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绘画史上，石鲁是个不得不
提及的人物，他是长安画派的掌旗人，也是野怪乱黑的总头目……从延安的艰苦时期到文革动乱，再到粉碎“四人帮”春暖花开，他人生的63年，恰逢国家几经变革，几乎每回他都从浪头跌到谷底，但他从不曾屈服，总是通过艺术创造强烈回应现实。为这样一位艺术大师立传，难度可想而知。王川兼具作家和画家双重身份，又是文化研究者，因此，集感性认识与理性思考为一体，并且文字洗练、精准的《狂石鲁》，实是非他而莫属。
准确地讲，《狂石鲁》是一部人物传记。在这部书里，生动的细节描述、贴切的分析论述、翔实的资料考据和独到的艺术鉴赏，看似信手拈来，实则颇具匠心，没有开阔的视野和充足的笔力，记叙与论说上的举重若轻是无法想象的。更何况，石鲁是个复杂的人，丰富的人，还是个“怪人”，这就给记述者带来了更大的难度。王川在分析石鲁作品时不乏独特见解，对他在艺术创造上的“反叛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对他“精神疾病”的产生没有一味拔高，而是实事求是、剖析入理。作为绘画大师的石鲁是一个极具个性的、鲜活的人，但并非完人，他的瑕疵无碍于人格的完整和艺术品格的高尚。在这一点上，《狂石鲁》是对九泉之下石鲁的尊重而非贬低，也是对热爱他作品的后人的尊重。
《狂石鲁》还是一部石鲁艺术鉴赏典籍，站在艺术史和社会学的高度，对大师不同寻常的创作，进行了专业化的、详尽细致的分析研究，特别是附录里的《石鲁年表》、《石鲁论》和《石鲁作品的鉴藏》弥足珍贵，是后人研究石鲁不可多得的基础资料。
我想，石鲁与王川的缘分是造就这本书问世的原始动力，而对伟大艺术的渴望是我们热爱石鲁的共同理由。石鲁曾说过，他是个“大自然主义者”。这个大，应当做“宏大”和“博大”理解。也就是说，石鲁追求的不是纯自然主义，而是从自然出发，到达更高的人生和艺术境界。这样的认知，对于今天的艺术创作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这也是《狂石鲁》留给我们的重要精神财富。
作为《狂石鲁》的姊妹篇，《白发狂夫》是一部主人公以石鲁为原型创作的长篇小说。两部作品一实一虚，一真一幻，相映成趣。《白发狂夫》早于《狂石鲁》近20年问世，后来获得“人民文学奖”，入选“建国六十年长篇小说500部”，今年再版，与《狂石鲁》比肩而列，颇有意味。
《白发狂夫》是王川文学创作的代表作品，在90年代初一气呵成，并产生重要反响。小说自然有小说自己的规则。这部作品显然与《狂石鲁》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作为评传《狂石鲁》必须严格尊重史实，着重突出石鲁的艺术创作特征，而作为小说，《白发狂夫》则必须突出王川的个人思想情感，展现作家本人的价值取向。在我看来，武石这个人物形象虽然源于石鲁，却又不完全是石鲁，而是他们那一代画家的“杂糅”，是以石鲁个人之命运描绘那个时代的艺术人生和社会风云。
武石是个天才画家，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天才注定会有不平凡的人生经历。要么天堂，要么地狱，而武石果然就徘徊在这其间。虽然是延安时代的革命干部，具备躺在功劳簿上享受生活的资格，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其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武石选择的是向艺术进军。问题在于，武石桀骜不驯、胆大包天，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他视艺术创造为生命而政治嗅觉迟钝，显然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
在故事的不断推进中，我们终于发现，非如此，武石就不可能有杰出的艺术创造力。换句话说，一个绘画大师必然要经受非同常人的人生考验，才会拥有不竭的创作源泉。在残酷的现实中，武石穷其一生所积累的非凡的艺术经验，必将是人类体验生命的共同财富。在这一点上，作家本人也认为，武石犹如中国的凡高，以个人的古怪、决绝，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用句俗套的话讲：他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只不过，武石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英雄式的燃烧，而是发自生命内部一种渴求，他在燃烧自己的时候，获得了人生最大的解放。他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选择。王川同样是这样，他只有完成《狂石鲁》和《白发狂夫》一实一虚这两本书，才不枉与石鲁的忘年之交，才不枉60余载人生对艺术的不倦追求。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讲，艺术和人生是不可分割的，没有了艺术创造，生命就失去了意义。为此，《白发狂夫》围绕武石命运的起落塑造了一系列艺术家形象，其中沙雁则以著名诗人闻捷为原型。在这个意义上，石鲁与王川的缘分则是一种必然，《白发狂夫》也可以说是向那一代艺术家致敬的作品――寄托了新一代艺术家对前辈的缅怀与追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