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眼泪——当代中国大画家闻立鹏绘画艺术的忧患性与前瞻性

就像命运一样，闻立鹏向我谈起艺术创作理念时，仿佛站在豁朗天宇的谷底，遥望着昔日屠刀般的景色，为他的父亲闻一多流下眼泪。许多年前，闻一多以时代精神的精华，在清华园里预感着不测风云，对民族命运进行深度思考时，也为国家的挫折和灾难流过眼泪。大师的眼泪，向着冬夜的天空，穷尽人生信念的最大努力，完成了灵魂的叙述。在60多年的绘画艺术生涯中，闻立鹏忍受生活的甘苦，心灵被父亲的人格力量充满之后，责无旁贷地承担了恢宏的使命。在他一生的艺术追求中，父亲的诗集《红烛》，比土地的血更红，比烈火更热，比预期中更早地成为经典。这已不是什么意外，而是整个华夏大地的盛情回报。尤其是这十几年来，为了追求更高的崇高，更美的壮美，闻立鹏诗意地站在精神的高处，以理想主义的血缘幻象，作为民族命运和国家意识的审美价值，表征出宏大的中国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著名艺术评论家水天中界定说，闻立鹏的作品在当代中国绘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意义。

壮美构成的中国精神

从人类的接受心理来看，闻立鹏的艺术探索之路，有着不可名状的命运颠蹶。他的内心体验，一切创作活动，包括各种情绪、心态、观念和精神的表露，都源于他父亲的忧患性和前瞻性。时至今日，闻立鹏仍然无法诉诸语言来表达父亲被暗杀的沉重打击，在他心头激起的巨大震惊和伤痛。父亲的爱国精神，毅然被闻立鹏继承之后，在他心灵深处经历了系列剧般艰难的协调活动，逐渐构成闻一多式的中国精神，使他的视野更为扩大，思维向度开拓出新的境界。他以含混的黑色隐喻野蛮暴力，揭露对生命的摧残，以醒目的红色象征烈士的热血，纯静的白色表达毫无杂质的崇高精神，意图明确地造成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传达肉体的痛苦，灵魂的焦虑，体现出国家命运主题的博大交织。这种大情怀和大悲悯，足以表征他所追求的崇高和壮美的持久性，要比红色经典的独特性更为重要。

解读闻立鹏的精神世界，需要历史性的望远镜，他的童年充满恐怖、绝望和怀疑，甚至对历史的诅咒，但他体验的生与死，爱与痛，温柔与残暴，成为他创作理念的温柔底色，成为他永不磨灭的心灵姿态。他十五岁那年，父亲被暗杀后，在痛苦和绝望的灾难中，满怀无法克制的爱和恨，挥泪告别母亲，怀揣一盒马头牌水彩，随着一群大学生投奔解放区，以伤感的存在，幽怨的颂歌模式，在内心树立起一座纪念碑，开始了浩荡的艺术生涯。在很大程度上，灾难本身的复杂性和破坏性，使他对艺术创作倾注了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把一生的悲伤、激愤、苦闷、迷惘、忧郁和欢欣，汇成一种信念的文化源流，求解中国精神的内在真实，以此接近特殊时代的精神核心。柴可夫斯基的《悲怆》，贝多芬的《英雄》和《命运》，给他一种悲怆壮美的感受，在自觉性机制和急于摆脱巨大的精神屈辱经验中，探寻和汲取现实内涵，想尝试革命性的激进实验。他在祖国各地的烈士墓前流连凭吊，从青山和忠骨的灵性精神的交织中，感悟出自然美和人格美的豪壮悲烈，完成了生存体验的置换形式，即从直接的历史叙述，到诗意抒情的一种现代性转换。正是抒情性而不是叙述性，构成闻立鹏最基本的美学理想，并以他的代表作《国际歌》一举成名。

