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鲁是在党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人民艺术家，是现当代书画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文化英雄，也是古都长安孕育出来的书画奇才，他为西北地区的美术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19年出生在四川省仁寿县冯氏家族的石鲁在20世纪新文化运动思潮影响下成长为具有叛逆精神的热血青年，1938年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就读期间他偶尔读到一本《毛泽东传》，为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所吸引，产生了对革命的向往之情。1939年石鲁用家人给的学费买了一辆破自行车转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走向了让他魂牵梦绕的革命圣地延安，后几经辗转于次年才到达。1940年石鲁被安排在陕北公学学习，期间正式更用现名“石鲁”，表示对于石涛和鲁迅两位文化伟人的崇拜。后来西北文艺工作团成立，石鲁入团从事舞台美术工作，正式开始了他的西北画坛生涯。其后成为美术业务骨干的石鲁因革命工作需要辗转于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美术工作委员会、延安群众日报社、延安大学文艺系美术班等西北文艺机构，边创作边教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石鲁随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创作部迁至西安，开始参与西北美协的筹建工作。延安岁月中，石鲁以他的才情与襟怀吸引、团结了一批西北画坛耆宿硕彦，汇聚成为一个地域画坛，灿若群星闪耀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画坛。
1951年西北美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石鲁以最高票数当选为西北美协主席。但是考虑到自己是党的文艺家，党外还有一批在西北书画界颇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专业群团组织应该吸纳这部分人员为国家文化建设贡献力量，石鲁力荐西安著名国画家、民主人士赵望云先生为主席，自己做副主席并兼西北画报社社长。石鲁推荐赵望云担任西北美协主席无疑使协会具有了更加广泛的代表性和强烈的凝聚力。1954年西北美协改建为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赵望云与石鲁又团结了一批西北地区著名画家如何海霞、康师尧、李梓盛等人。何海霞经石鲁介绍成为协会专业画家，他与石鲁、赵望云被誉为“陕西三杰”。随着赵望云担任美协主席，他的一批弟子徐庶之、黄胄、方济众也都汇聚到协会周围。当时黄胄还在兰州西北军区工作，创作《爹去打老蒋》《苹果花开的时候》等作品引发广泛影响，徐悲鸿在1951年的《新建设》中著文盛赞石鲁与黄胄“前途未可限量”。石鲁在西安美协为黄胄准备了一个大间的临时画室，又为他向美协借了一些家当，同时作为黄胄新婚居所。这时协会大院聚集了赵望云、石鲁、黄胄等画家，可谓丹青汇聚，蔚成大观。 此后西安美协进入了艺术创作的高峰时期，石鲁与赵望云、何海霞一起切磋研究山水画的创新问题，组织中青年画家共同外出写生、观摩展览，石鲁利用到京开会的机会购买了大量画集、画谱，增设协会资料室，收集、借调古画名作供大家观摩临摹，开展理论研讨，气氛异常活跃。1956年石鲁与赵望云共同赴埃及出席亚非国家艺术展览会，回国后在京举办赵望云、石鲁埃及写生画展。1960年西安美协又成立了中国画研究室，石鲁牵头开展理论工作，这个时期他承继赵望云的理念，提出了“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的艺术主张，这成为协会的艺术共识与宗旨。石鲁带领协会艺术家深入乡村写生，于1961年在北京举办美协西安分会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引起强烈反响；后来又到南京、上海、杭州巡展，新中国初期的画坛刮起一股强劲的“西北风”，汉唐气骨再呈华彩。陕西积淀深厚的地域文化传统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发祥历史交汇融合，通过具备传统文化素养、新型知识结构和亲身革命实践的艺术奇才石鲁的画笔，产生了《转战陕北》这样融艺术性、思想性于一体的千古艺术绝唱，再加上后来的《东方欲晓》以及江苏省国画院钱松喦、宋文治的《红岩》《山川巨变》等新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画改造的最耀眼的亮丽景观。