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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途坎坷  步履维艰(代序)

彦涵

2013年01月24日18:50  来源:人民网  手机看新闻

  新世界出版社编辑一套《名家心语》丛书,具有丰富编辑经验的张世林先生经由漫画大师华君武介绍,约我写一篇自己的人生抉择和艺术创作的文章。我已是年近90的人,心肌又患重病,所幸记忆力还未完全失忘,我就此概略叙述下去。

  我是1916年出生于江苏省连云港市农村,家境贫困,在亲戚帮助下进入省立东海师范学习。见有上海出版名家画册,至为喜爱,甚至临摹习画。校中美术老师见我喜爱美术,特意摆上石膏像,教我学画,从此我就迷恋不舍了。

  1935年,我又得到在上海经商舅父的资助,考入国立杭州艺专,特别见到那些巨大的石膏像和老师们的画作,感动万分。立志学画,永不更改。我的班级老师是从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毕业回国的著名油画家方干民教授,他具有深厚的写实功力。他言传身教,从石膏头像至人体,从素描至油画,历经数年,我得以打下造型艺术的初步基础。同时,我又选修中国山水画,在国画大师潘天寿教导下,从临摹《芥子园画谱》起,又进一步临摹元、明、清名家山水画,一直到具有自作构图的能力。我记得于1938年参加革命时曾带去一幅自作丈二的山水画长卷,被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看中,我只好割爱了。

  全国解放后,我回乡探亲,查找艺专时代的习作,母亲不屑一顾地对我说:“画那些光着身子的人,难看死了,把它都烧火做饭了!”我只能苦笑了之。所幸还剩下两幅我在一年级时画的静物水彩画,现在还完好地保存着。

  在林风眠大师领导下的杭州艺专,以西方现代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作为教育的主要方针,对学生影响极大。不少学生抱着毕业后去巴黎美专深造的志愿,为此学校将法语作为一门必修课程,我在这种氛围中也不免有此奢望。这时国难深重,我同时具有爱国的思想,未敢后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动组织同学上街募捐,画街头宣传画。是年冬天,杭州艺专节节逃难到长沙时,我听到中共湖南省委徐特立的报告,得知八路军华北抗战大获胜利,又听到延安成立抗日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令我心神向往,但又不得其门而入。继之,艺专又撤退到湘西沅陵,据说还要撤到云南。我再也待不下去了,于1938年6月底弃学跑到武汉,找到在三厅工作的大学长卢鸿基,得其找人帮助,拿着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信,直奔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到,步行11天计程八百华里到达延安。进入鲁艺美术系,经三个月思想教育,确立革命人生观和艺术观。在鲁艺没有国画、油画的学习条件下,我参加木刻训练班,遂于11月份参加以胡一川同志为首的“鲁艺木刻团”,随军前往太行山抗日民主根据地。到达后,满怀热情举行两次木刻展览会,干部不爱看,群众不理解,成为工作团同志们考虑的大问题。

  工作团在这段时间里曾创作过一些连环画,为《新华日报》(华北版)刻过很多插图,出版过《敌后方木刻》画报,但是,都没有真正得到群众的喜爱。直到1939年底,工作团离开报社独立开展工作,决定利用民间艺术形式组织新年画创作。正是这个时候前总政治部召开部队文艺工作会议,朱德总司令和陆定一宣传部长提出,要把笔杆子和枪杆子配合起来为抗日战争服务,为战士、为农民服务。会后工作团迅即开展新年画创作。我是一名初出茅庐的新手,不顾能力薄弱,大胆刻出《保卫家乡》新门画两幅,竟然得到群众的喜欢,于此同时,前总政治部成立“八路军鲁迅艺术学校”,我受命调到艺校负责组成“鲁艺木刻工场”(场所之意),调集十数人秉承总部指示精神,以木刻画开展宣传工作。

