西画的明暗处理结合得比较巧妙,使水墨的表现力大大增强。比如说画《公车上书》,对辫子、树和石狮子的表现,都是有所突破的,还有闪烁的光影效果,把光画出一种雾霾的感觉。其次,在人物的塑造方面虽有难度,如有大量的清代服装,而清代服装很单调,不好表现,在墨块与线条的转换上我做了大量探索,取得了一定突破。

《孙中山先生在青岛》要比《公车上书》难度更大些:一是人物更多了,而且都是近景人物,要求形象更具体、生动,需要个性化刻画,这就要求笔墨与形象契合得更加紧密。二是人物服装变化也多,尤其是大量的黑衣服——中国画表现黑衣服一直是个难题,我用大量的没骨画法画黑衣服,尤其是前景的3位警察的背影,难度很大。再则画面中有一些古人没画过的道具——包括汽车和洋车,在表现技法上都有所突破。三是在细节塑造上注重用笔的组合、行笔的快慢所带来的质感变化,如大量的礼帽、毡帽等各种各样的帽子,这些帽子每一个都有各自的特点。人物的塑造也是如此,包括人物的头发,这里面比较多的就是民国时期女孩子的发型。还有布料的变化,如讲台上那些人物的丝绸、亚麻布、棉袄等质感的表现都很强。上面提到的这些,以前在中国画上很少有人表现,我自己也没画过。四是在一些细节的塑造比较讲究,如糖葫芦的质感,及麦草、横幅、布帘、纸标等。尤其是画面里的菊花和杂树都要符合整个画面的要求,这样都是又见笔又见墨,和古人画的花鸟不一样,要有技法语言的协调性、统一性。以前人物创作中出现的花鸟,一般都是把花鸟画的技法直接搬过来,如那样就会显得很生硬了。同时这些表现又要不同于西方绘画,不能用素描来表现,要用笔墨来融合光影、结构等因素。这就是中国式的表现,同样也能表现出丰富多彩的质感来,这些都是有所突破的。五是在构图上力求饱满热烈,在用墨上注重凝重厚实,在造型上追求真实拙朴,总体的气氛力图营造出一种凝重大气的感觉。

记者:这么大的一件作品,您肯定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具体是怎么做的呢?给我们谈谈创作的整个过程吧。

孔维克:对,这是大型创作与小品画所不同的地方。这种画既要借鉴油画的创作方法,又要学习电影的调度手段。首先是案头工作,即大量史料的搜集阅读,除了文字性的资料,还要有大量历史图片。我在省图书馆看到一批青岛的老明信片,那个年代的市民形象、道具、汽车和警察都是在那里看到的,对我画面的构思也起到了很大的启迪作用。

到了具体刻画人物形象的时候,还是要借鉴西方绘画的优势,这就是写生。我请来话剧团的演员当模特,穿上那个年代的服装。我跟模特说戏,让他们进入角色,然后再进行现场写生,同时也拍了很多照片,写生与照片二者一结合,画出来就比较生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画这种大创作需要经过许多环节和过程。第一步是反复勾画才能确定小草图。第二步是我画了一张四尺整纸大的小墨稿,墨稿看起来也像大画,但是没有细节,主要为了看大效果、大气氛。第三步是在小墨稿后要用木炭条画一个3×6米原大的素描稿、也就是定稿草图。画草图的时候就把所有的人物形象道具和用线笔墨的感觉都抠出来,大家看了这幅草图的幻灯观摹后认为画面的人物形象多、变化大,但都表现得很生动,问我来源在何处?我说是从四个方面产生这些形象的。一是来自老照片,二是来自现场的写生,三是来自为这幅画而拍的照片,四是来自多年来在大脑中的形象积累。有很多人看到草图的幻灯片以后,以为是完成的水墨稿,因为虽然是用木炭条工具作画,但也已经画出水墨稿的感觉了。第四步是最后的关键,即把原大的木炭稿拷贝到正稿大白宣纸上,这样才能正式进行正稿的创作。画正稿的时候还要看那张“正稿原大草稿”。但是没有那么大的场地,怎么办呢?就把原大的草图,通过喷绘的形式缩小到小一些的板子上。这样能看着形象来画水墨正稿。所以这张原大的稿子有两个作用。一个是通过画这一遍来探索形象,为正稿做准备;二是还有个拷贝的作用,比直接在宣纸上起草更有把握。

这张画筹备了近3年,但画正稿仅两个月,那真是个煎熬。因为到了“实战”的时候,不可能完全按原来的设计那么理性地来画画,要笔笔生发,多数的形象可能还需要改动。要抛掉一切假设,调动一切手段和情绪为画面服务。要让画面自身是协调的,笔墨是鲜活的,气氛是生动的。

画起画来应该是全身心地投入。我把工作安排妥当之后,谢绝一切应酬将自己置于一种半封闭状态。除了出去开会之外,只要进了画室,就完全进入了自我的世界、进入了这张画。画室墙上挂满了老照片、速写,桌子上摆满了老照片、文献资料。画累了就睡、一觉醒来就画。不分昼夜、没有钟点。也不出去吃饭,自己泡个方便面、拌个凉菜,一顿吃不了放进冰箱下次再吃……累了看书也是看民国人物传记和辛亥革命的资料,画起画来我耳朵里也是民国的声音。画室放的电视光碟是从台湾带回的《老兵回忆》、《民国人物访谈》、《宋氏三姐妹》、《孙科传记》、《两蒋传记》等。只有在这么一种气氛里,才能把它画出来,画出民国的味来。

记者:您刚才也谈到创作和工作协调的问题。您从事美术组织工作,确实非常繁忙。我看到您的办公桌上10多个近期工作分类的夹子,您作为“十艺节”美术部副部长,参与“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的承办工作及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组织工作,另外山东画院还承办了3个“十艺节”的外围美术作品展览。您做美术组织工作事务非常繁忙,是如何处理好创作和行政工作关系的?