对闻立鹏来说，父亲的仁爱、博学、尊贵、庄重和不幸遭遇，构成人间戏剧的旁白，让他领受过刀光一闪的崇高和伟大，这使他站好姿势，拿起珍贵的画笔，在革命现实主义激励的高度上，创作了《国际歌》等一系列具象绘画作品，艺术风格日臻成熟完善。遗憾的是，他在中国美术界崭露头角，开始把艺术视角从悲伤移开，以广敬博爱的情怀，在精炼简洁的笔法中，揉进复杂的思想意识，转向旨在阐释中国精神的时候，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人间浩劫，给他带来新的悲哀和伤痕。在他的人生坐标系上，集体主义的思想光环，在令人惊愕的标语和口号中，放射出人性的巨浪。历史的沉重，有时不合时宜，甚至有点故弄玄虚，与表面所呈现出的时代大趋向背道而驰。更为严重的是，他被关进“半步监狱”，双脚上的黑锁链，让他亲眼目睹了中午的黑暗，体味出人性的恶魔因素，意识到被政治和历史遮蔽的另一面，这不仅揭示了时代的荒谬性和悲剧性，而是民族的思维在政治异化之下，以异化人的存在性为前提的精神折磨。“文革”令人惊讶的结果，使中国人经历了一个向自身对立面的转变，让人获得自由的伪善，演变为破坏自由的巨大恐怖。中国精神的消失和萎缩，呈现出奇怪的凄凉状态，显示出一种非人性的存在，形成极为荒谬的时代图景。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闻立鹏的艺术探索和超越，与其说是来自先决的文化符号和人性密码，不如说是来自闻一多、刘胡兰和江姐等先烈的崇高品质。古今中外的绘画艺术经典，与思想启蒙和伦理构想同时存在，而且更为意义深长的是，与人类文明的普适价值同在，比如德拉克罗瓦的《自由指引人民》，戈雅的《五月三日的枪声》，库尔贝的《奥尔南葬礼》，都达到了令人瞠目和惊叹的程度，他们表现出的率真、悍烈和神秘等人类精神，已经超过了对政治主题的歌颂。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经典，因而百年中国油画才有楷模和典范，才有标准、尺度和方向。徐悲鸿、颜文樑、卫天霖、林风眠、刘海粟和庞薰琹的一些油画作品，作为经典依然显示出民族精神的独立性，以现代性的审美视角，反省民族的内部精神，从中获得一种美学理念，一种承担能力，一种思考起点。就艺术哲学而言，绘画是一项严肃的职业，是一场反对入侵的殊死搏斗，这与提香相似，与委罗内塞相似，他们创造了高贵而精美的尸体。海德格尔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罗工柳的《前赴后继》，王式廓的《血衣》，闻立鹏的《国际歌》，詹建俊《狼牙山五壮士》中，都具有革命现实主义艺术的美学特征，正如鲁迅发出的中国声音，为被压迫、损害和侮辱的中国人呐喊，激发中国人的反抗精神。这样气势恢宏的作品，应该得到全人类的喜爱，应该以华夏大地的壮观，使所有中国人心醉神迷，应该使人民心怀敬意。

实际上，现实主义美学规范的要求，是真实地反映历史本质规律，这对闻立鹏的艺术创作起了重要作用，他在历史学意义上建构的中国精神，已经构成了艺术迸发的首要条件。他认为集中的、瞬间即逝的意义和价值，命里注定要被永久性所超越，这种持久性乃是绘画艺术的一大标准，从中产生出神圣的使命感来。以他的《大地的女儿》和《红烛颂》为例，这两幅作品符合两大审美要求：一方面是现实主义美学规范的要求，另一方面是把宏伟气势与纪念性信念融在现实大地加以体现。他对民族历史的阐释，民族价值的关怀，以及抽象艺术探索过程中，用怀念、渴望、朴实和剽悍的象征性色彩语言，表达着对民族处境的宏观思考，进而阐释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情感。他追求的中国精神，是带着一种无限的爱表现出来的，正如波德莱尔的法兰西精神，本雅明的德国悲剧的起源，聂鲁达的智利民族情结，闻一多曾在追寻民族精神的大爱与大恨纠缠的痛苦。

从父亲身上，闻立鹏获得一种广阔的激情，寻找纯粹的崇高，神圣的伟大情感。这是把灵魂奉献给大地和山川的冲动，痛苦与甜蜜的纠缠，阔大与细腻的重合，爱与恨的交织，民族与人类的呼应，使他的目光在无边无际的中国精神的梦境深处，慢慢变得温柔而深沉，犀利而智慧。