  不料于1940年后,忽然调我去大后方执行与艺术完全无关的任务。革命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毅然前往。我随身携带两套新年画,到达黄河北岸一处渡口,反动派军警检查很严,我恐其被没收,交予同行民主人士李公仆先生带往重庆展览,从此我和李先生再也没有什么联系了。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著名记者安娜·斯特朗来华,赠送中国美术家协会一卷幻灯片,她说在抗日战争时来到重庆采访;是李公仆先生所赠,我展开一看,正是我交给李先生上述新年画中的一套。据悉,李先生的夫人张曼筠于1959年7月把另一套新年画原作捐赠给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其中《保卫家乡》两幅,今载入《中国革命博物馆藏晶选》177页。

  话再说回到1940年,我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以后,组织决定留下担任外勤任务,我在那险情环绕的秘密战线上,胜利完成艰巨任务,前总政治部罗瑞卿主任在大会上两次表扬:“有立功表现”,“晋升营一级”,并且要提任宣传科副科长,我不愿改行,终于谢绝,仍旧回到木刻工场我的艺术职位上。

  当时针对国内两次反共高潮和妥协投降的气焰,组织创作《八路军华北抗战》一本大型木刻集。表扬我军历次胜利的战役,驳斥反动派的谣言,鼓舞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每逢新年到来之际,都要组织新年画的创作,以及连环画、招贴画、传单等以应农军的需要,每年印数达数万份,由总政宣传部有组织有计划地分发到部队和地方。

  在木刻工场刻的一套领袖像中,1941年我根据徐肖冰摄影家的摄像——《彭德怀副总司令》,再行以木刻技法创作一大幅《亲临前线指挥的彭德怀将军》木刻画。彭总夫人浦安修来到我们驻村,说是彭总和左权参谋长很欣赏,我当即奉赠两幅,左权参谋长于1942年牺牲,此画作为他的遗物之一现由军事博物馆收藏。2004年春,北京抗日战争纪念馆,从太行山上一位革命老人那里,接受又一幅彭总在前线这幅木刻画,极为珍贵。

  众所周知的原因,彭总和我都曾是身处逆境的人, 195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彦涵木刻选集》中有这幅作品,国家出版局在禁书单上把它名列前一。

  我们当年一手拿枪一手握着木刻刀;战斗在抗日最前线。1942年5月反扫荡,我们木刻工场牺牲三位同志,1943年又牺牲一位同志,还有两位是从死亡线上奋斗过来的,我是个幸存者,当不忘记他们的遗志。是年11月,我创作两幅木刻——《宁死不屈的人们》和《侦察员》,前者是我亲耳所闻的真情实事。后者是我不止一次的和武工队深入敌区,把我创作的《十凄惶》的组画,这一反映在日寇铁蹄下我国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另一幅关云长夜读春秋的《身在曹营心在汉》木刻画发给敌伪人员,告诫他们勿忘祖国,反正抗日,才是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

  1943年,我们调回延安鲁艺,虽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是社会环境较为安宁。尤其见到同志们那些佳作,值得我学习不怠。可是在整风,生产情况下,经常上山开荒种地,生产纺线,按时学习,大会小会,可以作画的时间很少。虽然如此,我还是利用零碎空暇,以敌后方时的生活体验为素材,创作一些木刻版画。如《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不让敌人抢走粮草》、《来了亲人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连环画等。我们经过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我又一次以民间年画形式创作两幅《军民合作》、《抗战胜利》彩色木刻新门画。这些木刻艺术作品与敌后方宣传性的木刻画有些不同,经周恩来同志带到重庆,后见大后方出版报刊和美国《生活》、《时代》画报上发表。《狼牙山五壮士》印成袖珍单行本。这是我的作品第一次走出解放区,走出国门,是鲁艺美术系推出的。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到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工作,不久之后、我通过反动派与敌伪的封锁线到河北白洋淀体验生活,并参加二区的实际工作,同时画了一些速写,后因战争疏散失去,惟一剩下的是《慰问》,这是反映抗战时期亲如一家的军民关系。