孔维克:我在美协工作了20多年了,从美协到山东画院也有3年了。在这二三十年当中,我基本都是业余时间在画画。并且白天有繁忙的工作,只能在晚上画画。我很羡慕那些画院里的专职画家,白天画画就是上班,晚上回家是下班,不画画可以看看电视、休息、看书;另外像学院里的一些教授,集中教完课也比较自由,还有两个假期可以好好画画。做组织工作没办法,必须挤时间画画,每天早晨必须7点半起床正常上班,半夜两三点钟才能睡觉。这样就要比别人付出双倍的努力。我平时都养成习惯了。还要学会抓时间、挤时间,比如我的大量速写都是在出差出访的间隙里抓出来的。再就是还要学会马上进入创作状态,我没条件花很长时间去培养创作情绪。所以养成了一个习惯:一旦拿起画笔,就能马上进入状态。有不少画家朋友戏说我的创作思绪像自来水,随时拧开就能出水。这也是条件所限被逼出来的习惯。

这次重大历史题材的正稿创作,别人都画了半年多了、眼见不少人都陆续交稿了,我剩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才开始画。因为除画院的工作外,我这次在“十艺节”组委会美术部还负责了一部分“十艺节”创作的督导及组织工作,要把各项工作都做好并安排好下一步工作才能安心画画。

“中国十艺节”最重要的美术项目是全国大展,我们既要办节,又要参节。一系列启动、评选、论证、发动工作,需要经常开会。另外,“十艺节”山东画院承接了3个项目——“齐鲁画风山东中国画大展”、“美丽的传说——山东画家画民间故事展”,还有“海峡两岸画家画宝岛台湾写生展”,这些展览都要经过策划、启动、创作、评选。“美丽的传说”合格的作品要签约,不合格的还要辅导。这几个展览都要出画册,招标、撰文、编排……装裱、布展、开幕等工作非常繁琐。此外,画院本身的建设——建章立制、进人、场馆建设参与论证……这些工作也都很重要,都要认真去做,这就耗费了大量精力。此外,我还有大量的社会职务: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山东省副主委、民革中央画院副院长,公安厅、法院的监督员……这些社会工作,也必须认真去做。

做好这些工作的同时,个人创作只能挤时间、浓缩时间,“十艺节”的这5个展览我都有创作任务,的确必须要处理好工作和艺术创作的关系、个人创作与大家创作的关系,以及主题性创作和小品画创作的关系,只有兼顾到这些非常重要的因素,才能安心画出自己心中的画来。

记者:最后还是再回到作品上来,从您创作的这几幅作品来看,我们发现不仅仅是传统笔墨的锤炼和心境的抒发,还有一种社会担当在里面。在您看来,艺术家应该有哪些社会责任?

孔维克:我从画《公车上书》时候对这个问题就有一定的思考。我认为艺术品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有的是愉悦感官给人以美好希冀、健康向上的力量,或者是调节心情、心境的,这类作品在表现形式上是小品式的、轻松的,它悬挂的地方有可能就是茶室、会客厅甚至卧室;而有的作品却是承载历史重任的,是流传后世的,这些作品的幅面是很大的,可能家里没法挂也不能挂,它应该放在艺术殿堂里,包括美术馆和博物馆。你走进殿堂以后能从作品中感觉到心灵的震撼,给你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和心灵的净化。这类作品应该有自己的存在价值。在西方一些博物馆比如卢浮宫、大英博物馆、奥塞美术馆、俄国的冬宫、夏宫等,我们都能看到一些幅面很大的历史题材或宗教题材作品,非常震撼人心。而中国的一些传世作品,往往都是虾、鱼、螃蟹、老鹰之类,幅面很小,当然艺术性也很强。但在表现我们这个丰富的社会和伟大的时代方面呢?作品却很小很少。所以作为国家行为,一定要在这个领域里有所加强。在上世纪60年代,国家曾经出资让画家画过博物馆作品,当时产生了像《决战前夕》、《狼牙山五壮士》、《地雷战》等脍炙人口的优秀美术作品。但大部分是油画作品,国画很少,因为那时的中国画表现力度远远达不到这个高度,画面大了以后容易显得空,没有震撼力。但艺术走到今天,我想应该有一批人在这方面作出探索,看看中国画究竟能不能有承载重大历史题材的分量,能不能有世界级震撼力的突破。画《公车上书》和《孙中山先生在青岛》,我就是抱着这样一种目的去尝试的。当下,中国人物画的表现形式丰富多彩、艺术观念百花齐放,没有了禁锢和禁忌,对艺术的发展来说不啻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是作为写实主义的水墨人物画,目前已有了下滑和衰退的趋势,各大美院也不太重视这方面的教学。这种艺术形式最见功力,也最费力不讨好,年轻人往往不想下此苦功了。现代水墨人物画几代人的努力、几代人的智慧、几代人的积累,如失去了传薪之火,将会非常可惜。所以,我曾写过一篇文章《现实主义应该成为中国人物画的主流》,来呼吁年轻的画家们要在这方面多做探索。当然我自己更是在身体力行,以后还要在这条路上继续往前开掘。自己对此也很有信心,因为除了平时进行的一大批写实主义创作探索外,这种重大工程式的中国人物的巨幅作品已经有过两张的创作经历,感觉一张比一张更成熟。我还有很多想法没有实现,也绝不会重复自己走过的路,将要竭力使现实主义水墨人物画薪火相传,一步步推向新的境界。

(济南时报记者 臧文涛)

2013年9月9日

(责编:隋晓霖(实习生)、董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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