人性的考验维度与民族思维的深层探讨

纵览闻立鹏的创作历程和生存状态，不难发现他受到历史传统和主流文化因素的影响，他始终遵行中国精神的引导，在人性的考验维度上进行着民族思维的深层探讨，一些易于辨认的、色彩斑斓的文化密码，使他的油画艺术创作，从任何封闭的意义性和时间性，转向永存的历史瞬间。比如意义追问中的和平、高贵、仁爱、崇高、壮美、恩慈、良善、信实等价值理念，以及刻骨铭心的生命记忆，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充斥在他的艺术探索之中。作为中央美院教授，中国油画学会的领导，他从不滥施权势，高厚栽培美术界新人，希望新一代画家们摆脱自加的枷锁，获得激进的美学锋芒。他信仰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艺术追求，经常给全国性美展写前言，给青年画家的画册写序，以出国考察访问和演讲著述的方式，依靠独特的审美理想和阐释能力，对当代中国油画艺术的现状与趋势，以他所处时代为参照与谱系，阐释中国油画史自身的内在结构关系，梳理出主体轮廓和基本脉络，出版了四卷本的《闻立鹏文集》，给中国美术界带来新的启示。

(《艺术星空的时代闪光》——中国油画赏析)一书，给人以空谷足音之感，这足以证明他对古今中外的绘画理论有着广泛的涉猎和钻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他认为当代中国油画艺术，包括现代主义艺术，须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他从大文化的视角出发，以更为普遍的艺术立场，将百年中国油画史的艰辛开拓与曲折成长，作为一种链条式的解释体系，在不拘一格的审美判断中，挖掘尽可能多的价值与意义，更深切地触及他所意识到的希望、欢悦、悲痛和存在的奥义。在绘画理论方面，既大刀阔斧又简洁明确，细致入微，论述过程中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行文简明扼要，风发韵流。在油画艺术探索方面，他也当仁不让，形色的创新与突破，在他晚年的创作中纷至沓来。他对艺术表达系统进行了宏观与微观的区分，这对更深刻地理解他的思想境界大有裨益。他对既有的绘画理论进行系统的清理时，对自身理论的建构，也在美学理论的平面上展开，时时联系着当下的艺术创作实践，让人分享从不缺场和失语的审美体验，学习和挖掘新的创作资源。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闻立鹏的理论修养和批评勇气，集中体现在(《呼喊真诚 呼喊崇高》—— 一个油画家的沉思)这部书里，他的审美自信和对艺术的真诚，源自他爱艺术爱得朴素而又庄严。闻立鹏有着广泛的阅读品味，丰厚的审美积累，他以高瞻远瞩的情怀和态度，避开艺术史学家个人的知识话语，阐释许多值得深刻加以反省和质疑的问题。今日的中国油画机制是多元的，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有跨国玩世主义的，有政治波普和极端前卫的，也有自恋的精英主义的。在这种杂语喧哗的文化背景中，闻立鹏不是简单地扬此抑彼，充当美术理论的搬运夫，他认为一切艺术创作手段，都是为了感染观众，获得更大的审美愉悦。十年浩劫的恶果，人性的邪恶与堕落，触发出一系列格调苍凉的生存苦难，使他迫切找出根基与源头，反照寻求真理和出路的艰难跋涉，使他关注社会历史变迁中人性的真诚与崇高的恒定部分，阐述艺术说到底是为着人类的，艺术的现状应以足够的危机，唤醒每个人的社会良知，再次召唤真正的中国精神。

闻立鹏的(《艺海纪行》——我的艺术探索之路)，不是美学史的高屋建瓴，而是对绘画艺术本身，冷静地进行剖析和反思，记录了日常创作中的构图、基调、色彩、技艺、笔触、局限、嬗变的感悟与表达。就内容而言，这既有助于画家的智性表达，又有助于读者的解读与审美，契会于一个理想的精神交流情境，还拓宽了绘画创作和理论的意义边界，使之包蕴了旨在促进读者理解作品的所有因素，从而标志着一个富有爱意、充满智慧、前景广阔的油画大师的诞生。在他的论述中，有意识地对自己补偏救弊，诸如他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质量，这使得他对油画创作的探索，跨过前代与后代的疆界，更加富有前瞻性和共享性，更加富有审美意味，表现出更强烈的博爱精神。这有助于新一代画家们在更深广的文化背景下，把握传统秩序和民族思维的内涵与视点。在这个深层意义上说，闻立鹏是一个值得尊敬和维护的艺术大师。