  因解放战争所致,我们转移到冀中平原,我曾在华北十一军分区亲身参加四次战役、在第一线进行战地宣传工作,即时以速写表扬那些战斗英雄,或是战地喊话,押解和劝说战俘转变立场参加解放军,甚至紧跟战士们冲锋陷阵,作为一个军旅画家,在战场上只能随战况的变化而变化。直接或回接的生活体验,促使我后来创作一系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木刻版画,尤其是我身处逆境的漫长岁月里,这些作品也是我最大的精神寄托。

  与解放战争同时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我曾参加河北省获鹿县土改,并任该县土改四个实验村的组长,认真执行政策,没有出现大问题。前后五个多月有着很多的体会,我既是一个美术工作者,必然反映在我的作品上。计有《诉苦》、《审问》、《清算》、《向封建堡垒进军》、《分浮财》以及《豆选》等木刻版画。其中《豆选》是反映农民自身条件所限的创造性选举方式,是最基层的民主活动,也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见闻。到全国解放后,1949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要我把这幅木刻版画放大为约6平米一幅大油画,挂在中南海会场主席台的一侧,其意义非同一般,颇为委员们瞩目,此画现存何处,不得而知,幸而木刻原画多被国内外博物馆、美术馆、收藏家收藏。

  1950年,上海、杭州解放后,由延安鲁艺美术系华北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老主任、老版画家、著名美术理论家江丰同志带领我们前往杭州接管艺专,委任我为预科主任与教授两职。我数次率领学生下到农村体验生活,进行创作教学。我自己也搜集到一些素材,创作一本《翻身前后》连环画,纯粹线性白描,也是我不多的作品,反映解放前后不同时期农民苦乐的对比。我又创作《日寇以水代兵》 (又曰《水祸》)和《把红旗插在祖国最高峰》两幅大油画,曾参加1950—1951年赴前苏联、波兰、东德三国的中国艺术展览。我在赴苏展览期间,征得苏方同意,把被帝俄时代从圆明园抢走的36本《永乐大典》收回祖国,现存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实属幸欣之事。

  从此以后,我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和从事绘画创作。每年必带学生下乡、下厂体验生活,完成创作教学任务之余,我也创作一些诸如《炼钢厂》、《淮河水闸建设工程》、《治淮民工》等题材的版画。1942年,我带领学生在太原钢铁厂体验生活时,受命为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和平大会代表团创作一幅有关和平题材的绘画,带往斯德哥尔摩参加第二次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我夜以继日按时完成一幅《我们衷心热爱和平》彩色大幅招贴版画,据我所知,在大会展出时,苏、波、捷、德等国画刊整版载出。原画被莫斯科国家博物馆收藏。

  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北京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1952年专门成立兴建委员会,并设立美术创作组,由刘开渠(负责雕刻组织工作)、彦涵(负责画稿设计工作)任常务副组长,碑身下周八面浮雕与画稿设计,各有分工。其中《胜利渡长江》一面,由彦涵创作画稿,刘开渠负责雕刻和组织工作。整体工程1958年集体完成。

  话又说回到1953年,我作为解放军总政宣传部美术记者赴朝鲜采访,回来后创作《中朝友谊血汗凝》、《刚刚摘下的苹果》等木刻版画作品,具有它的历史意义。同年在高等院校调整时,我在中央美术学院力争版画系的成立,以至影响全国高等美术院校相继成立版画系,有助于人才培养和版画艺术事业长久的发展。是年中国美术家协会成立创作室,我调到那里工作数年。于1956年总政宣传部约定我创作一幅《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大油画,我花半年时间完成这项重大任务,此画长年悬挂在军事博物馆展览大厅里,供无数来者观赏。最感痛心的事情。因我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幅画被彻底破坏了。我是无罪的,他们却是犯下了一大过错。