西安国画群体异军突起，蓬勃发展，与江苏国画院共同成为两个艺术重镇。 1964年石鲁的噩运来临，奠定他在新中国画史上基本地位的代表作《转战陕北》忽然被指责为把毛主席画在悬崖边上，意指革命“走投无路”。于是这幅革命历史经典之作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展墙上被撤下来打入了冷宫。这对于石鲁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精神打击，1965年他停止了创作，后来就患了“妄想型精神分裂症”。1966年“文革”到来，西安美协的整体创作陷入停滞。在新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操纵下的美协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批斗会，石鲁成为众矢之的，即使在精神病院治疗也难逃噩运。在医生劝阻无效的情况下，石鲁被强行带出押往美协大院批斗，苦心开创的文艺园地而今成为自己的批斗场。他被勒令住在美协仅有一张床、一张桌的小屋里进行隔离管制，接受无休止的批斗、游街和拷打。1970年石鲁苦心经营的西安美协彻底解散，前院的办公室、展览厅划归给一个商业服务公司作为机关办公场所。一天早晨众人还都在熟睡之中，忽听外面有人叫喊：“望云快起来，我已经占领了服务公司了，美协又回来了”。大家出来只见石鲁一手持棍，一手握着一团电线，眼中透射出亢奋和杀气。疑惑中，服务公司的人员上门理论，说他们的办公室门锁被撬，电话线被剪断，话机也不见了。原来石鲁经受不了协会解散的刺激，他采取了“文革”中流行的疯狂抢班夺权的荒唐行为，以牙还牙，企图通过“占领”把协会抢过来。望着得意的石鲁，大家都掉下了眼泪，石鲁太爱他精心开创的美协了！ 桀骜不屈的抗争和接二连三的出逃让石鲁的罪行逐步升级，由“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直至判处死刑，在家人和医生的多方奔走下石鲁躲过了生死劫，但依旧轮回于牛棚和精神病院之间。1973年政治气候稍转，陕西省文化局官员造访，请石鲁作省文化局美术创作组顾问，辅导青年画家进行革命历史画创作。在当代中国画坛石鲁是遭受“文革”浩劫较为深重的一个，精神的刺激、身体的拷打让他患上多种疾病，但是对于党没有怨言，英雄气概依旧，在春寒料峭的政治气候中毅然再度出山，这让整个西北画界哗然，人们预感到世道真的要变了。有关部门把原美协厨房修葺一新，提供给石鲁作画室兼卧室，又回到协会的石鲁再次焕发出艺术的青春，不遗余力地教诲后学。1974年批“黑画”风潮掀起，石鲁再次遭受冲击，他画的一幅《梅花》因为构图是梅枝倒垂而被说成是“倒霉”，影射“文革”，饱经沧桑的石鲁对此已是家常便饭，冷笑置之。1976年“文革”结束后许多画家都复出工作，但是石鲁的冤情并未立刻得到平反，他直接写信向党中央申述。在京好友多方奔走，石鲁的冤情转到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同志处，1978年文化部派专人前往西安调查石鲁情况，后接石鲁进京治疗。在京住院期间，石鲁得知陕西美协重建的消息异常兴奋，在医院就进行了重建构划。本年底陕西省委干部审查机构给石鲁的平反结论姗姗迟来，这早已不是石鲁的心思所系，他迫不及待地要求出院返回西安主持陕西美协的重建工作，不料长期遭受折磨的身体已不堪重负，回西安后不久病情复发，又被强制送进陕西省人民医院。那年12月召开的重建陕西美协的选举工作会议石鲁没能出席，但是在缺席的情况下石鲁被选举为美协主席和书协主席，这才是社会给予石鲁的最公正的认可。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文化建设复苏，各地美协相继重建或恢复，全国文化系统又陆续兴建了一批画院，石鲁当年通过西北美协汇聚的一批艺术家成为新时期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既有一批成为后来长安画派的主力，也有的离开西北散布到全国各地，在新中国画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1981年黄胄任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何海霞到中国画研究院工作，徐庶之任新疆画院首任院长，方济众任西安国画院首任院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背景下还没有画派这个区域文化地理概念，进入新时期石鲁逝世后的西北美术群体在黄土高原举起了“长安画派”的大旗，石鲁被尊为长安画派的开创人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