在(《追寻至美》——闻一多的审美人生)中，人们不难与眼泪相遇，这是闻立鹏眼含爱戴的泪水，对父亲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工笔描绘，为父亲树立了心灵的纪念碑。在一个特殊的年代里，闻一多在艰难的不懈怠的努力之中，找到了人类的盼望与出路，虽然举步维艰，但并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对承受过民族耻辱的人来说，闻一多的爱国精神与情思诉求，是人类共同渴求的精神之路。在某种意义上，他的《红烛》一诗，是作为他人生追求的重要价值与尺度，体现出艺术家应有的悲悯、爱意、阳光和希望。他的伟大与牺牲，直到今天还影响着闻立鹏的艺术创作，并视为荣辱与共的中国脊梁。在消费化和肉身化的后现代文化逻辑中，民族精神日益成为空构，欲望膨胀导致意义与精神被放逐。闻立鹏满怀焦虑和热望，仍然做着在他人眼中不屑一顾的忧思，他没有一味盲目崇拜父亲，而是用一生的精神气质和思想行为，勾勒出一个为人类贡献出良心的艺术家的灵魂。

艺术创作理念的放大和延续

毫无疑问，晚年的闻立鹏既谦虚又憨厚，目光中流露出的那种大画家少有的质朴和诚恳，给人一种亲切感和信任感。他不再是民族代言人身份，而只是一个著名画家的身份介入社会，这使他以个人的直接感受方式，乐于把思想的力量转化为艺术奇观，在理性呈现中展示写实主义审美理想，这一切使他的绘画艺术给人以奇特的感受。在他精炼简洁的色彩语言中，可以看出深邃的对民族意识的体验，以此达到了精神超越的演变阶段。但他仍在思考一个古老的问题：何为艺术，艺术能何为，又是为何。

当闻立鹏着眼于质疑乌托邦式全球化图景时，发现人们无法逃避物质财富的引力场，人仅仅成为生产工具，成为消费社会中的一个环节，这是后工业时代的最大特征。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当代中国美术的重心逐渐走向商业化、市场化和拍卖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当代中国精神的重心倾斜。卷入焦虑与热望的结果，一切都是文化、媒介、权力和肉身感受，艺术家的内涵发生了膨胀、扭曲和游离，他们的肉身狂欢和内心悲伤，与民族和国家无关，只是把抵抗、反讽、隐喻、畏琐、欲望、阴暗、乖张、颓废、自闭、轻狂和清高等时代的精神病症突现出来，导致国家与民族的启示越来越少，没有了中国概念的重负。在很大程度上，闻立鹏得力于形式方面的探索，那些超乎寻常的对中国精神的表现，其实是检视百年中国油画之中，探索出具有革命性策略和意义，就这策略和意义而言，他对创作经验的提示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来自父亲的崇高和伟大，这与他所表现的对象是否具有现实性无关，重要的是他本人具有对繁衍的现实脉络的理解;另一方面来自他直接把握历史呈现出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因此，在他所有的绘画作品中，人们会遇到一些抽象的形状。从《蓝色的记忆》到《白石》系列，他体悟出抽象绘画的幻美，无论内心一言不发，也能把生命力和人类精神，与博大的自然融为一体，描绘出人性的崇高与壮美。

一个伟大的画家，是否符合一定的社会检验标准，人们首先对充满个性的画作感兴趣，其实才对充满个性的画家感兴趣。事实上，闻立鹏在双重意义上面对艺术创作，他既面对艺术既定的文化制度力量，又面对正在变动的中国现实。因而他的艺术创作有其历史真实性，他所追求的艺术姿态，他所表现的中国精神和价值认同，他对崇高和壮美的标榜，都以主流意识形态为基础和导向，以其令人惊异的创造力，对高贵而独特的艺术理念的坚守，保持着极高的写实主义创作水准，成为当下中国油画界的重要议题。他在理想主义维度上寻求的艺术创新，在处理色彩语言和存在世界的复杂关系方面，以及对英雄人物进行符号化的表现方面，显示出他特有的理想主义表象策略。显然，他从雄伟壮丽的群山峰峦中，体悟出壮美和崇高的境界，把宏伟、庄严、伟大、崇高、永恒等视觉感受，转化为创作规范与艺术功能之中，力求探索形式美的多重性和可能性。他以“山”字的形态，构筑群英形象，淡化叙述化和概念化，以色彩语言为基，突出国家意义的颂歌力量，在思想协奏与情感交响中，追求一种悲怆壮美的人格魅力，一种崇高永恒的中国精神。