  上面说了,我是错划的右派,我是有2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且“有立功表现”的右派,我是全国被划成右派五十五万人之一。于1957年我继《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油画之后的第一幅作品是《老羊倌》木刻版画,以示老幼之爱,人的善良本性,此画迄今被国内外收藏甚多。第二幅画是以宏大的“钢铁厂”为背景的写真彩色版画,我当时并不因为身处逆境而失去对社会主义建设歌颂的热情。

  此后,1958年,下放河北怀来县劳动改造,我和老伴白炎,小儿子彦东一起离开了北京,心想种地为生,何足惧哉。美协总支书记张悟真大姐亲自送达,好像有所关照。幸有县委常务副书记齐建新、组织部安部长的关照,不但不让我下到农村生产队,而且安排在县报从事木刻工作,也是县报的需要。正是我的老行当。刻了很多插图,大家表示满意,说我改造得好,真是天知道。终于因病重回北京,做胃溃疡外科手术,有两年未能进行创作。仍是属于控制使用的人。

  1961年得美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蔡若虹的厚待叫我和画家张汝济同去内蒙古画画,受内蒙文化局长布赫的礼情关顾,我的精神大为振奋,先后在呼和浩特、锡盟、海拉尔、大兴安岭约有三个多月,画有几十幅水粉画,反映内蒙草原牧民的美好生活与风景。博得民委领导萨空了同志的欣赏,特地在民族文化宫为我与张汝济举行一次展出,可算幸运之至。但我终究不能摆脱控制与压力。为着不辜负自己大好年华和艺术,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为人民多做点事情。正好,1962年,军博美术组组长、也是太行山抗日前线的战友版画家关夫生同志约我创作一幅《百万雄师渡长江》大型彩色版画,我欣然从命,在一个月之内完成了这幅作品,长期悬挂在军博的展厅里。不知什么原因,这幅画自文化革命起再未见其踪影。是否和《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油画遭到同样不幸的命运?所幸在中国美术馆、中央档案馆、彦涵美术馆各藏一幅,有时能与群众见面。

  1965年正当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到来的时候,中国美协秘书长、画展主持者华君武同志要我创作一套抗日战争的组画,我曾是八路军里一个美术小兵,面对这一光荣任务,满口应承下来,我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创作出一套6幅的抗战组画,连同我那幅《百万雄师渡长江》等一道展出,受到观众的肯定。

  我能够领受上述那样的任务,究竟是有限的,我尚有很多时间,不能白白虚度过去,文学插图,本是我在长期艺术创作生涯中乐此不疲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在小小居室里阅读鲁迅等的小说、诗文,深受感动,操起刻刀和画笔,设身处地、悉心揣摸,以绘画语言形象表达文学语言的思想与形象为乐事。同时我又创作一些有别于插图,但又包含着一定文字的因素,是在古今美术领域多样格局中,常为人们所用的一种形式构成的组画,有其一定的历史与现实的意义。其中我为李建彤著《刘志丹》小说作的插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同样的厄运。常言道:“祸不单行”,接着我为陈登科著《风霜》小说插图,遭到批判时,我也未能幸免。

  命途多舛,我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为外交部新建国际俱乐部和北京饭店画了些小幅山水中国画和花卉套色木刻版画,又被打成“黑画家”,遭到小会大会批判,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来也怪,艺心不死,索性继续画起国画来了。不仅如此,我把多年很少动笔甚至中断的油画也重新恢复起来,而且自有感悟,别开生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无数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同样,我那21年既错且冤的右派一案,终于被彻底推倒;恢复一切。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艺术创作有了宽松的社会环境,人们大脑思维活动有了广阔的空间。民族艺术与世界艺术的交流、互益势在所趋,艺术多元化,必有它纵横多向联系的复合牲。面对现实,我不能墨守陈规,原地踏步,自当沿循艺术的规律进行探索求新,不拘写实、抽象创作方法之一格,随心所欲,直抒胸臆,创作与人民有益的美术作品。我虽然年到九十,还想在这方面再出新作,是为己愿。

(责编:任文(实习生)、赫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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