由于一种既定的文化背景，闻立鹏以激进的写实主义方式，创造出“民族和国家”的特殊的艺术之路，他笔下那些粗糙的石碑，可以称为历史过程中的纪念性、颂歌性、石制性的英雄形象。在历史终结之后的虚空中，他用古典主义的艺术风格与色彩图式，一直进行着对中国精神的追寻和反思，他把父亲描绘成富有智慧，又表现出和谐，具有尽善尽美的现实感觉。《向往》是一幅带有复杂意象的抽象艺术作品，炊烟般的悬浮液，在深度意义上是他父亲的灵魂，或是文化意向的父亲的影子。在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变动中，影子成为历史性多元化的实体，实体成为生命价值的影子，远离世俗的狂欢、阴谋和陷害，在无边渴望的蓝色天空自由飞翔，灵性精神在轻盈飘升，表现出广阔无垠的创作奇想，以及精湛高超的技艺。《蓝色的记忆》在艺术形式或艺术思想上，实践得新颖和乖张，他肯定心灵所体验到的真实，是一种寻求新的表达方式。这种变形的几何图形，在毕加索那里成为分割的观念，灵性精神被他表达得淋漓尽致，从中看找不到真正的人像。这种割裂的绘画技术，表现出的是分裂的人与分裂的世界，人类所遭遇的困境已经昭然若揭了。在这个荒凉的大地上，闻立鹏尽其所能地把人类的希望和信心聚拢起来，以获得一个完整的价值基础关怀人类。他从色彩丰富的墓室壁画，得到具有现代性色彩语言的启发，用退色的赭石、生赭、石灰白、烟灰黑，象征父亲的忠骨，子弹穿过的伤口，燃尽的蜡烛体。他让父亲的忠骨在无垠的蓝色天宇悬置起来，令人想起远古的审美趣味，体现出一种生动的富于想象力的色彩风格。这并不意味着他在真实面前，已经失去了意义和价值的想象力，他的困惑和焦虑，也不是他对世界失去信心之后的灰暗思想，而是一个让人心酸和流泪的事实。他在使用割裂手法作画时，以蓝色的渴望表现人格重新变得完整，为实现这个蓝色的理想，他还在探索另一种更为内在的真实。价值核心的丧失，使现代人生活越来越追求外在的刺激，艺术也在追求一种外在的形式推演。《红烛序曲》是对宏伟气魄的酷爱，让人联想历史性浮雕、葬仪艺术、石棺艺术、圣像艺术、凯旋门和纪念柱。他以汉字结构的规范与功能，探索绘画语言节奏与和谐概念，赋予以非凡气魄和极端精美结合在一起，既简洁明确，又蓬勃生机，以及庄严肃穆和丰富想象，都在这幅作品上达到完美平衡。在这幅格调沉重的油画里，他把理性和诗情成功地融为一体，使理想主义的澎湃激情，借助建筑几何和壁画艺术的沉稳，取得了情怀、价值、心性和理想等本体意义的平衡与发展。这与他父亲对中国超量的热爱，知识启蒙和精神重建是一脉相承的，就像罗马艺术一样，肖像艺术负担着极为重要的宣传作用，即便艺术渐趋死亡，但伟人的形象则万古长青。

就社会文化心理而言，在人们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对于一个从特殊年代走过来，怀着满腔热情报效祖国的艺术家来说，当历史沉重的一页翻过去之后，闻立鹏重新对历史进行文化编码，塑造了一个特殊时代的艺术气质。除了油画创作，闻立鹏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和美术理论建设，也都做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近几年来，他更是努力尝试更多艺术形式的探索，并且深涉于国内外文化艺术交流事业，把自己的精神能量，放置于更为宏阔的场域之内，体现着他长期以来艺术创作理念的放大和延续。

傅查新昌 2008年12月12日 星期五 于乌鲁木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